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农牧地区分界线的初步规定及其演变初步规定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及其演变隋唐两代强盛时期的版图皆相当广大，可与西汉中叶相媲美。疆域既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就参差不一，为农为牧各有所适，难得一致。大体说来，农牧地区是有分野的。远在汉时，司马迁撰述《史记》，于其《货殖列传》中就曾规划出一条农牧分界线：自碣石至于龙门。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县南濒海之处，龙门则在今山西河津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这是说，这条农牧分界线始自碣石山下，西南行，过今北京市北，越过太行山，再经今山西太原市北，又越吕梁山南段，而至于黄河侧畔的龙门山下。这条界线之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自然是牧区了。根据司马迁的论述，这条农牧分界线还可再向西南延伸，至于陇山，更南达到岷山附近。就在司马迁规划这条农牧分界线的前后，这里的牧区就不断有所变化。由于匈奴先后被驱逐远去，又由于自秦时起就已向牧区迁徙人口，汉时仍踵行这样的策略，大量从事耕耘者的涌入，就使牧区相当多的部分成了半农半牧地区。这样说来，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也就成了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

　　经过演变的农牧分界线并未能永恒地保持下来。北方从事游牧的民族的陆续向南迁徙，曾不止一次地冲破这条农牧分界线，使牧区更向其南扩展。原来的牧区由于从事农耕人口的大量迁入，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原来的农耕地区虽有游牧民族的迁入，却不能使之永久演变为畜牧地区。鲜卑本是游牧民族，汉魏之时，逐渐南迁，其风俗习尚也逐渐改变，西晋末年，曾经迁到并州的鲜卑，竟然也有了余谷，堪为其娴习农事的佐证。这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并非内迁的鲜卑族人都是如此。就是在农牧分界线的畜牧地区那一边，游牧民族大举迁入之后，自必然完全成为青牧地区，所谓半农半牧已经不复存在。然为时并未很久，农耕依旧恢复和发展，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以前的旧规模。北魏曾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都城。在其建都之初，就已“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桑，量较收入，以为殿最”。那时的代郡治所尚在今河北蔚县。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阴馆在今山西朔县东南，参合在今年蒙古凉城县西南。这是一片不甚狭小的地区。如果连上所谓的四方四维，当然更具规模了。这所谓的畿内之田，其南部距由碣石至于龙门的界线甚近，远在两汉之时，这里的郡县密布，虽说地处边陲，和内地差相仿佛，作为半农半牧地区，却是农大于牧的。北魏的建置还不能和两汉时相比拟，然在已经成为畜牧地区能有这样的规模，应该说是难能可贵了。其实当时对于农事的重视，还不应以此为限。就是阴山之南的诸镇戍皆可“并戍并耕”，而地处朔方之南的东夏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当时的边帅就可在当地“征税租粟”，显然可见，这些地方已经不完全都是畜牧之地了。

　　平城“畿内之田”的设置，自是北魏统治者鉴于农耕的收获大于牧畜。具体从事耕耘者不能说就没有鲜卑族人，但实际却是依靠由太行山东迁徙到平城的新民，当时迁徙来的大量人口从事农桑是绰绰有余的。可见改农为牧是由于游牧民族的迁入，而改牧为农还须假借于留在当地或由他处迁来的从事耕耘的人口。有些地区在游牧民族大举迁入之时，从事农耕的人口未能远去，可能还保持其本来的风习。张轨所建立的前凉和李暠所建立的西凉，都是具体的说明。就是建立南凉的秃发利鹿孤也知道部署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可见当游牧民族大举内迁之时，在改农为牧的际会里，原来半农半牧的地区中，农业还有若干的存留，并非完全都被改掉。

　　较为显著的变迁已到北魏的中后期。这一时期，北魏亦和南朝相仿佛，都在增置郡县。就是吕梁山西直至祖厉河畔也都有所增置。这些地方自魏晋以来，游牧民族就不断地迁入。十六国时期的后期，这里为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国的疆土。当时除夏国都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外，其他城镇十分稀少。就是吕梁山和黄河之间的魏国所能控制的疆土也未闻有所建置。北魏灭夏之后先后建立了夏州（治所统万城）和东夏州。就在吕梁山和黄河之间及其以北的地方，也建置了汾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和朔州（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各州之中也相应有了郡县的建置。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立显示纯游牧地区的结束。至少在那一时期是应该作出这样的解释和说明的。建置州和其下的郡县意味着有了定居的人口，定居的人口固然可以继续从事牧畜生涯，也会转而改操农耕生涯，因而自然促成半农半牧地区的显现。至于陇山以西，直至河西，就在游牧民族大举内迁之时，从事农耕生涯的人口尚多留在当地。其时不免农田荒疏，甚至改农田为牧区，不过社会初告安定，还会略事恢复旧观。出自游牧民族的政权，为了增多粮食生产，还须借助于擅长农耕生涯的人口，这样也有助于半农半牧地区的恢复。

　　不过事物是在不断演变中，难得都能一概而论。前面曾经提到北魏平城的“畿年之田”。北魏借政治权力，由太行山东迁来大量从事农耕的人口，有意改变乎城周围的农牧经营，并且取得了可以称道的成就，这是明见于史籍的记载，是无容置疑的。可是这样人为的制作当平城失去都城的位置后，竟又改变了其兴旺的规模。平城的农业是依靠当时北魏政府的需求和众多的人力。都城南迁，人口自随着减少。北魏末年的乱离，“恒代而北，尽力丘墟”，其户口数目亦未能见于有司的记载，农事操作自无从说起。直至北魏末年，籍隶北秀容（今山西朔县北）的尔朱荣，论其家计，竟以谷量牛马，可知当地的畜牧还超过了农耕。

