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　第十六

　　纪评：“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学者欲析源流，有刘子玄之书在。”

　　范注：“案《史通》专论史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评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编年体，纪传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校释》：“纪氏讥其‘史事非当行’，‘诸子为谰言’，非知言也。今按此篇以‘依经’‘附圣’为纲领，深得史迁着述之遗意，前已论之矣。而‘二难’、‘两失’‘四要’，尤得史法之精微。后世子玄作《史通》，盖即此意扩言之者，安可宗子玄而祧彦和哉？”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一〕。《曲礼》曰：“史载笔。”〔二〕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三〕。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四〕。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五〕。

　　〔一〕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以下简称“疏证”）：“《说文》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荀子．解蔽》篇：‘好书者众矣，然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史通．史官建置》篇：‘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案：仓颉为黄帝之史，且为创造吾国文字之祖，传说已久，是否可信，姑不必论。然黄帝果为古帝，应有司记载、主文书之史官在其左右。……刘勰梁人，搉论史传，上及轩辕并不为过。刘勰固云：‘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载籍有征，何为置而不言。如《说文》叙、《荀子．解蔽》，皆为可征之文献，不能去而不取。故刘勰考论吾国史官，仍以仓颉为始。”（《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一辑）

　　〔二〕

　　《校证》：“‘史载笔’下，梅本有‘左右’二字。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凌本、清谨轩钞本、日本刊本、王谟本俱无。案梅本‘左右’二字，此涉下文‘执笔左右’而误衍；何允中本无之，是也，今据删。”范注：“《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

　　《疏证》：“《曲礼》：‘史载笔。’谓史官从君于会同，则载笔以从也。孔疏：‘不言简牍而云笔者，笔是书之主，则余载可知。’”〔三〕

　　《校证》：“‘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二句八字原脱，梅按胡孝辕本补。按《御览》六○三正有此八字。”

　　《疏证》：“若刘勰‘史者使也’之义则出于《白虎通》。其说云：‘所以谓之史，何？明王者使为之也。’陈立《疏证》云：‘《汉书．杜延年传》注，史、使一也，或作使字。’然愚不敢谓然。盖以史、使同音而曲为之解，仍以记事者为史之义为正。又案：《说文》以‘记事者’三字释史，则古所谓史，即为史官之简称，乃专指记事之人而言。至汉魏以后，乃泛称记事之书为史，非本义也。”〔四〕

　　黄注：“《（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校证》：“‘左史记言，右史书事’，原作‘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今据《御览》改。《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礼记．玉藻疏》引《六艺论》：‘右史记事，左史记言。’荀悦《申鉴．时事》篇：‘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此彦和所本。浅人习见《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文，迳改此书。而不知《玉藻》‘左’‘右’字，今亦互讹，黄以周《礼书通故》三四官四，辨之究矣。”〔五〕

　　《疏证》：“至《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则诸家说皆无异。然《尚书》未尝不记事，《春秋》有《左氏传》，《传》亦未尝不记言。《文史通义．书教》篇申此义云：‘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目，则左史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矣。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也。’” 唐虞流于典谟，夏商被于诰誓〔一〕。洎周命维新〔二〕，姬公定法〔三〕，三正以班历〔四〕，贯四时以联事〔五〕，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六〕，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七〕。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八〕，宪章散紊，彝伦攸斁〔九〕。 〔一〕

　　《校证》：“‘夏商’原作‘商夏’，今乙正。”

　　《疏证》：“案《尚书序》、《虞书．尧典、舜典、大禹谟》三篇，皆记尧舜二帝事，藉以流传于后。故曰：‘唐虞流于典谟。’然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舜典》合于《尧典》，无《大禹谟》。伪孔传本有《大禹谟》，则赝作也。又今文《尚书》，《商书》有《汤誓》一篇，《周书》有《牧誓》、《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费誓》、《秦誓》篇，而《书序》《商书》又有《汤诰》、《仲虺之诰》，皆已久佚。伪孔本有之，亦赝作也。诰以告谕众民，如今公文之布告。誓以誓师，如今世之誓师文。《尧典》曰：‘光被四表。’被谓被及。言如日光之充被四表也。夏商之事，借所撰诰誓而传之久矣。故曰：‘商夏被于诰誓。’又《谷梁传》隐八年云：‘诰誓不及五帝。’注谓：‘五帝之世，治化淳备，不须诰誓。’此为刘勰所本。”〔二〕

　　《校证》：“‘洎’原作‘自’，元本，……冯本、汪本、张之象本、两京本、王惟俭本、谭校本作‘洎’，今据改。‘自’与下文‘自平王微弱’字复。”

　　《校注》：“‘维’元本，弘治本、汪本、佘本、张本、两京本、合刻本，……作‘惟’。……《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则作‘维’是也。《封禅》篇‘固维新之作也’，亦作‘维’。”

　　《斟诠》：“（《文王》）传云：‘乃新在文王也。’陈奂传疏：‘周自太王徙岐，故称旧邦，维犹乃也，言周自文王而始新之。’周命维新，即周之国运乃新。”〔三〕

　　《疏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又曰：‘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又曰：‘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愚谓……姬周隆盛之世，秉政大臣如周公者，前后何限？一切秉属之周公，不亦拘而鲜通乎？特刘勰所说仍用杜义，以为有周开基，周公已创史例，以垂将来。故曰‘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也。”〔四〕

　　梅注：“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者，系王于正二三月之上也。书‘王正月’者，周王之正月也。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按此见《左传》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正义》引何休说。

　　黄注：“《书．甘誓》：‘怠弃三正。’注：‘三正，子、丑、寅之正也。’”

　　范注：“《史记．历书》：‘缉日分。’《索隐》：‘缉者，以言造历算运者，犹若女工缉而织之也。’……彦和三正以班历之义，似用何休说也。”

　　《斟诠》：“谓缀集夏、商、周三代之正朔以颁布历法也。音抽、缀集之也。……班，《说文》：‘分瑞玉也。’此‘班布’之本字，今借作‘颁’。”

　　《疏证》：“所谓‘三正’者，谓夏以建寅之月为正，商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也。《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正。’马融注《尚书》，亦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汉儒如贾谊、董仲舒皆为一代帝王之兴，必改正朔，易服色。夏以寅月为正，商以丑月为正，故周以子月为正。凡姬周一代制度，说者皆以为周公所创。周改正朔，定为建子，以树三正之法，当亦为周公所创。三正以颁历，属周公创法之一也。”〔五〕

　　梅注：“《春秋》无事，四时必书首月，如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是也。”

　　黄注：“杜预《春秋序》：‘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笔以为所记之名。”《斟诠》：“谓贯串春夏秋冬四时之统序，以联叙世事也。”《疏证》：“所谓‘贯四时以联事’者，杜序所释綦详。例如《春秋》隐公二年，经云：‘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经于‘公及戎盟于唐’六字之上，系以‘庚辰’，是为‘以事系日’。又于‘庚辰’二字之上，系以‘八月’，是为‘以日系月’。又于‘八月’二字之上系以‘秋’字，是为‘以月系时’。至是秋为隐公二年之秋，可以一览而知，是为‘以时系年’。案此书法，为周室所颁成式之一。……故周代定例，史官书事，必年、时、月、日四者兼具。刘勰立论，盖用杜义。故以月日上贯四时之法，亦属之周公也。”〔六〕

　　《校注》“按《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申鉴．时事》篇：‘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

　　《疏证》：“《后汉书．班彪传》载彪《略论》云：‘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书，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又杜预《春秋序》：‘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刘勰谓‘诸侯建邦，各有国史’，盖本班论杜序之言。”

　　《斟诠》：“杜预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七〕

　　《校注》：“按《书》伪《毕命》：‘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枚传：‘明其为善，病其为恶，立其善风，扬其善声。’”

　　《疏证》：“《左传》成公十四年谓：‘《春秋》之称有五。’其五曰：‘惩恶而劝善。’……故刘勰以诸侯各有国史，为‘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而作也。”

　　《史通．曲笔》篇：“史之为用，记功司过，章善瘅恶。”又《直书》篇：“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八〕

　　郑玄《王城谱》云：“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

　　《疏证》：“文、武、成、康，为周之盛世。昭、穆之世，王政已替。幽厉之世，周道遂衰。宣王中兴，劣能自振。当此之时，中朝臣僚所撰之诗，皆谓之雅，以言王政废兴，亦可谓之‘政能及雅’也。洎平王东迁，王室微弱，政令仅行于境内，不复遍及于诸侯。是时輶轩使者在王境所采之诗，谓之曰《王风》，而不复名之为雅。以其仅言王境之事，已下侪于列国，不复能及天下之事，非王政废兴所由系也。故刘勰云：‘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又案：‘及雅’义同‘复雅’。……范宁《谷梁传序》云：‘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此……云‘政不及雅’者，即政不复雅也。”〔九〕

　　《校注》：“按《书．洪范》：‘彝伦攸斁。’孔传：‘斁，败也。’”《疏证》：“杜预《春秋序》云：‘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案此即‘宪章散紊’之证也。《孟子．滕文公》篇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注家谓《孟子》此语，指周室东迁而言。此即‘彝伦攸斁’之证也。凡‘宪章散紊，彝伦攸斁’二者之失，皆由平王东迁，王室微弱所致。故刘勰举此，以为‘政不及雅’之证。又范宁《谷梁传序》有：‘昔周道衰陵，干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 ’亦为刘勰因袭所自。”

　　《尚书．洪范》蔡传：“彝、常，伦、理也，所谓秉彝人伦也。……此彝伦之所以败也。”“攸”，语词。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一〕，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二〕，临衢而泣麟〔三〕，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四〕，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五〕；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六〕。

　　〔一〕

　　黄校：“‘昔者’二字从《御览》增。”《疏证》：“本文‘昔者’二字，潮阳郑氏据《御览》增入，今通行本无之。愚意应从通行本，文义乃顺。”又：“‘王道衰’一语，已见《毛诗序》。篇中曰‘王道缺’。缺，即衰也。又《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孔子作《春秋》，由于王者之迹熄。王迹，即王道也。刘勰谓‘夫子闵王道之缺’，义出于此。”

　　范宁《谷梁传集解序》：“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天下荡荡，王道尽矣。”〔二〕

　　《疏证》：“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至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预何？’注家谓斯文为礼乐制度之类。玩其语意，即‘伤斯文之将坠’也。孔子又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此所谓‘静居以叹凤’也。”

　　范宁《谷梁传序》：“孔子睹沧海之横流，迺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三〕

　　梅注：“《孔丛子》曰：叔孙氏之车子锄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亦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身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往观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云：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按此见《记问》篇，黄注同。

