第四卷

第四十四章 残喘台湾

民国春秋 作者:刘凤舞 编著


  国民党在军事上,从大陆撤退下来的蒋军,号称60万之众,但实际上这些未经整补训练的残兵败将,是乌合之众,根本无战斗能力,早已成为惊弓之鸟,或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空留番号。官兵成分也是五花八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空军有8.5万人,各型飞机400架,但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只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也只有2个月。海军有3.5万人,舰艇约为50艘,与空军面临相同困难;零件、燃料皆不敷接济。

  经济严重困难,人心不稳,台湾人民对蒋介石的“光临”并不欢迎。台湾人民被日本奴役长达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盼的是过上自由康乐的生活。但随着国民党大员的到来,腐败风、涨价风也随之吹到台湾,造成工人失业,市民破产,农民陷于生活绝境。

  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曾在大陆有几年热闹风景,如今落得风流云散,分崩离析。

  宋子文没有陪妹夫蒋介石在大陆坚持到底。中共把他列为重要战犯,国民党内又有人说他侵吞巨款,要他至少交出全部财产的一半。美国人大骂蒋介石政权腐败时,也总忘不了把他扯进去。他在大陆无法呆下去了,便于1949年1月辞去广东“省长”职务语。认为整个自然界就是宇宙间唯一的实体,实体自身即是,带着妻子张乐怡先走香港,转巴黎“治病”,6月10日踏上美国,去料理他的大量家财。

  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促成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成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第一号聚敛之臣,曾一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3要职。终因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被宋子文、政学系、CC系联合挤下了台。于是,宋霭龄从美国来电,称她要在美国开刀,要他前往。孔遂于1947年去了纽约,住在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经营他的银行业去了。

  陈果夫、陈立夫随国民党党部一起迁来台湾。陈氏兄弟当年深得蒋介石知遇,成为蒋介石反共事业的中坚,他们结党营私,形成了渗透于党、政、军、文化教育、财经各方面的CC系。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感到,自己的统治正面临着CC派的潜在威胁,从而埋下了蒋陈明争暗斗的种子。陈氏兄弟为了扩大实力,常常以党内民主派的姿态出现,对蒋多有微词。蒋介石想让蒋经国逐步接管党务系统,而CC派却不给面子,霸住阵地不让。1946年3月,蒋介石想让陈果夫让出中央组织部长而外放为浙江省“主席”,他对陈果夫说:

  “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

  陈果夫当即顶撞说:“现在中央谁又做得好?!”他不肯让出组织大权。

  CC派还想扩张势力,建议把蒋经国任教育长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与CC派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党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企图吞掉蒋经国的三青团干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将计就计,提出由自己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由蒋经国任教育长。CC派便暗中唆使“政大”学生闹事,在公告栏中贴出校长蒋中正的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学生们怒吼:“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蒋介石获知,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但小蒋因此未能当上教育长。

  1947年秋,蒋介石把国民党与蒋经国的三青团合并。蒋经国率领大批亲信进入党的中央,硬性打入CC派的势力范围,矛盾因此加深。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前召见有关人士,将积蓄已久的愤懑爆发出来,破口大骂:“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然后他转脸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一班人。”他赌咒发誓,今后永不进中央党部的门。

  蒋介石到台湾后,觉得CC系是个累赘。在大陆时,蒋为了借重CC派对付其他派系,不得不倚重二陈。在台湾孤岛,桂系集团已彻底崩溃,其他地方派或是有将无兵,或是有兵无将,均不成其为目标了,只剩下CC派了。而蒋介石也从自己人生的大起大落中,看透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决意将来要由骨肉至亲的蒋经国继承“大宝”,卧榻之侧,自容不得陈氏兄弟酣睡。再者,美国人早就因蒋、陈勾结而对国民党有所抨击,为了取悦美国而牺牲二陈,是合算的。

