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及其转机 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皇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弊政和社会问题。当时主要弊政，一是刑罚太滥，治罪严酷；二是连年征伐和其它事项耗费巨量钱财，造成府库空虚，于是加重对人民剥削，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是迷信鬼神，奢侈逸乐。这些弊政引起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接连发生。

　　武帝执法苛严，大量重用酷吏。大量任用酷吏虽然摧抑了豪强势力，也给人民带来灾难。《汉书·杜周传》载：“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吏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酷吏治狱如此广为株连，严刑逼供，受牵连者被逼辗转诬告，必然致使许多无辜百姓受害。告缗令也造成许多民众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①武帝连年征伐，仅与匈奴的战争前后就持续三十余年，动员的军队最多达三十多万，至少也有几万人。因此造成丁壮男子丢下锄把从征，又征发更多的人转运粮食给养，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剥削，四处流亡，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故《汉书·食货志》说：“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当政时期财政开支惊人。长期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光是赏赐给将士的就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给卫青大军黄金二十余万斤。元狩四年赏给卫青、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武帝多次征调民工到边境筑城，或迁徙内地居民充实边境，如元朔元年兴十余万众筑卫朔方；元狩四年徙山东贫民七十二万充实新秦中时，“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货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①又征调六十万卒沿边郡屯田，也都由政府供给衣食。武帝时期为了治黄河、塞决口，开凿漕渠，和其他水利工程，也需要大量开支，仅在朔方开灌溉渠，二三年间，“费用各以巨万十数”。加上武帝在其他方面大量挥霍，造成了国库空虚。于是武帝下令，犯罪可以出钱赎罪，将粮食输送到边境可以授官，结果更使贪污贿赂公行，欺诈和投机行为恶性发展：“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②武帝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22—前87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二十九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达十三次。元封元年，东巡，封泰山，沿渤海边到碣石而还，历时四个多月。元封五年，从冬十月开始至春四月封泰山而还，历时五个月。每次外出祭祀巡行，都带着大队人马，沿途官府动员众多吏民修路、献礼、迎送，耗费民力、财力、物力无数。武帝又任用神仙方士，给他们大量赏赐，仅给栾大的赏赐，一次就有十万金。武帝生活奢靡，“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①。

　　上述种种弊政引起了社会矛盾激化。至武帝统治后期，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岱之间有坚卢、范生等。这些暴动，“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武帝指派酷吏，动员了军队，以几年时间进行镇压。暴动者虽失去首领，而“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② 轮台之诏和社会安定的转机

　　面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武帝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时值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击匈奴，又令开陵侯率楼兰等六国兵攻击依附于匈奴的车师，与马通军相配合，车师王投降。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提出增派军卒到西域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再“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田，以威西国，辅乌孙”。西域前线又传来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的消息，汉武帝折损大将和众多士卒。于是：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丐若马’，又汉使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①“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停止连续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对此司马光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② 富民政策的推行

　　汉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是为向天下宣告富民政策的推行，“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武帝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赵过先在太常、三辅作示范，“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又因耕牛缺乏，“教民相与庸挽犁”。推行代田法和人力拉犁，使“田多垦辟”，而且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新的耕作方法推广到边郡一带，“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①。

　　武帝政策的转变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昭、宣时期即继续沿着这条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因而出现了“中兴”局面。

　　

　　①《汉书·食货志》下。

　　②《汉书·贡禹传》。

　　①《汉书·贡禹传》。

　　②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①《汉书·食货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