　　《疏证》：“《孔丛子》为后人伪作，刘勰之说，别有所本。《春秋左传》哀公十四年云：‘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锄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同年《公羊传》云：‘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又曰：‘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案《史记．孔子世家》即取《左》《公》二传以成文，然无‘弃之五父之衢’之语。盖伪撰《孔丛子》者别有所本。文曰：‘临衢而泣麟。’盖用《孔丛子》，不知其为伪作也。”〔四〕

　　范注：“《论语．八佾》篇：‘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子罕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疏证》：“合此两文，所谓就太师以正雅颂也。杜预谓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以正其典礼，此所谓因鲁史以修《春秋》也。刘勰此文，悉本范宁《谷梁传序》。序曰：‘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着劝诫。……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疏云：‘云就大师而正雅颂者，大师，乐官也。诗者，乐章也。以大师掌诗乐，故仲尼自卫反鲁，就而正之。’”斯波六郎《文心雕龙范注补正》：“魏文帝黄初二年以孔羡为宗圣侯《置吏修庙诏》：‘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五〕

　　《疏证》：“范序疏又云：‘云举得失以彰黜陟者，谓若仪父能结信于鲁，书字以明其陟。杞虽二王之后，而后代微弱，书子以明其黜。云明成败以着劝戒者，成败黜陟，事亦相类。谓若葵丘书日，以表齐桓之功。戎伐凡伯，言戎以明卫侯之恶。又定、哀之时，为无贤伯，不屈夷狄，不申中国，皆是书其成败，以着劝善惩恶。’又案：范序‘成败’二字，刘勰易为‘存亡’者，功成则存，事败则亡，二者之义一也。”〔六〕

　　《疏证》：“范序疏又云：‘言仲尼之修《春秋》，文致褒贬。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传竹帛，则宠逾华衮之赠。若定十四年，石尚欲着名于《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贬，则辱过市朝之挞。若宣八年，仲遂为弑君不称公子是也。言华衮则上比王公，称市朝则下方士庶。’……范序‘辱过市朝之挞’一语，刘勰易为‘诛深斧钺’，不过变文以明片言之贬，可畏之甚，而语义又加重。”《征圣》篇：“《春秋》一字以褒贬，此简言以达旨也。”然睿旨幽隐〔一〕，《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二〕；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三〕。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四〕。

　　〔一〕

　　《校证》：“‘睿旨’下原有‘存亡’二字，徐云：‘《御览》作“睿旨幽秘，经文婉约”，无“存亡”二字，为是。’梅云：‘二字衍。’黄丕烈云：‘案冯本（指冯舒校本）“存亡”校云：“各本衍此二字，功甫本无。”此亦误衍，《御览》亦无。’案《史略》亦无此二字，今据删。”“睿旨”，深远的意旨。

　　〔二〕

　　范注：“《汉志》云：‘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三〕

　　范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正义》云：‘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之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

　　《疏证》：“《汉志》所谓仲尼‘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退而异言’，此即‘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之注脚也。”

　　“《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杜氏之释‘微而显’曰：‘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释‘志而晦’曰：‘约言示制，推以知例。’释‘婉而成章’曰：‘曲从义训，以示大顺。’案曰微、曰晦，其为幽隐可知。曰约言，曰曲从，其为婉约可知。是其所谓幽隐婉约，又为《春秋》之义例矣。”

　　《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正义：“原穷其事之初始，……又要会其事之终末。”杜预《左传序》：“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四〕

　　范注：“《释名．释书契》：‘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广雅．释言》云：‘传，转也。’）《史通．六家》篇：‘《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着《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疏证》：“盖传对经而言。经为高文典册，其长在二尺以上。传之本字为专。《说文》：‘专，六寸簿也。’其尺寸小于经，专为释经而作。左氏为《春秋经》作传，以论其本事，传盖附经以行者也。”

　　“羽翮”，翅膀，指辅助。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一〕，秦并七王〔二〕，而战国有《策》〔三〕。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四〕。

　　〔一〕

　　《疏证》：“战国之世，史籍流传绝少。然刘勰犹谓‘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何也？考战国时代，史籍仅有《竹书纪年》，出自汲冢。今所传者，虽为后人伪造，然其文多有依据。……杜预《春秋传后序》论及《纪年》曰：‘《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惟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据预所言，《纪年》真本，后半独记魏事，其为魏国史官所记，已属无疑。……《战国策》所记，为‘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其为何人所着，虽不可知；然班彪《略论》已云：‘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此为刘勰‘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所本。盖其书为秦统一六国时所采辑，其所据者必出于各国之史籍。合以上述纪事，皆为‘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之证。”

　　周注：“战国尚有史官。如《史记．蔺相如传》：‘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当时秦赵御史皆主记事，即为史官。”〔二〕

　　周注：“秦灭六国是六王，秦王改称皇帝，去掉王号，所以称七王。”〔三〕

　　黄注：“《战国策》刘向序：《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得三十三篇。”《校注》：“《汉书．司马迁传赞》：‘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

　　《补注》：“（刘）向盖改原名《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诸名，然终以刘勰‘即简为名’为正。观其言‘战国有《策》’，加一有字，则指史策明矣。”〔四〕

　　《疏证》：“《史通．六家》篇云：‘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着《战国策》。……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案刘知几前说，承用刘勰之说，意谓为记战国时事之简策；后说则节录刘向之言；盖兼取二者之义，案而不断。李氏补注，是刘勰而非子政，亦未见必然。刘向序本谓：‘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黄注于‘国策’二字上，脱去‘中书本号或曰’六字，一似《战国策》为向所命新名，实则不然。玩‘或曰《国策》’四字之义，即知书本名《战国策》也。”“叙”，按时叙录。《战国策》本不按时叙录，刘向校录，也只略以时次之。

　　《春秋左氏传》疏：“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

　　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文心雕龙．史传》：“按录而不序，即简为名，刘知几亦同彦和此说。余谓此较向序（指刘向《战国策书录》）之义为优。”

　　以上为第一段，讲史传的含义，和从初设史官到战国时期史书的编写情况。

　　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一〕；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二〕；子长继志，甄序帝绩〔三〕。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四〕。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五〕，纪纲之号，亦宏称也〔六〕。

　　〔一〕

　　《斟诠》：“汉高帝刘邦，……八载而成帝业，故云武功积年。”

　　范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楚汉春秋》九篇。自注：‘陆贾所记。’《史记．陆贾传》索隐：‘贾撰记项氏与汉高初起及惠、文间事。’《汉志补注》引沈钦韩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览》引之。《经籍考》不载，盖亡于南宋。’王先谦曰：‘《后书．班彪传》云：“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疏证》：“班彪‘记录时功’一语，即刘勰‘汉灭嬴项，武功积年’二语所由出。陆氏之书，既为叔皮所盛称，则其内容必甚可观。”〔二〕

　　黄注：“《太史公自序》：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太史公发愤且卒，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执简”，指担任史官职务。

　　《疏证》：“太史公《自序》谓：‘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故太史谈有‘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一语。此亦刘勰‘世惟执简’之由来也。”〔三〕

　　《校注》：“‘志’，黄校云：‘元作至，胡改。’《御览》、《史略》引，正作‘志’。《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继志’二字出此。”又：“‘绩’，宋本《御览》六百四引作‘续’，合字本、喜多本、鲍本并作‘绩’。按绩、绩古今字。然以《封禅篇赞》‘封勒字绩’例之，则此亦当作‘绩’，前后始能一律。”“甄”，甄别。

　　〔四〕

　　范注：“位杂中贤，谓后世帝王不皆贤圣；文非元圣，谓迁不敢比《春秋经》。《自序》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君谓壶遂）比之于《春秋》，谬矣’是也。”

　　《疏证》：“盖壶遂尝以迁书比于孔子之作《春秋》，迁谦不敢当，且曰：‘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寻刘勰之旨，以为孔子删《书》，首列《尧典》，即为‘甄序帝绩’，而子长修史，叙帝王事为本纪，亦为‘甄序帝绩’，何以不称典而称纪？即由于不敢比尧也。孔子删《书》之外，又作《春秋》，后人以《春秋》列为六经之一。《春秋》虽非如《尚书》之‘甄叙帝绩’，然假鲁史以寓尊王之义，称周王曰天王，称正月曰王正月，犹以当代之帝王为诸侯之共主。且迁之撰本纪，年经月纬，兼详时日，即用《春秋》之法，何为不以《春秋》名书？即由不敢比孔也。本纪所载尧、舜、禹、汤、文、武之外，兼及世承诸王，下逮秦、楚、汉初，圣贤并载，明昏兼叙，故曰：‘位杂中贤。’”

　　《校证》：“‘玄圣’，原作‘元圣’，今改。说已详《原道》篇。”

　　《疏证》：“《后汉书．班彪传》附子固《典引》篇，有曰：‘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注：‘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春秋》为孔子所作，故可题以经号。《史记》之文，由迁所作，不敢比拟孔子，故曰：‘文非玄圣。’按明刊本及今本皆作‘元圣’者，盖由宋人讳‘玄’而改。”〔五〕

　　《训故》：“《史记》：吕不韦，阳翟人，始皇立，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招致士，厚遇之，使客人人着所闻，为八览、六论、十二纪。”

　　范注：“本纪之名，彦和谓取式《吕览》，恐非。《史记．大宛传赞》两言《禹本纪》，正迁所本耳。”

　　《疏证》：“《吕览》虽有十二纪，以纪一岁十二月，然非史官纪事之作可比。盖与《史记》之本纪，仅有几微之相似。谓为取式，岂得谓然？惟其前有《禹本纪》，而子长仍用其名，是为得之。《史通．本纪》篇云：‘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刘知几一则曰‘《吕氏春秋》，肇立纪号’；再则曰‘纲纪庶品，网罗万物’；其为袭用刘勰之说，已极显然。……本纪为提纲挈领而作，故子玄谓其‘纲纪庶物’，无所不包，而刘勰亦谓为纲纪之宏称也。”

　　清晏世澍《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按《吕览》凡十二纪，八览、六论，大抵据儒书者十之八九，参以道家、墨家之书理者十之一二，二十余万言，颇为有识者所推重，盖不韦宾客之所集也。观其《报任安书》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又曰：‘恨私心有所未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着于后世也。’言为心声，自比如此，岂非有所欣羡于其素哉！以此知刘舍人之言为有据，其为取式无疑也。”〔六〕