  CC派又与蒋介石的“顾命大臣”陈诚闹得不可开交。陈诚亲历了国民党由兴盛而衰败的历程,深知人心的力量比飞机大炮和原子弹还大。他在台湾任“省主席”,特别是“行政院长”之后,想进行各项改革以稳定台湾局面,因而他希望其“行政院”的令行有威,要求援例享受“立法院”授予“行政院”可以行政令代替法律的特权,遭到陈立夫把持的“立法院”拒绝。陈诚仍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又被“立法院”予以否决。陈闻讯大怒说:“授权案乃是被他CC派所否决,从此行政院长只有陈立夫能当,本人决心马上辞职。”并宣布“行政院”立即休会。

  陈诚又向蒋介石告状,建议把陈立夫和CC派骨干统统送到火烧岛去监禁起来,陈立夫见事情闹成轩然大波,而蒋介石又偏向陈诚,便避居到台中去了,并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国。

  蒋介石本来就想驱逐陈立夫,他已经不看陈氏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他送来的文件,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常委召开的会议。于是蒋托卧病于榻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准许其离开台湾。同时,蒋经国和陈诚请CC派的两员大将余井塘、张道藩吃饭,饭后陈诚请余、张给陈果夫传达蒋经国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

  鉴于蒋介石不出席中常会,也退而不看中央党部的文件,1950年6月22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时,CC派大将肖铮提出建议:全体中常委自觉辞职,以便让蒋总裁实施对党的改造。此建议被通过,并派于右任、居正、邹鲁3元老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胸有成竹,随后召见陈立夫问:“你们兄弟俩跟我一起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几十年,当初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个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摸不清蒋的用意,顺口应道:“确实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惭愧!”

  蒋介石又问:“我不知道你对我党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察言观色,沉默片刻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3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不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

  蒋介石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再出声。

  7月下旬,蒋介石宣布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仅有陈诚、蒋经国、张道藩、张其昀等16人。CC派只有张道藩、谷正纲两位幸存者,其余14人中有10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包括蒋介石的侍从秘书5人,余下的不是蒋经国的亲信,便是陈诚派的成员。这个16人的小班子,取代了原来460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陈立夫在四周的舆论压力下,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离开台湾去美国,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而陈果夫则于1951年8月病死于台北。

  其他非蒋派系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以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为首的政学系,也逐渐瓦解,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虽然尚未烟消云散,但也已日薄西山。张静江、戴季陶一手扶植的朱家骅也早已失势。台湾成了蒋介石的一统天下,国民党成了蒋家店。

  有很多国民党要员,更把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在蒋氏父子退台前后,纷纷带着金银细软外逃,自我放逐。曾任“台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滞留香港;原大名鼎鼎的徐州“剿总”总司令的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尼当了华侨中学教员。

  国民党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有1300余人,有的留在大陆,有许多人已成为北京新政协的代表,有的则不知逃向何处,担任过“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在撤出大陆时,任“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主任”,不愿跟随蒋介石而寓居香港,蒋介石请他去台,并说,若不愿去台,由经济部赠美金5万元请他赴法国研究及讲学,以免翁文灏北上投奔新中国,翁便到法国住了一年多,他思乡心切,向往新中国,终于辗转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人的热烈欢迎。翁文灏的两名助手,原“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孙越崎从香港起义到北京,受到新中国的重用。

  有些从大陆迁台的企业家,机器设备刚运到台湾,终于放心不下,又高价雇船,将机器迁到南美去了。

  1950年新年伊始,对蒋介石集团并不吉利,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元月5日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抛弃台湾: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没有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谋求特权优惠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意利用其军事力量干预现状。美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美国政府不对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意见。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资源足以使他们获得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美国政府建议在现行立法许可范围内,继续执行目前的经济台作署的经济援助方案。

  同时,美国宣布从台湾撤退侨民。

  这无异给了蒋介石当头一重棒。蒋介石赶忙下令让平时受到严格新闻控制的台湾报纸,不得登载半纸只字;只有少数几个掌权者,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蒋夫人宋美龄,逗留美国经年,备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950年1月13日默然归台。

