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东西并峙交相辉映的文化中枢 都城布局设计的继承和融合 如前所说，长安和洛阳的布局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制，而间有差异。长安位于龙首原，平坦无阻，故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而南，条理井然。洛阳则有洛河横贯，宫城和皇城就不能不偏于西北一隅，而郭城也不能不横列于洛河的两侧。

　　长安和洛阳两城皆始建千隋世。司其事者字文恺诸人对于布局设计皆能颇费经营，显示匠心。前面曾提到长安城内的六条高岗，字文恺以《周易》六交相度，虽是傅会之辞，修建成功却也错落有致。就是较小去处，也都不至于等闲放过。长安城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六坊宣阳坊东南隅有万年县廨，县门就是宇文恺建造的。太平公主与薛绍结婚时，于县门设婚席，以县门隘窄，打算拆毁，唐高宗特敕制止，说是字文恺所造，制作多奇，不宜拆毁。一所县门尚是如此，全城当更珍贵。不过应该指出，长安和洛阳城在当时固然是新建，其布局设施还多继承周秦以来的旧规。魏晋之后南北分裂，流派间有差池，南北统一，文化遂得相互融合。都城建设亦在其中，宇文恺诸人在这方面也是多所致力的。

　　我国最早提出有关都城的论据，当推《局礼·考工记》。《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样的说法据说是根据周人的旧制。其实这应是儒家学说的显示。作为前朝的旧制和儒家的学说，后来建设都城就不免有所参照，当然也有不尽作为依据的。

　　这样的说法主要是国之所在，也就是皇宫的位置。西汉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在城内西北部，在诸宫之北，这自然是后市了。至于宗庙社稷所在就难得分别左右了。东汉洛阳城内，北宫、南宫前后相系，中间仅隔七里，以复道串连，自难有别的设置。城中有以金市为名的大市，并不在北宫之北，而是在北宫、南宫之西。南市在城南，马市在城东，这自然说不上后市了。三公府更在开阳门年，开阳门为洛阳东南城门，因而三公府只能在南宫的东南，也说不上是面朝了。北魏仍都于洛阳，对于汉魏的旧规有所改易。宫城之南的原来南宫的旧地，改置了朝廷的官署，具备了面朝的规模。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平城早已建为都城。平城于两汉时只是一个普通县治，魏晋时更沦为牧场。北魏在此遍地草莱之处建置都城，初非易事。当时中原文化已移向东南，建康城还能依稀略现洛京风光。北魏以平城为都时，曾遣蒋少游前去洛阳，量准魏晋旧城基址。少游还曾出使江南，自当也因之察访建康规模。少游南使已在齐时，上距晋室南渡也逾百年。东晋初年，建康仍多因吴时旧迹。孙吴时，自宫门南出苑路，府寺相属，即左太冲《吴都赋》所说的“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后来晋成帝创建建康宫，似未对此有所改置。建康宫南门为大司马门。大司马门南去二里，为宣阳门.即吴时的旧门，再南七里为朱雀门，中间道路称为御道，可能仍是府寺相属。宋、齐两代未见改作，少游所见，当是如此。平城府寺所在，不可备知。北魏南迁之后，宫城南门阊阖门之外直至宣阳门间的御道两旁，有司徒府、太尉府以下的府寺群列于其间，这不像汉魏的旧规，仿佛就是东晋南朝的新制。隋唐两代的长安和洛阳皆于宫城之南另筑皇城。皇城之名前无所因，似属新创。皇城之内列置府寺，则是承袭北魏洛阳城的制度，只是北魏洛阳城阊阖门御道两侧未以墙垣围绕起来，有待于隋唐两代的增置。如果上溯到《周礼·考工记》的记载，这倒确实是“面朝”了。

　　西汉长安的市，东市、西市在诸宫之北，可以和面朝相对，称为后市。东汉就不是这样。北魏迁都洛阳，市皆设于城外，大市设于城西，小市设于城东，四通市则设于城南洛河之南。小市和四通市与东汉的马市和南市相仿佛。这都不能说是后市。不过和隋唐两代设市的地方也还未能相同。北齐的邺都有南北二城。北城始筑于曹操。北齐所筑的为南城，应是本着北魏的洛阳城建筑的。其中也有东西两市。顾炎武在所撰的《历代宅京记》中说：“东市在东郭，西市在西郭”，并以之列于《城内城外杂录》中，则所谓郭者可能指城外而言。以东西两市并列，可能已开隋唐两代长安城东西两市的先河。长安城东西两市皆在皇城之南，实和“面朝后市”之说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洛阳城的三市就更为别致。隋唐洛阳城较之北魏洛阳城更往西偏，受洛河的影响更大，不仅不能再以“面朝后市”之说相衡量，而且不能和长安城相比肩，地形限制就难得再有别的说法。