　　“纪纲”，法纪政纲。《史记．五帝本纪》索隐：“纪者，记也。……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斟诠》：“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经传多纲纪并言，总持为纲，分系为纪，如网罟，大绳其纲也，网目其纪也。’号，名号也。《周礼．春官》大祝：‘辨六号。’郑注：‘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一〕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二〕，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三〕，博雅弘辩之才〔四〕，爱奇反经之尤〔五〕，条例踳落之失〔六〕，叔皮论之详矣〔七〕。

　　〔一〕

　　范注：“《史记》本纪十二，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书八，表十，共一百三十篇。本篇不言世家，恐有脱误。疑当据班彪《史记论》作本纪以述帝王（《史记》首列《五帝本纪》，《三皇本记》司马贞补撰），世家以总公侯（《自序》谓三十辐共一毂，此总字所取义），列传以录卿士，文始完具。《史通》云：‘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本纪》篇）又云：‘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列传篇》）又云：‘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各国自用其年），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世家》篇）”

　　《疏证》：“班彪《略论》云：‘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彪以本纪、世家、列传三者并举，当为刘勰所本。……盖本书文有脱误使然，否则‘列传以总伯侯’，语不可通。又遗世家而不举，果何说耶？”〔二〕

　　梅注：“八书，《史记》司马迁作：《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十表，《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疏证》：“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之分，以《史通》所释为最明晰。……其于表，则一见于《表历》篇，云：‘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一见于《杂说》上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辑□而相排。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其于志，则论于《书志》篇，曰：‘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着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刘勰谓‘八书以铺政体’，政体即典礼之异称，典礼亦称政典，从政者必守之典也。体即体要，体要即典要也。又谓‘十表以谱年爵’者，凡《史记》十表皆称年表，而汉兴功臣侯以下诸表，又专为谱爵而作。其谓‘殊古式’者，古史皆编年，而司马迁改为本纪、世家、列传、志、表五体，异乎周代史官所用之成法，故云然也。”“铺”，铺陈。“谱”，叙录。

　　〔三〕

　　《训故》：“《汉书．司马迁（传）赞》：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啎，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四〕

　　《疏证》：“（班彪）《略论》所云：‘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此非所谓‘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乎？”周注：“博雅宏辩，论称：‘若迁之着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五〕

　　黄注：“扬子《法言》：‘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叙传（事），但美其长，不爱（贬）其短，故曰爱奇。”按黄引《法言》见《君子》篇。“尤”，过失。

　　《斟诠》：“彪着《史记论》载于《后汉书．班彪传》，云：‘……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六〕

　　《疏证》：“（《略论》）又云：‘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又云：‘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着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此非所谓‘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乎？

　　“再细核之，‘质而不俚’，即‘实录无隐’也。‘辩而不华’即‘博雅弘辩’也。‘文质相称’，即‘实录无隐’而又兼乎‘博雅弘辩’也。‘采经摭传，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多闻广载’。即‘爱奇反经’也。‘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即‘条例踳落’也。又细审《（司马迁）传赞》所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即为本文‘实录无隐’之注脚。尤为固采父作之确证，彪之所论，略具于此，故曰‘叔皮论之详矣’。”“踳落”，乖舛错落。

　　〔七〕

　　郭预衡《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史传》篇沿袭了班彪对《史记》的批评，……没有正确指出《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这显然是受了以儒家为正宗的思想影响的缘故。”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一〕，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二〕。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三〕，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四〕

　　〔一〕

　　黄注：“《汉书．叙传》：固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范注：“颜师古注曰：‘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然，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前业，谓太初以前多本《史记》，太初以后，又本其父班彪《后传》数十篇。”《校释》：“‘司马迁’《御览》作‘史迁’是。”《疏证》：“固之所述，太初以上，取自《史记》，悉录原文，略易字句而已。太初以下，采取父作六十五篇，当亦鲜有改易。试以《司马迁传赞》例之，刘勰已指为叔皮之论。此外所采，亦未必尽着明。且如向、歆父子及冯商、扬雄之徒所续，亦必间有采获。然刘勰所谓‘因循前业’者，仍指采取父作一端言。又其钞取《史记》，适当全书之半，故曰‘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斯波六郎：“《易．系辞下》：‘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

　　梅注：“十志：《汉书》，班固作《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周注：“赞序：《汉书》的《本纪》《志》《列传》末有赞，《八表》的开头有序，又全书末有《叙传》。”

　　《疏证》：“《汉书》十志，视《史记》为博赡整齐。《地理》、《食货》、《刑法》、《艺文》四志、尤为创作。……范晔……尝曰：‘班氏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其见重于前代者如此。《史通．论赞》篇之称班固曰：‘孟坚辞唯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其说与蔚宗异。盖蔚宗盛称自撰之赞为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故于班赞有贬词焉。……今考刘勰于班氏十志，则称为‘该富’，赞序则称为‘弘丽’，又以‘彬彬儒雅，信有遗味’兼称十志及赞序，其推许之深，倾服之至，又加于蔚宗一等，信乎其为杰作也。”〔三〕

　　《后汉书．班固传论》：“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矩”，画方形的器具，引申为模仿、学习。

　　〔四〕

　　黄注：“遗亲攘美──《史记》必称父谈太史公。《汉书》多踵彪所作《后传》而曾不及之。”

　　又：“《后汉书》：仲长统，字公理，着论曰《昌言》。”《四库提要》评黄注本云：“‘公理’为仲长统字，此必所着《昌言》中有辨班固征贿之事，今原书已佚，遂无可考。观刘知几《史通》，亦载班固受金事，与此书同，盖《昌言》唐时尚存，故知几见之也。乃不引《史通》互证，而引陈寿索米事为注，与《前汉书》何预乎？”

　　范注：“至于以下四事，当在仲长统《昌言》中，惜其书佚亡，不能知所以辨之之辞。案《汉书．叙传》，固自谓‘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谓帝纪也）、表、志、传凡百篇’，又言‘凡《汉书》，叙帝皇，……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自负甚至，因而有人嫉忌，造作谤语。‘宗经矩圣之典，端绪（犹言条理）丰赡之功’二句，当即统证明《叙传》说非夸诞之语。《汉书》赞中数称司徒掾班彪云云，安得诬为遗亲攘美？”

　　《疏证》：“《后汉书．仲长统传》：‘着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盖原书久佚，而公理所辨究者，应在所亡诸篇之中也。然其所论，亦非不可参见。其一为遗亲攘美。考班固所撰《汉书．叙传》，叙父彪事，无一语及作《史记后传》。乃曰：‘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详此，则太初以前，出于司马迁，而太初以后，则固缀辑所闻，而自为之纂述也。微《后汉书．班彪传》所载，则后人何从而知彪曾作《史记后传》？微《史通．正史》篇所载，又何从而知所撰至于六十五篇之多乎？所谓遗亲攘美，盖即指此。……

　　“其二为‘征贿鬻笔’，案《史通．曲笔》篇云：‘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审此，可为班固‘征贿鬻笔’之证。……

　　“至公理所论‘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虽难考见，亦可推寻。《汉书．叙传》之末节有：‘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之语，非所谓‘宗经矩圣’乎？又有‘准天地，统阴阳’，‘穷人理，该万方’，‘函雅故，通古今’之语，非所谓‘端绪丰赡’乎？又华峤之评《汉书》曰：‘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案：非‘宗经矩圣’，何以能不激诡，不抑抗’？非‘端绪丰赡’，何以能‘赡而不秽，详而有体’？盖公理所论，先阐其长，后张其短，二者兼举，两不相妨。‘宗经矩圣，端绪丰赡’，举其长也。‘遗亲攘美，征贿鬻笔’，举其短也。阎若璩云：‘公理辨之究矣。辨之究，犹上文论之详，非辨其诬也。’所论甚允。……”

　　顾广圻批注：“《困学纪闻》十四：‘刘允济曰：班生受金。受金事未详。’阎若璩曰：‘《北史．柳虬传》：班固致受金之名。’”

　　《校注》：“按《傅子》：‘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意林》五引，今本错入杨泉《物理论》中，此从严可均《全晋文》卷四七《傅子》解题下说。）《颜氏家训．文章》篇：‘班固盗窃父史。’并足证成仲长公理之说。”黄侃曰：“后北周柳虬亦袭其论，此子舆氏所谓好事者为之，不足信也。”“究”，穷尽。

　　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一〕。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二〕，述者宗焉〔三〕。

　　〔一〕

　　《疏证》：“《左传》为释经而作，亦为《春秋》之羽翼，故‘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无论先经后经，为依经错经，其为附经缀事，论者皆无异议。以其附经缀事，语有断限，故曰‘于文为约’。然《左传》纪事，以年为次、日月先后，秩然可寻。若事属于一人，则分见于各年之下，散述于诸事之中，漫无统纪，寻绎为难。且如晋国诸臣，如司空季子，一名胥臣，一名臼季；……如赵衰，一名子余，一名赵成子，一名成季，一名孟子余，一名原大夫；如怀嬴，一名嬴女，一名辰嬴；若斯之类，殊难殚举。非览杜注，几无以知之。其于氏族，诚哉其难明也。”

　　周注：“《左氏春秋》与孔子《春秋》本分行，至晋杜预以两者合并，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氏才附经间出。间出，迭出。”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左传》叙事人名错杂”条：“《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盖当时文法如此。然错见叠出，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如子越椒之乱（见《左传》宣公四年），一斗般也，忽曰斗般，忽曰子扬；一蒍贾也，忽曰蒍贾，忽曰伯嬴。……此究是古人拙处，史迁以后则无此矣。刘勰亦谓‘左氏缀事，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也。”〔二〕

　　《疏证》：“《史记》一书，……惟列传以纪人为主，凡属某一人之事，悉具于本传。其事兼二人以上者，则互有详略，以免重出。譬诸草木，区以别之，故曰：‘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校释》：“‘区’下有脱字，天启本补‘别’字，疑当是‘分’字。”

　　《校注》：“按今本语意欠明，确有脱文。以《论说》篇‘八名区分’、《序志》篇‘则囿别区分’例之，‘区’下当补一‘分’字。”〔三〕

　　周注：“述者宗焉：司马迁《史记》为人物作列传，为后来纪传体的历史家所取注。”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史传》篇曰：‘观夫左氏缀事……述者宗焉。’此专言史传之传。实则，‘传’之为言‘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章实斋《文史通义》曰：‘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一〕，史、班立纪，违经失实〔二〕。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三〕。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四〕；妇无与国，齐桓着盟〔五〕；宣后乱秦〔六〕，吕氏危汉〔七〕，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八〕。