  原来,美国在1949年底得到密报,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冷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有隙可乘,如能使毛泽东“铁托化”,与美苏保持等边关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艾奇逊的主张,符合杜鲁门心意。于是当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访问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美国乘隙而入作文章。当然美国政府早已对蒋介石集团冷淡。在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将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昏庸、专制、无能一一历数,以说明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美国支持不力,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并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去一封电报,通知李,由于时势与环境的需要,他已在台北复任“总统”,希望李以“副总统”的身份在美国作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李宗仁立即通过甘介侯在美国各报刊发表声明,谴声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为违宪行动。李引证“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3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他指责蒋介石说,即使我“代总统”缺位,也该由“国民大会”来补选“总统”,你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已成为一个平民,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

  对李的声明,蒋介石置之不理。

  美国政府收到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的正式通知,又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政府”的“首脑”,还声明说,关于谁是中国“总统”的问题,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的问题。

  蒋介石复“总统”职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记”独家统治。但他的亲生子蒋经国资望尚浅,此时不便一下子把他摆在太惹眼的位子上,怕弄出“蜀中无大将”的寒酸相,有碍各方的观瞻。因此,必须另外物色人选出任“行政院长”。这个人必须对老蒋、小蒋都忠诚不二,既能帮助老蒋支撑眼前局面,又能保证小蒋的地位稳步上升。符合这些条件者,只有陈诚。

  陈诚是四星上将,历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东北行营主任”、“参谋总长”、“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陈诚的优点是治军严格,要求部下不贪财,不怕死,在军中实行人事、经济、意见三大公开,个人操守比较廉洁检点。在贪污腐败成风的国民党显贵中,确属佼佼者。但更主要的是陈诚对蒋忠诚,他与小蒋的关系处得又好,因他的夫人拜宋美龄为干妈,与蒋夫人的关系也非寻常。

  于是,蒋介石让陈诚代替阎锡山出任新的“行政院长”,组织台湾“内阁”。陈诚的台省“主席”位子由美国人欣赏的吴国桢递补,外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向推崇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套法制,有“民主先生”之称。“陆军总司令”一职由孙立人担任。孙立人也在美国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在军中一副美国式作风,也很讨华盛顿喜欢。美国人很早就寄希望于吴国桢和孙立人,希望他俩掌握实权甚至取代蒋介石。1949年10月,郑介民受蒋介石之命出使华盛顿。郑从美国携回3方案,其中之一是美国希望台湾厉行改革,由吴国桢担任台省“主席”,使台湾“人民获得更多的参政机会”。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内外交困,阮囊羞涩,争取美援是它的第一要务。蒋介石任用吴国桢和孙立人是为了讨美国的青睐。他对争取美援,一往情深,从未气馁;然而一旦达到目的,就立马换人。

  孙立人曾在抗战中立下卓著的战功,美国人称他是“史迪威的孩子”。后来孙奉命调任“陆军训练司令”,赴台练兵,他有3个军的番号,美国人又称他训练的军队为“新军”,称他为“伟大的军事家”、“常胜将军”等,又向李宗仁和蒋介石建议由孙立人出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以攻为守,表示愿意让位给孙;蒋介石也向孙表示格外亲切。但这不过是陈诚和蒋串演的一出双簧戏,陈诚不仅没有从省“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反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孙立人见到美国人时情绪低落,埋怨美国人不肯及时行事,落得一场空忙。美国人便通过各种渠道,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防止蒋介石去台。

  蒋介石去台湾之前先到马公岛,并想办法探测孙立人与美国的关系已达到多深的程度。他派国民党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去见孙立人,由陈为他投石问路。陈向孙立人说:

  “蒋先生不想亡命国外,但求台湾一席之地。若孙将军以为未便,则他父子迳去马尼拉矣。”

  孙立人听后吓了一跳,知道蒋对他不放心,便连夜召集人商量对策。次日,孙立人率部下去马公岛,表示欢迎蒋介石去台。孙立人说:“台湾一切当以领袖之命是从!”