　　追溯这些往事，乃是为了探索自司马迁规划农牧分界线以后的变迁及隋唐时期这条分界的所在。

　　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分界线唐初撰《隋书》，其《地理志》中曾略事论及半农半牧的地区。《雍州后序》说：“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勤于稼穑，多畜牧”。这应是标准的半农半牧地区的叙述。这六郡的治所除上郡在今陕西富县外，其余皆在今甘肃东南部，依次是泾川县、宁县、陇西县、天水市和兰州市。这应是位于碣石龙门一线在黄河以西的延伸线之北，这条延伸线直达到陇山之下。唐时养马之地，集于陇上，大致和《隋书·地理志》所说相仿佛。当时所置的群牧八坊，分布于岐、豳、泾、宁四州。泾州即隋安定郡。宁州即隋北地郡，豳州为由宁州析出的，其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所差异的为岐州。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岐州位于汧、陇和河、华之间，本是宜于农耕地区，然其北部毗邻泾、豳二州处，仍在碣石龙门一线黄河以西延伸线的北侧，唐时以之作为养马地区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可以看到：隋唐时期龙门至于陇山的农牧分界线，是和碣石龙门一线的延伸线是相同的，其间似无显著的出入。

　　唐朝初期，由于养马繁多，就需要扩展牧地，因而在盐州和岚州也都设有牧监。岚州就有楼烦、玄池、天池三监。盐州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北，已位于黄河之东。前面曾提北魏末年籍隶北秀容的尔朱荣，其牧畜之富乃以谷量牛马。北秀容之地于唐时隶于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而朔州则在岚州的东北。是尔朱氏家世破灭之后，其地仍当延续旧俗，以牧畜为要务，不至于即改牧为农。唐玄宗时，与突厥互市，因大量买进马匹，于河东、朔方、陇右放牧。岚州既有牧监，则在河东放养马匹，就应在岚州及其附近地区。这样说来，隋唐时期，碣石龙门一线的西段，即越太行山后直至龙门一段的农牧分界线，仍当遵循司马迁所规划的成规而无所改易。

　　至于太行山东至于碣石的一段的农牧分界线，隋唐时期已略向北移，移至燕山山脉之上。碣石龙门一线以南、太行山东，在游牧民族大举南迁时，也曾经是其聚集的所在。鲜卑慕容氏且在此先后建立过燕国。这里毕竟是农耕地区，时过境迁，仍当重现其以前的旧俗。甚而使农耕地区更向其北推移。庸时在豳州境内也曾经建立十九个羁縻州，以安置内附的游牧民族，最多时不过四万余人，即令仍以牧畜为业，其牧地只能是星星点点，稍稍使农耕地区有所点缀，于整个局面说不上有所增损。

　　安禄山图谋叛唐之前，曾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因而阴选胜甲马归于范阳。安禄山时为范阳节度使，其所辖区相当广大，所选楼烦监马当不必置于农耕地区之中。据说，安禄山曾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安贮兵器，储蓄粮食，有战马五千匹，牛羊称是。雄武城在今河北平谷县北燕山上。安禄山这样设施，显示雄武城附近当是宜于牧畜的地区。这虽是安禄山的一项设施，已足以说明当时的农牧分界线确曾向北移动。不过后来雄武城旁还曾有过屯田，正是当地仍是半农半牧地区的一个例证。

　　显然可见，隋唐时期农牧分界线仍是保持司马迁所说的碣石龙门一线及其延伸线的旧规，只是其东段稍稍向北移动，到了燕山山脉。这里所说的碣石龙门一线的延伸线是至于陇山。陇山以南还应再向南延伸，因为陇山以南同样有宜农和宜牧的差异。《隋书·地理志》就曾经指出：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五郡治所依次在今甘肃礼县、临潭、宕昌、武都和四川南坪）、河池、顺政（两郡治所分别在今陕西凤县和略阳）、义城、平武、汶山（三郡治所依次在今四川广元、平武和茂汶羌族自治县）诸郡，“皆连接氐羌”。氐羌为游牧民族，这些郡中既与氐羌连接，就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果向前追溯，远在汉世，这里本是白马氐、冉和羌族的居地。自设郡县后，从事农耕的人口有所迁入，游牧诸族并未远去，半农半牧的现象早已存在，不始于隋唐时期。不过其中河池、顺政、义城三郡，虽与氐羌连接，所受的影响不至于过甚，似不能以之列于半农半牧地区，与其他各郡等量齐观。由此再往西南，《隋书·地理志》说到三国时期“蜀之旧域”，这是农耕的地区。在所说的“蜀之旧域”最西诸郡为蜀郡、临邛和越雟三郡（治所依次在今四川成都、雅安、西昌三市）。三郡之西就是唐时人所说的剑南西山。剑南西山和陇山不同。陇山之西尚为半农半牧地区，剑南西山之西就已是畜牧地区了。

　　在这条农牧分界线的两侧，作为半农半牧地区，用唐时的政治区划来说，有陇右道一道，关内道北部的大部分，河东道北部的小半部分，河北道北边的小部分，剑南道西陲的小部分，其余东部的广大地区就都是农耕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