　　〔一〕

　　“委机”，抛弃万机；即抛弃国家大事。《训故》：“《史记．吕后本纪》：惠帝以戚夫人事，因病岁余，不能起，崩。太子立为皇帝，号令一出太后。帝壮，出怨言，太后幽杀之，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文帝立，大臣以非孝惠子，诛之。”

　　黄注：“《汉外戚传》：惠帝以戚夫人事，因病岁余，不能起，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乃立孝惠后宫子为帝，太后临朝称制。”

　　《疏证》：“此段谓《汉书》不应为高后立纪也。范文澜云：‘委机，谓孝惠因吕氏戮戚夫人，以忧疾不听政而崩。’其说甚是。至云吕后摄政，非谓因孝惠委机而摄政，乃谓孝惠既崩，吕氏立后宫子为帝，而自临朝称制也。”〔二〕

　　《校证》：“此二句原作‘班史立纪，违经实’，梅据朱于‘经’下补‘失’字，徐校同。张之象本第二句作‘并违经失’，王惟俭本作‘史、班立纪，并违经实’，义较长，今从之。”按仍以作“违经失实”为长。

　　范注：“按少帝及恒山王弘实孝惠后宫子，八年之间，帝位两易，班氏为整齐计，故立《高后纪》，以省烦扰（如立《少帝纪》，则文帝有篡窃之嫌）。彦和怵于后世母后临朝外戚阉宦肆虐，故云违经失实。”

　　《疏证》：“《史记》于《高祖本纪》之下，继以《吕后本纪》，附孝惠七年之事于《后纪》而不举其名。至《汉书》乃为孝惠立纪，继以高后，下接孝文。”〔三〕

　　范注：“《说文》女部：‘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郑玄依《春秋纬》注《礼记．明堂位》云：‘女娲，三皇承伏羲者。’郑不言其为女身，彦和当即用郑义也。”《疏证》：“女娲氏，乃以女娲为氏，非女身也。……依许说，则女娲氏为古女帝。然不为刘勰所取，故曰：‘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四〕

　　《训故》：“《书．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范注：“《通典》六十七载晋庾翼《答何充书》曰：‘中古以上，未有母后临朝，女主当阳者也，乃起汉耳。’”〔五〕

　　黄注：“《谷梁传》：葵丘之盟曰：毋使妇人与国事。”按此见僖公九年。

　　〔六〕

　　《训故》：“宣后，《史记》：秦昭襄王母，楚人，姓□氏，号宣太后。又《匈奴传》云：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

　　《疏证》：“宣后为秦昭王母，事见《史记．匈奴列传》。传云：‘……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审此，则宣太后转因与戎王乱，得以开边强国，非宣后能乱秦也。且所谓戎王与宣太后乱，乃淫乱之乱。刘勰取与‘吕后危汉’对举，非其义矣。”

　　牟世金《文心雕龙的范注补正》：“‘宣后乱秦’和‘吕氏危汉’的性质是相同的，都与淫乱毫不相干。《史记．穣侯列传》：‘穣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登台执政的女后。《史记．范雎列传》：‘穣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穣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穣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这就是‘乱秦’的部分内容了。”（《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

　　〔七〕

　　黄注：“《高后纪》：太后以惠帝无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立恒山王弘为皇帝。太后崩，禄、产谋作乱，悉捕诸吕皆斩之。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

　　范注：“《史记．吕太后本纪》：‘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

　　《疏证》：“黄注引《汉书．高后纪》：‘太后以惠帝无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语有节删，致成大谬。案原文作‘太后立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无子’云云。此所云无子，谓皇后无子，非谓惠帝无子也。”〔八〕

　　《疏证》：“刘勰以为女后立纪，不合古人‘牝鸡无晨’，‘妇无与国’之训。谓之‘违经’，然不得谓之‘失实’。嫌其违经，而为吕后立纪，则失实弥甚。二者盖不可得兼，且吕后临朝称制，孝惠所不能违，大臣所不能废，事实尤彰彰矣。史官秉笔为记，欲不违经，其何可得？刘勰所论，未见其然。

　　“刘勰一则曰‘汉运所值，难为后法’；再则曰‘岂惟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盖鉴于后世母后临朝，外戚擅权，为祸甚烈，欲假此以为鉴戒。吕后称制，诚难为法于后世。然所谓‘政事难假，名号宜慎’者，乃君人者之事，亦岂史官之所能预哉！”斯波六郎：“《春秋左氏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一〕，缪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二〕；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三〕；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四〕？

　　〔一〕

　　《校证》：“‘元平二后’，原作‘元年二后’，梅从孙汝澄改为‘元帝王后’，其六次本，又改作‘元平二后’，张松孙本同，今从之。铃木亦云：‘年疑平字之讹。’”

　　《疏证》：“篇中‘元帝王后’一语，别本作‘元平二后’，意谓‘帝王’二字与‘平二’近似而讹。然《张衡传》明言宜为《元后本纪》，自不含平后在内，别本似不可从。”

　　黄注：“《张衡传》：衡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

　　《疏证》：“此文乃刘勰不主为吕后立纪，并斥张衡建议之谬也。张衡于安顺二帝之世，两为太史令，尝疏请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故刘勰有‘张衡司史’之言。以其欲为元后立纪，与《史》《汉》之为吕后立纪同旨，故曰‘惑同迁、固’。”〔二〕

　　梅注：“《史记》：宣平侯张敖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吕太后幽杀之。复立孝惠后宫子恒山王义，更名曰弘。”按此见《吕后本纪》。“要”，总。

　　范注：“子弘实孝惠子，群臣立文帝，故强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彦和所云‘子弘虽伪’，谓伪称张后子，非谓其非孝惠子也。”〔三〕

　　梅注：“《汉书》：孺子婴，宣帝玄孙，平帝崩，无嗣，王莽迎而立之。”

　　黄注：“《（汉书）王莽传》：平帝崩，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立之。”

　　《疏证》：“案《汉书．王莽传》：居摄元年三月，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而莽居摄，为假皇帝。此即莽鸩平帝之翌年也。……然王莽居摄之日，孺子实未为君，用以纪年，亦乖史实。……张衡欲为元后立纪，以存汉统。不惟元后实未称制，难以上比吕后。且元后崩于王莽建国五年，去莽之亡尚赊十年，将系何氏之号，以下接更始、光武乎？衡主立纪，其论实谬，然不能以例迁固。……要之，为高后立纪则是，为元后立纪则非。至子弘、子婴，皆无立纪必要。所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者，岂得谓之达论哉？”〔四〕

　　《校证》：“元本、……冯本、汪本、张之象本、两京本、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钟本、梁本、王谟本、崇文本‘二后’误‘三后’、冯校云：‘三后当作二后。’”

　　《校注》：“按作‘二后’是。……此乃总驳司马迁、班固、张衡之辞，‘二后’即《史》《汉》所立《吕后本纪》之吕后，及张衡欲为《元后本纪》之元后。”

　　《史通．序例》篇：“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窃惟录皇后者编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

　　赵翼《陔余丛考》卷五“《汉书》”：“又王莽篡位，班书不列入本纪而别为莽传，附于卷末，固是。但其体例，仍以本纪叙事。后汉张衡以为莽传但应载篡事；至于编末纪月，宜为《元后本纪》（见《后汉书．张衡传》）。此亦创论。然元后殁后莽尚未败，则宜何书？……愚谓是时并不必立《元后纪》而立《孺子婴本纪》为是。孺子婴被更始所杀之岁，即光武建元建武之岁，年月略无空缺。（原注：“余既创此论，自以为得作史之法；及阅《文心雕龙》，有云：‘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则谓《王莽传》宜改为《孺子婴纪》。实有先获我心者。”）”

　　以上为第二段，论述《史记》《汉书》之得失。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一〕。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二〕。若司马彪之详实〔三〕，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四〕。

　　〔一〕

　　《训故》：“杜氏《通典》：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其中，撰述国史。”

　　黄注：“《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至灵帝。刘珍等撰。”

　　《疏证》：“《史通．正史》篇记载纂修《汉记》之始末最详。谓：‘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扬彪、卢植着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观上文所述《汉记》之体，一踵《汉书》，纪、传、志、表，无一不备。刘勰举其多者言之，故称曰‘后汉纪传’。《后汉书》之作者，既有十一家之多，而以《汉记》居先，且皆由帝室命撰，接续而成，为诸家之所本。故又曰‘发源东观’也。”〔二〕

　　《隋书．经籍志》：“《后汉书》九十五卷。”原注：“本一百卷，晋秘书监袁山松撰。”又“《后汉南记》四十五卷。”原注：“本五十五卷，今残缺。晋江州从事张莹撰。”又“《后汉记》六十五卷。”原注：“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又“《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原注：“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范注：“案谢承之外，尚有晋祠部郎谢沈《后汉书》八十五卷。彦和所指，未知何人。”

　　《史通．杂说》篇：“谢承《汉书》，偏党吴越。”《匡谬正俗》卷五谓承书失实。洪亮吉亦云：“承书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纰缪非一端。”

　　《疏证》：“刘勰谓‘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者，指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而言也。黄奭袁书辑本，谓其文多排叠，喜志灾祲，皆非史载所尚。刘勰所谓‘偏驳不伦’者，殆谓是欤？刘勰又谓‘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者，指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而言也。谢承，吴人；薛莹，亦吴人，……后入晋为散骑常侍，故《隋志》称为晋人。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尝称：‘谢伟平之书，东汉第一良史也。’惟仅由逸文窥见□略，未必衷于情实。之骃又论薛莹之书曰：‘读世祖及显宗二论，波屡云委，灏瀚苍郁，洵良史乎！’然袁宏《后汉记》称及谢承，而不及薛莹，岂以其书无可称道之故。刘勰谓其‘疏谬少信’，虽无可考，必非妄语。”〔三〕

　　黄注：“《（晋书）司马彪传》：彪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四〕

　　黄注：“《（晋书）华峤传》：‘峤以《汉记》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以有《尧典》故也。而改名《后汉书》，奏之。诏朝臣会议。时中书监荀勖、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藏之秘府。’”

　　《史通．正史》篇：“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史通．序例》篇：“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范注：“案《史通．正史》篇论《后汉书》，于《东观记》之下，即论司马彪、华峤二书，亦可以证彦和详实准当之评必非虚也。”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一〕。《阳秋》《魏略》之属〔二〕，《江表》《吴录》之类〔三〕，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四〕。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五〕。

　　〔一〕

　　《校证》：“《御览》《史略》‘互’作‘并’。”