  蒋介石这才稍稍放心,高兴地握着孙立人的手说:“蒋某人从此息影田园,再不过问政治。孙将军将来可以出任陆军总司令。”

  蒋经国被安排在“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编阶为三星上将(二级)。官衔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之大。他主管的政治部,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去大陆的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另外,蒋经国又兼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长,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因此,吴国桢当面对蒋介石说,经国兄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

  蒋介石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白崇禧被蒋骗到台湾后,挂了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实际上处在一种无形的软禁状态。一次,白的妻子去香港,到了机场,检查人员对她说:

  “你的皮包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寄去,不应该由你带去。”

  白的妻子果然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经国派人去检查过,连地板都被挖开搜查一遍。名义上说是对所有人都要搜查,实际上,只有白、薛两家如此。每逢当局攻击李宗仁时,白无例外地都要随声附和,发表一通攻击李的言论,以明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模样,台湾的同人见了为之可怜。

  何应钦到台湾后,也只是挂了个空有其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牌子。何应钦自知大势已去,因此处处做出一副绝意于政坛的样子。自称是除了“三打”之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桥牌,二打猎,三打球。后来他又转而成为所谓“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写写“道德”文章。一次,何应钦去东京,久久未回台湾,蒋介石便起了疑心,急派张群去东京“促驾”。

  阎锡山到台湾后,当了几天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后改任“总统府资政”。蒋介石不让他染指自己的“反共大业”,他只有躲在台北附近的一座山上,写空头反共文章去了。

  顾祝同、汤恩伯、胡宗南之辈也都统统靠边站。

  蒋介石复职以后,急切地采取措施,安定台湾局面。1950年3月,他在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面对2000名国民党中上级干部,作了一次演讲,其要点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政府”;(3)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一贯板起面孔教训人,如今能当众认错,同时众人又亡命海外,同病相怜,因此,与会者大多落泪。

  蒋介石觉得是狠抓改造的时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独思党政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顿军队,以求内部精纯,团结一致。”

  蒋介石越想越觉得,国民党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了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决心:“父亲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凡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彻底与共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而让有为之志士革命建国也。’父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改造本党,无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

  蒋介石以16人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个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48岁;蒋又使三军首领年轻化。任命周至柔为“国防部长”、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王叔铭为“空军总司令”、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

  蒋介石痛定思痛,得出结论:政治工作尤为重要。他强调,要和共产主义战斗,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首要的问题是加强政治宣传,以收拾人心,鼓舞士气。他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硬要人们相信,台湾会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并且还订了“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日程表。

  蒋介石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令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以从上海偷运来的200万两库存黄金为准备,限额发行新台币2亿元。每新台币1元合旧台币4万元,每5元新台币合1美元。此项币制改革,遏制了通货膨胀,使之不演变为恶性。

  蒋介石一贯反对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他亡命到台湾之后,不得不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实行“三七五减租”。此前台湾佃农要缴纳收获量的50%乃至70%给地主。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后,佃户可从收获量中减除25%的肥料等实际费用,其余部分,再由地主和佃户对半均分,各得37.5%。

  在治安方面,蒋介石的措施更为严厉,他让陈诚以“行政院”名义发布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接着又公布了检肃“匪谍”条例,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必须告密检举。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保甲连坐法”的翻版。同时,禁止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管理书刊出版。是共产党人者,则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不必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是枪毙人的刑场;在那些岁月,频频传出枪毙“匪谍”的枪声。大逮捕大屠杀,令人恐怖异常。蒋经国所指挥的5万多人的特工队伍,气势实不亚于明朝的锦衣卫。

  1950年3月,台湾最大的两家企业的总经理被枪毙。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人事室主任林良桐以“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产党来接收”之罪被枪毙,其部下多人被判刑。

  但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以“其子在台大参加左倾团体被捕,刘将他保释出狱后,纵其赴大陆”罪名被枪杀,刘晋钰的职员严惠先以“通共嫌疑”罪而被杀。

  台湾当局又称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如吴石案、蔡孝乾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等。《中央日报》仅在1950年上半年以《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内出现好几次,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母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课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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