　　黄注：“潘岳诗：‘三雄鼎足。’注：‘三雄即三国之主。’”《疏证》：“三国史撰者甚多，《隋志》着录者约二十余种。厥后陈寿荟萃以为《三国志》。本文所举仅为四种，不过其□略耳。黄注引潘岳诗，见《文选》二十四，题云《为贾谧作赠陆机》。所谓注，即李善注。”〔二〕

　　《疏证》：“晋孙盛着《魏氏春秋》二十卷，见《晋书》本传及《隋志》。《史通．模拟》篇有‘孙盛魏、晋二《阳秋》’之语。是知《魏氏春秋》本名《魏阳秋》（应为《魏阳秋》本名《魏氏春秋》）。晋简文帝太后名阿春，故晋人讳‘春’，改《春秋》为《阳秋》。本文所云《阳秋》，指《魏阳秋》而言也。……

　　“《隋志》着录《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旧唐志》着录《典略》五十卷，《魏略》三十八卷，皆鱼豢撰。《新唐志》则仅着录《魏略》五十卷。姚振宗考证，谓《隋志》合《典略》、《魏略》为一书，且多序录一卷，故为八十九卷。其说是也。今有辑本《魏略》可考。”

　　《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阳秋》，谓习凿齿《汉晋阳秋》，非谓孔衍《汉魏春秋》及孙盛《魏氏阳秋》也。”〔三〕

　　黄注：“《虞溥传》：‘溥撰《江表传》。卒后，子勃上于元帝，诏藏于秘书。’《吴录》三十卷，张勃撰。”

　　《疏证》：“虞溥《江表传》二卷，不见《隋志》。《唐志》入杂史。黄注引《晋书》本传。而《三国魏志．少帝纪》注亦云：鄱阳内史虞溥着《江表传》，粗有条贯。《吴录》三十卷，着录《隋志》。《史记．伍子胥传》索隐：张勃，晋人，吴鸿胪俨之子也，作《吴录》。”

　　《斟诠》：“《史通．外篇．正史》篇：‘张勃撰《吴录》，异文错出，其流最多。’即指此书。”〔四〕

　　《疏证》：“《三国志》裴注曾谓：“孙盛着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又云：‘孙盛言诸所改易，非别有异闻，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史通．模拟》篇也谓：‘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编帝名，以此拟《春秋》，所谓貌同心异也。’按此为《魏阳秋》之疏失之可考见者。《史通．题目》篇曰：‘鱼豢、姚察着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此又《魏略》之疏失之可考见者。《江表传》及《吴录》之疏失，则不可考。刘勰‘抗激难征’之论，似指《阳秋》；‘疏略寡要’之论，似指《魏略》。”

　　牟注：“激，激切。抗，对抗，指不同于时俗的观点。《晋书．孙盛传》中说：‘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难征”，谓难于征信。

　　〔五〕

　　《训故》：“《晋书》：陈寿，字承祚，蜀巴西人，历官着作郎，撰魏、吴、蜀《三国志》。张华深善之，曰：当以《晋书》相付耳。无迁固之语。《华峤传》：峤书成时，中书监荀勖等咸以峤文直事核，有迁固风。”“洽”，协调。

　　《校注》：“《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着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

　　《疏证》：“案刘勰谓其‘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即本之《华阳国志》。……惟荀、张二氏常称华峤之书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不应于寿同持斯论。二者或有一误，然必咎在常璩，而与刘勰无涉。”

　　《斟诠》：“《晋书．陈寿传》：‘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至于晋代之书，繁乎着作〔一〕。陆机肇始而未备〔二〕，王韶续末而不终〔三〕，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四〕；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五〕。

　　〔一〕

　　《疏证》：“明刊本‘繁’字作‘系’，校勘诸家多以‘繁’为误字。愚谓此文有两释义；一谓晋代之书系乎着作者，晋代以着作郎、着作佐郎任修史之责。……一曰诸家所修之晋史甚繁。如唐修《晋书》以前晋史有十八家之多，……然（刘勰）所举晋代作者，仅陆、王、干、孙四家，一如所举撰后汉史诸家之例，然不害其为作者之繁。由是言之，则今本‘繁’字，亦未见其必为误也。”

　　黄注：“《晋书》：元康二年诏，着作旧属中书令，秘书既典文籍，宜改为秘书着作，于是改隶秘书省。着作郎一人，谓之大着作，专掌史任。”按此见《职官志》。

　　〔二〕

　　《训故》：“《通志》：陆机《晋三祖纪》四卷。”《史通．本纪》篇云：陆机只叙其事，而不编年。所以称其未备。

　　〔三〕

　　《训故》：“《南史》：王韶之，字休泰，琅邪人。初为谢琰行军参军，私撰《晋安帝阳秋》。书成，时人谓宜居史职，除着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晋安帝崩。”

　　《补注》：“《隋书．经籍志》：《晋纪》四卷，陆机撰。《晋纪》十卷，宋吴兴太守王韶之撰。《史通．正史》篇：《晋史》：‘洛京时，陆机始撰《三祖记》。晋江左史，自邓粲、孙盛、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案：陆机止记宣、景、文三帝，是肇始未备也。《宋书．王韶之传》：‘韶之私撰《晋安帝阳秋》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着作佐郎，续后事讫义熙九年。’是续末而不终也。”下距晋亡尚有七年，故谓“不终”。

　　〔四〕

　　黄注：“《（晋书）干宝传》：宝字令升，王导荐之元帝，领国史。着《晋纪》，自宣帝讫于愍帝，凡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新唐书．艺文志》列干宝《晋纪》于编年类，是“审正得序”谓编年审正而有顺序。

　　〔五〕

　　《训故》：“《（晋书）孙盛传》：盛字安国，累进秘书监，着《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晋简文宣郑太后，讳阿春，故讳云‘阳秋’。”

　　《疏证》：“干、孙二氏之书，已为当代所称，本书《才略》篇亦云：‘孙盛、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是二氏为刘所盛称，可与本文互证。《史通》论之尤详，《二体》篇曰：‘干宝着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曰：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又《载言》篇曰：‘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按此所论，皆以彰干宝撰史之长也。又《采撰》篇曰：‘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列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又《模拟》篇亦论及《晋阳秋》。……此则又以明孙盛撰史之得失也。《文选》着录干氏《晋纪总论》，诚不愧文盛为史之誉。详观刘知几所论，则‘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允矣。至孙盛《阳秋》，仅有辑本。其‘以约举为能’，则无明征。”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一〕。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二〕。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三〕。又摆落汉魏〔四〕，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五〕，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六〕。

　　〔一〕

　　黄注：“《春秋序》：‘发凡以言例。’注：‘知隐公七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之类。有五十条，皆以凡字发明类例。’《疏证》：“杜预所释，以《春秋》有新旧二例。传言凡者，是为旧例，其数五十，周公之所垂法也。传不言凡，而比于凡者，是为新例，孔子之所补定也。无论杜释之为是为非，而《春秋》书法本于凡例，则显然可见。至其何者为凡，何者为例，则一由传发之。故刘勰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之语。盖《春秋》经传之凡例，即为吾国所创之史例。”

　　周注：“杜预《春秋序》：‘其发凡以言例。’疏：‘言发凡五十。’序又称：‘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五十凡是正例，此外还有变例。称‘书’的，如《左传》襄二十七年‘书先晋（诸侯集会，把晋写在前），晋有信’。称‘不书’的，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隐公摄位）’。称‘先书’的，桓二年‘君子以（华）督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象这样《春秋》的凡例，《左传》加以发明。”〔二〕

　　范注：“班彪论《史记》，谓其细意委曲，条理不经。范晔谓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狱中与诸甥侄书》）。彦和之说本此。然《史》《汉》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皆正史不祧之祖。后之撰史者，无能逾其规范，所谓莫有准的，特以比《春秋经传》为不足耳。”

　　《疏证》：“《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皆无凡例。《三国志》则并自序而无之。故曰：‘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史通．序例》篇云：‘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详其所论，亦本于刘勰之旨以立言也。”〔三〕

　　《校注》：“‘璨’，黄校云：‘元作●，朱改。’……按当依《御览》、《史略》、《玉海》四六引作‘粲’，始与《晋书》本传合。”

　　《训故》：“《史通》：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遽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按此见《序例》篇。

　　黄注：“《邓粲传》：‘荆州刺史桓冲请为别驾，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乃着《元明纪》十篇。’”〔四〕

　　《校注》：“‘摆落’，黄校云：‘一作撮略，从《御览》改。’按《史略》亦作‘摆落’。寻绎上下文意，作‘摆落’是。《陶渊明集．饮酒》诗：‘摆落悠悠谈。’”

　　《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彦和此篇，于晋人所撰史传，舍推崇陈寿《三志》外，其属于后汉者，则崇司马彪、华峤之书（司马彪撰《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为纪、志、传八十篇，见《晋书．彪传》。华峤作《后汉书》，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见《晋书．峤传》。今惟彪书八志存），谓胜袁（宏，着《后汉纪》）谢（吴谢承，着《后汉书》百三十卷，晋谢沈，作《后汉书》八十五卷及外传）薛（莹，撰《后汉纪》百卷）张（张莹，撰《后汉南纪》五十五卷；张璠，撰《后汉纪》三十卷）诸作（晋袁山松亦撰《后汉书》）；其属于晋代者，惟举陆（机，撰《晋纪》四卷，《史通》谓其直叙其事，竟不编年）干（宝，作《晋纪》二十卷，《晋书》谓其书简略，直而能婉）邓（粲，撰《晋纪》十一卷）孙（盛，撰《晋阳秋》三十二卷，《晋书》谓其词直理正）王（宋王韶之，撰《晋安纪》十卷）五家，……是犹论魏吴各史，深抑《阳秋》（习凿齿撰《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吴录》（张勃作《吴录》三十卷）诸书也。”〔五〕

　　《疏证》：“《晋书．邓粲传》：‘着《元明纪》。’盖所录者，为东晋元、明二帝之事。《隋志》着录《晋纪》十一卷，注云：‘讫明帝。’可资互证。粲，长沙人，故刘勰以‘湘川曲学’呼之。”

　　《校证》：“旧本‘川’皆作‘州’，王惟俭本、何校本、黄本、张松孙本作‘川’。”斯波六郎：“‘川’疑‘州’之误。邓粲，长沙人，故云湘州。”

　　《校注》：“《隋书．地理志》下：‘长沙郡，本注：“旧置湘州。”’则‘州’字是。《战国策．赵策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说苑．说丛》篇：‘穷乡多曲学。’”“曲学”指偏颇狭隘的言论，也指孤陋寡闻的人。

　　〔六〕

　　《疏证》：“粲着《晋纪》，先立条例。而孙盛《晋阳秋》效之，故曰‘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考晋、宋人撰史之有例者，不止邓、孙二氏。《史通．序例》篇云：‘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据此，则丘明而后，重立史例者，是惟干宝。故刘知几以‘史例中兴’称之。至邓、孙二氏之史例，乃为蹑踪干氏。刘勰之语有误，故刘知几特为正之。范晔《后汉书》、檀道鸾《续晋阳秋》，皆有例，章怀注数举范例。故《序例》篇又曰：‘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繁而寡要。’于是邓史之例，又得一证。谓其‘词繁寡要’，则又不能无病。无怪乎刘勰以‘湘川曲学’称之也。

　　“刘勰所见诸晋史，惟邓、孙二氏有例，而邓氏在前，故以始立条例归之。《史》《汉》《三国》诸史皆无例，邓氏不此之从，故曰‘摆落汉魏’；上法仲尼、丘明，重立史例，故曰‘宪章殷周’。”

　　范注：“《才略》篇云：‘孙盛准的所拟，志乎典训。’盖取法邓粲也。”

　　以上为第三段，评后汉、魏、晋的史书。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一〕，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二〕。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三〕，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四〕。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五〕，检残竹〔六〕，欲其博练于稽古也。

　　〔一〕

　　《斟诠》：“百氏谓诸子百家也。《汉书．叙传》：‘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彦和以‘百氏’作‘百家’用者，于此处外，尚有二处见于《诸子》篇，曰：‘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曰：‘斯则得百氏之华彩，而辞气之大略也。’”〔二〕

　　《疏证》：“此言作史旨趣之所在也。载籍即谓史策。凡古之六经，汉魏以来之诸史，皆载籍也。史策所载，上宗《六艺》，旁赅诸子，无所不包。故曰‘贯乎百氏’。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亦惟史策有此功用。故曰‘被之千载’。史之所记，为往代盛衰兴废之事，非假记载，莫由征其盛衰。传之后世，更可鉴其兴废。《周礼》以详官制，《仪礼》以述节文。兼《史》《汉》以下，所立书志诸篇，皆所以详一代之制。《尚书》所载，皆王者之迹。《春秋》所载，皆霸者之迹。秦汉以下诸史所载，治世之迹近王，乱世之迹近霸。然何以欲述一代之制及王霸之迹？盖使之‘共日月而长存，并天地而久大’耳。刘勰盖以作史旨趣，应不外是。”〔三〕

　　范注：“《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疏证》：“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又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如果谈、迁官太史公位丞相上，比于三公，则不能以下大夫自称，更不能以倡优为喻。即如《汉旧仪》所说，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亦不得位于丞相之上。《汉书．律历志》及《儿宽传》，皆称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公，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司马贞《索隐》谓‘迁尊其父故称公’，而斥‘位丞相上’之说为谬，允矣。

　　“……汉承周制，以太史典藏计书，即官署簿书，可资保藏，以供修史之用者。其正本应上史官，故曰‘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文计”，文书计簿。

　　〔四〕

　　《校证》：“‘也’字原无，《玉海》有。案各本‘国’下有‘必’字，属下句读；‘必’即‘也’形近之误，今据《玉海》改正。‘故其详悉于体国也’，与下‘欲其练于稽古也’句法正同。”

　　《疏证》：“《周礼．天官大冢宰》有‘体国经野’之语。《尚书．尧典》亦以‘曰若稽古’为起语。注家谓‘体国’为‘分国’，‘稽古’为‘考古’，‘体国经野’为君相所有事。其事之炳着者，必着记于史官。是唯史官乃能详细于体国。‘曰若稽古’以造典谟，而着之竹帛，掌于史官，故史官必假于竹帛，乃能博练于稽古也。”

　　《校释》：“‘必’乃上句末‘也’字之讹。‘欲其详悉于体国也’与下‘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句法相同。言郡国文计体国之事，太史所当详悉者也。”《周礼．天官》序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营建国中的宫城门途，如身之有四体，谓之体国，后泛指治理国家。

　　〔五〕

　　《校注》：“《史记．自序》：‘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作‘’字；《汉书．司马迁传》亦作‘’。颜注：‘，谓缀集之。’”〔六〕

　　《疏证》：“《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有‘秦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之语。《索隐》曰：‘案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墨子．天志中》篇云：‘书于竹帛，镂之金石。’《说文叙》云：‘着于竹帛谓之书。’……古籍密藏于石室金匮，须启辟而后能阅览。故曰：‘阅石室，启金匮。’书之最古者，其竹简必有残缺，其缣帛必有断裂，故曰‘抽裂帛，检残竹’也。”是立义选言〔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二〕；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三〕。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四〕。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五〕。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六〕，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七〕。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八〕，傅玄讥《后汉》之尤烦〔九〕，皆此类也。〔一〕

　　范注：“‘是’下当有‘以’字。”〔二〕

　　《疏证》：“刘勰论文，以《征圣》《宗经》居首。撰史之旨，亦不外是。本篇谓‘宗经矩圣之典’，为公理所辨究之一事，当为刘勰论史所本。此所谓经，为《春秋》之经。此所谓圣，为孔子之圣。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谓立义。太史公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经孔子之笔削，而后谓之为选言。凡立义选言，皆应以《春秋》为极则，故曰‘宜依经以树则’。《春秋》以褒贬示劝戒，即因褒贬而有所与夺。然非圣人不能得褒贬与夺之公，必取法孔子而后可，故曰‘必附圣以居宗’。究而言之，依经附圣，为刘勰素所持论。迨刘知几出，以《疑古》、《惑经》名篇，始于《春秋》孔子有驳难之言。”〔三〕

　　黄注：“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疏证》：“‘谢承曰诠，陈寿曰评’二语，出《史通．论赞》篇。……刘勰谓论史能依经附圣，然后诠评得当，否则不免于苛滥。盖持论苛，则失之过；持论滥，则失之宽。苛而过，滥而宽，皆不得谓之诠评昭整。”“昭整”，昭晰、齐整。

　　《斟诠》：“是立义选言，……苛滥不作矣。”此数句标出作史之准的。

　　〔四〕

　　范注：“纪以编年，传以缀事。”《疏证》：“‘纪传为式，编年缀事’二语，应为下二段之纲。此刘知几撰《二体》篇之所本也。……盖自后汉、魏、晋以迄刘勰，作者辈出，要不逾于纪传、编年二体。纪传一体为撰史之正轨，班陈以下莫不因之，故刘勰有‘纪传为式’之言。编年一体，发生虽早，乃自有马、班二史，降居次位。如因有《两汉书》而别有《汉纪》，因有《晋书》而别有《晋纪》，因有《宋书》而别有《宋略》，皆其明证。然编年之史，重于纪事，而不必如列传之多载文翰。故刘勰又有‘编年缀事’之论也。下文一言‘总会’，盖论编年；一言‘诠配’，盖论纪传。”〔五〕

　　《疏证》：“此节论编年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编年之史，莫古于《春秋》。《春秋》循鲁史记事之法，造语至简，皆按实而书，故文非泛论。《左传》于记事外，间举凡以示例，或为‘君子曰’以发其旨，是虽有泛论，曾不失按实而书之旨。刘子玄《史通．烦省》篇论《左传》曰：‘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非所谓‘岁远则同异难密’乎？又《二体》篇曰：‘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非所谓‘事积则起讫易疏’者乎？刘知几在《二体》篇又谓：‘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是。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按此语实兼《左传》而并言，亦即善于‘总会’，而为编年史之冠冕者。厥后，荀悦效《左传》之体而撰《汉纪》，司马光更撰《通鉴》。……年代愈长，总会愈难。”

　　《斟诠》：“年代久远，史有缺文，事类繁多，传说纷纭；二者于史家皆不易处理，故彦和特发此难。”《注订》：“上文叙作史之指归，此言从事之不易，慎其不易，则指归易得。”〔六〕

　　“功”，同“工”。

　　〔七〕

　　《疏证》：“此节论纪传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纪传一体之史，莫先于《史记》，而以善于诠配见长。《史通．二体》篇论《史记》曰：‘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论诠配之难，最为昭□。而其论旨，则本之刘勰。盖记一事而涉数人，述一事而分见数传，欲其无所复重。免于不周，则属甚难，亦为纪传之史之所短。刘勰故特表而出之，亦举重略轻之旨也。”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而刘彦和虑其‘事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之数语者，可谓深明史体。邵泰衢《史记疑问》谓《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留侯世家》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叶荣甫曰：‘《史》《汉》并称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尔（见《郑语》及《后汉．地志》），《史记》于《陈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后分为秦。”又云：“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分。”是以翳、益为二人也。阚止、子我一人尔（见《传》哀六年杜预注及《史记．齐世家》贾逵注），《史记》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阚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阚止。”是又以一人为二人。’诸如此类，仁和梁玉绳《史记质疑》中言之指不胜屈，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至于同归一事，则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愚按此着史公似有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但以樊、郦、滕、灌四传论之，四人悉从高帝，未赏特将，为功多同，史公颇患其溷，故于四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以下举例从略）。四人皆从高帝，虽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谓因事设权者也。”〔八〕

　　范注：“《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章怀注曰：‘《衡集》其略曰：“《易》：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

　　《疏证》：“衡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即衡所摘《汉书》之舛滥也。”〔九〕

　　范注：“《晋书．傅玄传》：‘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着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严可均《全晋文》有《傅子》辑本，无论《后汉》尤烦之文。惟《史通．覈才》篇引傅玄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三史，谓《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其评断惜亡佚不可考。”

　　《疏证》：“详《史通》所引傅玄之语，即本传所谓‘撰论三史故事，详论得失’。其评论《东观汉记》之语，又殆所谓‘讥后汉之尤烦’者也。”

　　以上为第四段，提出对编写史书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征圣、宗经，并提出“总会”和“诠配”之难。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一〕荀况称：“录远略近。”〔二〕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三〕。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四〕，穿凿傍说〔五〕，旧史所无，我书则传〔六〕，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七〕。

　　〔一〕

　　黄注：“《汉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注：‘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

　　《疏证》：“此言述远之史难于征信，应阙疑为贵也。所见异辞三语，《公羊传》凡三见：一见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一见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下；一见哀公十四年结尾数语。何氏《解诂》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依何氏所诂，则知《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已分为三期。即：第一期为传闻期，第二期为所闻期，第三期为所见期。所见期最详最确，然犹不免异辞，况为所闻期，或远而为传闻期乎？盖去吾愈远，则异辞愈多，而愈难信。故刘勰有‘追述远代，代远多伪’之言也。”〔二〕

　　《校注》：“《荀子．非相》篇：‘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舍人所称，当即此文。然意义适与之反，且与本段亦相舛驰。岂传写有误邪？《史通．烦省》篇亦作‘录远略近’，浦二田《通释》卷九已论及之矣。”

　　《疏证》：“《史通．烦省》篇云：‘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其文亦同《文心》。今浦氏《通释》本改为‘远略近详’。且曰：‘《史通》此文，以涉《文心》而误。’理或然也。《韩诗外传》（三）亦引《荀子》之语，文有小异，曰：‘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详则举细。故闻者闻其大不知其细，闻其细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繇此以证‘录远略近’一语，应有舛误。细审本文，所谓‘录远略近’，似为录远宜略之义。下文又云：‘录远而欲详其迹。’正为录远宜略之反义。否则，前后之语意不合。”斯波六郎：“‘录远略近’据上下文义，非是。恐为‘远略近详’之误。”

　　陈书良：“‘录远略近’不误，是记录远古之事简略于近世之事意。重点在录远。如改为‘详近略远’，则与上文‘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及下文‘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不合。又刘知几《史通．烦省》云：‘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二刘所据《荀子》，殆别本乎？”

　　《文心雕龙校注商兑》：“按《荀子．非相》：‘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彦和曰‘录远略近’，本与荀子无忤。《史通．烦省》因以为言：‘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浦起龙以彦和误引荀文，作《史通通释》，改曰‘远略近详’。殊不知《文心》‘略’字后省介词‘于’，有比之意，谓作史记录远代之事，宜比近代的简略。下文言俗人‘爱奇’，作史竟‘录远而欲详其迹’，恰与此相反，故非之。”〔三〕

　　《校注》：“按《谷梁传》桓公五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疏证》：“《论语》：‘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引包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此为篇中‘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二语所本。”《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四〕

　　斯波六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子太叔曰：……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五〕

　　《斟诠》：“谓任意牵合，附会杂说也。”〔六〕

　　《校证》：“《御览》《玉海》‘传’作‘博’。”〔七〕

　　范注：“彦和此论，见解高绝，《史通．疑古》、《惑经》诸篇所由本也。孔子修《春秋》，讬始乎隐，以高祖以来事尚可闻之也。《尚书》讬始于尧舜，以尧舜为孔子所虚悬之理想人物。……《竹书纪年》起于夏禹，不必可信。司马迁撰《史记》，乃又远推五帝，作《五帝本纪》。张衡欲记三皇，司马贞本其意补《三皇本纪》。宋胡宏撰《皇王大纪》，又复上起盘古。愈后出之史家，其所知乃愈多于前人，牵引附会，务欲以古复有古相高，信述远之巨蠹矣。”

　　《疏证》：“此言述远之讹滥，由于爱奇好异，且不能阙疑之所致也。……刘勰所谓‘俗皆爱奇，莫顾实理’者，非指孔子与司马迁而言也。惟后人说古史者，实多荒诞不经之说。考刘勰以前，流传乙部之书，如《纪年》、《古文琐语》、《穆天子传》，皆出自汲冢，尚为古史之仅存者。又如《逸周书》、《山海经》，行世在汲冢古书之前。太史公且言及《山海经》，是汉代已有其书矣。至若……着录于隋、唐二志者，林林总总，不可胜数。非失之‘弃同即异’，即不免‘穿凿傍说’。且其所说多不为《左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所载。若斯之类，正如范君所指‘愈后出之史家，所知乃愈多于前人’，故曰：‘旧史所无，我书则传。’

　　“寻刘勰立论之旨，凡后代人追述前代史事者，皆谓之述远，以与下文‘同时之枉’一节对举。……《史记》述春秋以往之事最略，春秋战国时事差详，而记汉代事最详，甚符《荀子》‘远略近详’之旨。然本篇尚论诸史，于《左氏》则曰‘氏族难明’，于《史记》则曰‘爱奇反经’，于《后汉史》则曰‘疏谬少信’，于《三国史》则曰‘激抗难征’，皆以明述古讹滥之弊。依公羊氏述高祖以上事即为传闻，则不免异其辞。依本篇所述，述前代事即为录远，录远则难于求详。凡‘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者，皆讹滥之本源也。”至于记编同时〔一〕，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二〕，而世情利害〔三〕。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四〕：吹霜煦露〔五〕，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六〕。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七〕！

　　〔一〕

　　《斟诠》：“‘记编’乃并列动词，‘记编同时’与上‘追述远代’相对文。”〔二〕

　　黄注：“《史记》：‘孔子着《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谓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疏证》：“黄注所举《史记》及《匈奴传赞》语。”又：“此言时近之枉，又不同于述远也。《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解诂云：‘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言容身，慎之至也。’《史记》用《公羊》家说，故曰：‘定、哀之际则微。’”“诡”，欺诈。

　　〔三〕

　　《斟诠》直解为“乃基于世俗之常情与权衡当时之利害，不得不然也”。

　　〔四〕

　　此处原作：“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校注》：“‘常嗤’当依《御览》、《史略》改作‘嗤理’。‘理’即‘埋’之误。上句之‘常’字与此句之‘欲’字，皆系妄增。”

　　《校释》：“旧校：‘理欲二字衍。’按《御览》作‘虽令德而蚩埋’，‘蚩’乃‘嗤’省，‘理’为‘埋’误，‘欲’则‘吹’之衍而误者。”

　　《校证》：“《史略》作‘嗤埋’。按作‘嗤埋’是，今据改。旧本因‘埋’误为‘理’，文不可通，因于‘嗤’上加‘常’字耳。”

　　“嗤埋”，讥笑而被埋没。“煦”，温暖。

　　〔五〕

　　《斟诠》：“谓吹寒气可凝成严霜，呵暖气可降为甘露也。”《史通．杂说上》：“左氏之叙事也，……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六〕

　　《疏证》：“《史通．曲笔》篇发挥记近多枉之义最晰，其言曰：‘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解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特报己仇。……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又曰：‘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又曰：‘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案刘知几此论，实与刘勰同符。……刘勰云：‘勋荣之家，……虽令德而常嗤。’实为子长而后吾国旧史学家之通病。

　　“陈寿谓丁仪、丁廙之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魏收之撰《魏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及，毁及高曾。又以杨遵彦为北齐贵臣，势倾朝野，撰其家传甚美。由是世传其书，号为秽史。’夫陈寿有良史之目，魏收亦富于史才。一则以求米贻讥，一则以秽史见病。‘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惟魏收一类人，足以当之。

　　“述古易诬，记近易枉，其趋虽异，厥失惟均。刘勰论史，慨乎言之，足以昭示准的矣。”〔七〕

　　“素心”，黄本改作“素臣”，注曰：“《春秋序》：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

　　纪评：“陶诗有‘闻多素心人’句，所谓有心人也，似不必改作‘素臣’。”

　　范注：“案纪说是也。素心，犹言公心耳。”

　　《校注》：“《文选》颜延之《陶征士诔》：‘长实素心。’李注：‘《礼记》曰：“有哀素之心。”郑玄曰：“凡物无饰曰素。”’《江文通文集．陶征君田居诗》：‘素心正如此。’并以‘素心’连文。《养气》篇：‘圣贤之素心。’尤为切证。不必泥于本篇所论，而改‘心’为‘臣’也。”《斟诠》：“心地朴素亦曰素心，如陶潜《移居》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文选》颜延之《陶征士诔》：‘弱不为养，长实素心。’注：‘素，无饰也。’”

　　《校释》：“梅子庾以杜预《春秋序》有‘丘明为素臣’之说，改作‘素臣’，以配孔子素王，亦通。”

　　《疏证》：“如作‘素臣’，则上下文义甚顺。否则费解。”又：“此数语为总结上文之辞。述远之弊为诬矫，记近之弊为回邪，皆与修史之旨无当。述远以讹滥为巨蠹，讹滥即诬矫也。记近以同时之枉为可叹，同时之枉即回邪也。诬矫、回邪，俱有不可。惟有出于‘析理居正’之一途。

　　“何谓析理？‘贯乎百世，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是也。何谓居正？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也。必如《史记》之实录无隐，博雅宏辨，乃得谓之析理。又如《汉书》之宗经矩圣，端绪丰赡，乃得谓之居正。盖作史必能析理，而后述远不失于诬矫；必能居正，而后记近不至于回邪。刘勰举‘析理居正’四字，所以箴述古记近之失也。

　　“素王、素臣之名，既见杜预《春秋序》，疏复为之说曰：‘……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又曰：‘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也。’由此说推之，素臣之义，亦为无位而空臣。又杜预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注云：‘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审此，更知左丘明为素臣，而‘体元居正’，亦左氏作传之始义。盖刘勰以左氏为史家之冠冕，故亟称之以示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一〕；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二〕；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四〕。

　　〔一〕

　　范注：“《公羊闵公元年传》：‘《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瑾瑜，谓尊者贤者。讳尊贤，惩奸慝，为作史之准绳。”《校注》：“《左传》宣公十五年：‘瑾瑜匿瑕。’”

　　《疏证》：“尊谓君，亲谓父，贤谓贤士大夫。史贵直笔，而于君亲贤士大夫，例须为之隐讳。此为《公羊》家所谓《春秋》之法。刘勰以‘尼父之圣旨’释之。

　　“《左传》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本篇尚论古史，于《左氏》之外，兼用《公羊》之说。以《春秋》为仲尼所笔削，而为尊贤隐讳，亦为尼父之圣旨。”此处“纤瑕不能玷瑾瑜”，谓瑕不掩瑜。

　　〔二〕

　　《校注》：“《左传》隐公六年：‘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莠”，狗尾草，是恶草。

　　〔三〕

　　《斟诠》：“科，即科条。准，此指准绳。”《疏证》：“《孟子．滕文公》篇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应指良史直笔，可收惩奸戒慝之效而言。刘勰喻以农夫之除莠，尚能当理。第自迁固以下，历代秉笔之士，其于君上，则寓以隐恶扬善之旨；其于奸慝，则寄以惩恶劝善之法。此为仲尼以来修史准绳之所在。刘勰所以又谓‘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也。”〔四〕

　　范注：“《史通》全书，皆推阐此四句之义，孰谓彦和此篇是敷衍足数者！”

　　《疏证》：“此文所举之四事，乃刘勰所建立之修史总纲也。……‘寻繁领杂之术’，即搜集史料之谓也。‘务信弃奇之要’，即整理史料之谓也。‘明白头讫之序’，即辑成史着之谓也。初步征集之史料，是为原料；继而整理之史料，是为长编；最后葺成之史着，是为定本：此为修史必经之序，刘勰已备言之矣。

　　“不特此也，修史尤贵有例，以立载笔之准。刘知几曰：‘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春秋各国史官，皆依王室所颁之例，以为载笔之准。唐宋以来，纂修国史，亦莫不先订凡例。古今一揆，盖已久矣。是则删成勒定之际，尤贵先立史例。此刘勰所以又有‘品酌事例之条’之说也。

　　“再就上文所述，加以申明。‘寻繁领杂之术’，实为总会。‘明白头讫之序’，属于诠配。总会之后，必知‘务信弃奇之要’，乃能诠配得当。诠配之际，必依‘品酌事例之条’，乃究总会之极功。四者缺一，又不可也。总上四事，定为修史之总纲。握定总纲以修史，则万殊归于一本，自可有条不紊。故曰‘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也。再案《史通．采撰》、《探赜》、《补注》诸篇，皆以论‘寻繁领杂之术’；《浮辞》、《直笔》、《曲笔》、《模拟》诸篇，皆以论‘务信弃奇之要’；《断限》、《编次》、《叙事》、《序传》、《烦省》诸篇，皆以论‘明白头讫之序’；《六家》、《二体》、《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诸篇，皆以论‘品酌事例之条’。”“品酌事例之条”谓确定评量得失的条例。

　　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一〕。秉笔荷担，莫此之劳〔二〕。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三〕！

　　〔一〕

　　《校证》：“‘赢’，旧本皆如此，梅本、黄本作‘嬴’，不可从。”范注：“‘嬴’，当作‘赢’。赢，贾有余利也。韩愈不敢作史，恐赢得是非之祸尤耳。”

　　《校注》：“按‘赢’字是。……赢，受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杜注），担负也。”“弥纶”，包举。“尤”，责备。

　　〔二〕

　　范注：“荷担，犹言负责。”

　　《疏证》：“此言修史之责重也。自班固断代为史，以撰《汉书》，后世仍之。故刘勰谓‘修史之责，足以弥纶一代’。董狐直笔，见称于仲尼；魏收秽史，见訾于当代：其‘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又为何如？由此而知秉笔修史之士，其劳亦莫甚矣。盖上文言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是修史尚非难事。此文又言修史之责重，且足以酿生是非，而其劳亦可念。以明修史仍非易事，用以警惕作者。”〔三〕

　　范注：“迁、固皆良史，而后世尚诋呵之；若褒贬任情，抑扬失正，则生绝胤嗣，死遭剖斫，难乎免于殃戮矣。韩愈不敢撰史，盖深有见于其难也。”

　　《疏证》：“班彪《略论》谓：‘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其子固作《司马迁传》，亦用父说为赞，其文微异。……《后汉书．班彪附子固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又《史通．书事》篇云：‘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以上皆刘勰所谓历诋迁、固之辞也。

　　“篇中‘任情失正’四字，对上文‘析理居正’而言。惟不能析理者乃任情，不能居正者乃失正。文者，斯文也。‘文其殆哉’，即斯文将丧之旨也。迁、固通人，犹为后世所历诋。若下于此，而任情失正，则斯文有将丧之惧。以言修史，不亦远乎！刘勰以慨叹作结，以明修史之非易事。”

　　第五段论述修史在“述远”“记近”中两种不良倾向，并提出修史的四条大纲。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一〕。腾褒裁贬，万古魂动〔二〕。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三〕。

　　〔一〕

　　范注：“《南齐书．鱼腹侯子响传》：‘刘绘为豫章王嶷乞葬蛸子响表云：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称史为历史，即‘世历斯编’之义。”《疏证》：“或谓此即‘世历斯编’之义。按此云历史，即历世之史之义，与今言历史之义不殊。’”《斟诠》：“言历代世事之因革变迁，均荟萃于史册，人类行为之是非善恶，皆总括于其中也。”〔二〕

　　《疏证》：“本篇云‘轩辕之世，史有仓颉’，是为‘史肇轩黄’。又云‘姬公定法’，夫子‘因鲁史以修《春秋》’。周公立作史之凡，仲尼奠编年之体，是为‘体备周孔’。本篇于《史》《汉》以下，兼叙后汉、魏、晋诸家之作，而惩恶劝善之旨以备，是为‘世历斯编，善恶偕总’。又云：‘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釜钺。’是为‘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斟诠》：“言因褒扬而腾声，由贬斥而抑价，史家秉笔，消息万古。其机如此，足令人心惊魂动也。”〔三〕

　　《训故》：“《春秋左传》：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春秋左传》：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按前者见襄公二十五年，后者见宣公二年。

　　《疏证》：“史之直笔，应以南董为归；史之辞采，应以《左氏》为宗。南董之直笔，更于《春秋》见之。本篇曰：‘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此直归南董之注脚也。又曰：‘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记籍之冠冕。’此‘辞宗丘明’之注脚也。……本文以南、董皆能直笔，故并称之。”

　　诸子　第十七

　　梅注：“《汉书．艺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老子道德》二篇，《孟子》七篇，《庄子》五十二篇，《墨子》七十一篇，《尹文子》一篇，《野老》十七篇，《驺子》四十九篇，《申子》六篇，《商子》二十九篇，《鬼谷子》十三篇，《尸子》二十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荀卿子》三十三篇，《惠子》一篇，《列子》八篇，《韩非子》五十五篇，《公孙龙子》一十四篇，《魏公子牟》四篇，《管子》八十六篇，《晏子》八篇，《邹奭子》一十二篇，《随巢子》六篇，《尉缭子》二十九篇，《鹖冠子》一篇，《文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

　　纪评：“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谰入，故不能有所发挥。”

　　范注：“案纪氏此说亦误。柳子厚谓‘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彦和论文，安可不及诸子耶！”

　　《注订》：“诸子之文，别于群经，然说理见道则一也。其先后尊逊有互异者，时与势有不同耳。故《五千言》与孔《论》体相近也，《墨》、《庄》、《孟》、《荀》体相近也。然旨虽异趣，而其为文章大宗，派衍无穷，谁有闲言哉！彦和继《史传》之后，有《诸子》，此必然耳。盖《汉志》云：‘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也。’纪评‘谰入’之说非是。”

　　饶宗颐《文心各篇之取材述略》：“《诸子》用葛洪《尚博》篇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二〕。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三〕；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四〕。唯英才特达〔五〕，则炳曜垂文〔六〕，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七〕。

　　〔一〕

　　《校证》：“《玉海》五三‘入’作‘述’。”《校注》：“按以下文‘述道言治’证之，《玉海》所引盖是。”

　　范注：“《汉书．艺文志》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朱□先等笔记：“是子书者，凡发表个人意见者，皆得称之，若《论语》、《孝经》者，必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二〕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正义：“太上，谓上圣之人也。……老、庄、荀、孟、管、晏、孙、吴之徒，制作子书，……皆是立言者也。”〔三〕

　　《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矣哉。”“显”是显达。

　　〔四〕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章”，通“彰”。

　　〔五〕

　　《礼记．聘义》：“圭璋特达，德也。”“特达”，超出一般人之上。

　　〔六〕

　　《校注》：“按‘曜’当作‘燿’。已详《原道》篇‘繇辞炳曜’条。”“炳曜垂文”，意谓光采照耀，文章流传。

　　〔七〕

　　“腾”，飞腾，此处指传播。

　　昔《风后》、《力牧》、《伊尹》〔一〕，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二〕。

　　〔一〕

　　《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有“《风后》十三篇”，自注：“图二卷，黄帝臣依讬也。”又道家有“《力牧》二十二篇”，自注：“六国时所作，讬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又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自注：“汤相。”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自注：“其语浅薄似依讬也。”〔二〕

　　《校证》：“‘战代’，原作‘战伐。’”《校注》引郝懿行云：“按‘伐’疑‘代’字之讹。盖《风后》《力牧》诸篇，皆六国人依讬也。”《札移》十二：“‘战伐’，元本作‘战代’（冯本、活字本并同）。纪云：‘战伐当作战国。’案元本是也。《铭箴》《养气》《才略》三篇，并有‘战代’之文。纪校非。”

　　范注：“风后、力牧、伊尹诸人，非自着书，至战国时始依讬之述于篇耳。”“篇述”，篇章着述。

　　《注订》：“篇述指世所传《风后》《力牧》诸作，因《汉志》皆注云依讬；惟彦和认为虽为战代依讬之作，但上古遗语存焉，未可偏废也。此见甚卓。”至鬻熊知道〔一〕，而文王谘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二〕。子自肇始，莫先于兹〔三〕。

　　〔一〕

　　《训故》：“鬻熊，高氏《子略》：魏相奏记，霍光曰：文王见鬻子，年九十余。”梅注：“鬻熊，□姓，楚之先也。”黄注：“《子略》：鬻子年九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文王师焉，着书二十二篇，名曰《鬻子》。”〔二〕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四“集类．子”：“《文心雕龙》曰：鬻熊作书，题曰《鬻子》。盖周初人，此名子之始也。”

　　《四库提要》曰：“考《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是当时本有二书。《列子》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今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生其信心欤？且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又每篇寥寥数言，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姑以流传既久，存备一家耳。”

　　朱□先等笔记：“彦和所见《鬻子》已系伪书，惟贾生所引当尚真。”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自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小说家又有“《鬻子说》十九篇”，自注：“后世所加。”〔三〕

　　纪评：“‘自’当作‘之’。”沈岩录何校本“自”改“氏”。

　　《校注》：“《玉海》、《汉书艺文志考证》六引并作‘诸子肇始，莫先于斯’。按王氏所引，未必是《文心》之旧；然今本‘自’字实误。”

　　《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道．鬻子二十二篇》：“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刘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谋，诸子肇始，莫先于斯。’”清周广业《意林注》卷一《鬻子》：“案《文心雕龙．诸子》篇云：‘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子氏肇始，莫先于兹。’政言熊为诸子之权舆也。然曰录其遗文，则固非自熊手矣。”

　　《注订》：“今传《鬻子》，据《四库提要》所云：‘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然《汉志》所注，是为文王师，在子类其书最古，故彦和首举。故曰‘子自肇始’也。‘子自’二字不误，纪说及诸本皆以意为之改订；言自者，明其所从来也。其肇始之由，莫先于《鬻子》也。”及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