　　按照《考工记》的说法，匠人营国，首先是要方九里，旁三门。在人口还较为稀少的时期，九里见方的规模已经是很大了。人口增多之后，就显得不足，难于遵守。隋唐长安的宫城周围十三里余，皇城周围十七里余，外郭城周围六十七里。洛阳的宫城周围十三里余，皇城周围亦十三里余，外郭城周围五十二里，较两汉、北魏的都城皆为宏广。前面曾一再指出，隋唐时都城人户的众多，这是事实，也是与其他城市比较而言的。长安和洛阳的外郭城都如此宏广，人户虽然众多，城内还难免显得宽敞，有些坊巷的第宅也都有点稀少。前面曾经提到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其诸子井于南郭立第。隋文帝这样说法，其本心另有计谋，不过南郭虚耗也是事实。后来到了唐代，不仅没有改观，好像还显得严重。自朱雀门街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大兴善寺在朱雀门街东第一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可是“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接”。洛阳城长厦门街东第一街由南向北第一坊仁和坊，据韦述所记，“此坊北侧数坊，一去朝市远，居止稀少，惟园林滋茂耳”。其实仁和坊之北第四坊思顺坊和第五坊福善坊之东就是南市，不能说是太远。可见当时外郭城的宏广，人户虽多，还是住不满的。

　　至于城门的数目，西汉长安城确是旁三门，如《考工记》所说的那样。以后一些都城就难得都能一致。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可能有意沿袭《考工记》的成规，也只是在外郭城的两面或三面。四旁都要一样，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长安外郭城东、西、南三面皆为三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明德门北对皇城的朱雀门。明德门之东为启夏门，其西为安化门。东面三门：北通化门，中春明门，南延兴门。西面三门：北开远门，中金光门，南延平门。外郭城北面中部对皇城。朱雀门之东为安上门，西为含光门。皇城东西两面亦皆各有其门，而且井非都是一门。洛阳城中间横贯洛河，和长安很不相同，可是南面和北面还是尽量按三门排列，显然很费斟酌。南面三门，中为定鼎门（隋时为建国门），东为长夏门，西为厚载门（隋时为白虎门）。东面三门，洛河之北为上东门（隋时为上春门），洛河之南，中为建春门（隋时为建阳门），南为永通门。北面仅二门，东为安喜门（隋时为喜宁门），西为徽安门。洛河之北，西部为宫城、皇城。宫城、皇城和其东的外郭城之间尚有东城。东城东门为宣仁门，与外郭城的上东门东西相对；皇城南面正中的端门与外郭城的定鼎门南北相对。

　　《考工记》所说的都城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全城的十二门中东西和南北的门都是两两相对，不应稍有参差，而且还是城方九里，平行的街道不至相距过远。西汉长安城确实每边三门，但东西和南北的门并不是两两相对。有人说，“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九逵既然可以通达，也就形成九经九纬。隋唐长安城的外郭城，北面虽不是三门，但东西两面的三门两两相对，形成三条横街，也就是《考工记》所说的丸纬中的三纬。北面的门虽不限于三门，南北的街道至少有三条是由南面的三门向北延伸的。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九经九纬的局面。可是隋唐长安城的经纬街道，并不以九经九纬为限，这是因为隋唐长安城不仅不是方九里，而是远远超出和扩大。城郭宏广，街道就不能过于稀少。隋唐长安城中，如前所说，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就是皇城中也是南北七街，东西五街。街的数目不同，还是经纬相交，未脱《考工记》的设想。

　　洛阳南面和东面都有三门，却不易形成若干相对的城门之间的经纬交错的道路。实际上只有定鼎门和皇城的端门相对，上东门和东城的宣仁门相对。此外还可以说，定鼎门街西第二街北隔洛河，当皇城的右掖门；定鼎门街东第二街北隔洛河，当皇城的左掖门；定鼎门街东第四街北隔洛河，当北郭的徽安门：长夏门街东第三街北隔洛河，当北郭的安喜门；东城之东第二南北街之南就是唐时的中桥，再南当南郭的长夏门。这样一些街促成洛河南北的联系，但并不是南北都有相对的城门的街道，这和长安城未能一致，自然也就和《周礼·考工记》的说法不一样了。

　　洛阳外郭城内，据韦述所记，纵横各十街，《元河南志》及《唐俩京城坊考》皆承其说，而无所是正。然两书具体所载的南北向纵街却皆为十二街，即定鼎门东四街，门西三街，长夏门东五街，与十街之数殊不相合。至于东西向的横街，就更多差异。洛河之南各街的坊数颇不齐一，以六坊、八坊居多，其中且有七坊的。这些纵横的街道也必然会相互交错，可是就难得像长安城那样的整齐，这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肇建，固然由于修建工程主事者宇文恺诸人的经营策划，始得有如此宏伟的规模，也是由于能够继承和融合其前代都城建设的旧绩，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其间创新和改革之处殊不少见，前后演变的过程还是历历可数的。

　　前代都城文化的承受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不仅建筑设计绍述前代旧规，就是其他方面也多有承受。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都是新建，却不能和前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了无关系。长安城则更为显著。隋朝的创建者杨坚本是北周的臣子，就是唐朝的创建者李渊其祖若父的业绩，亦可上溯到北周和西魏。西魏、北周皆为鲜卑族所建立，长安城中鲜卑文化实超过了中原文化。鲜卑化显示在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就是姓氏也不能例外，杨坚之父杨忠曾被赐姓普0 如，李渊的父亲李虎也被赐姓为大野氏。后来取消赐姓恢复其本来姓氏，并不能说明鲜卑化已不复存在。唐太宗皇后长孙氏，就是鲜卑贵族的后裔。唐朝前期鲜卑族居于达官高位的比比皆是，不能说这样的人物都己完全汉化，再没有鲜卑习气。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随来的鲜卑人皆占籍洛阳。东西魏分立，原来占籍洛阳的鲜卑人的后裔，也分别前去长安和邺，不过留在洛阳的仍大有人在，长安既显出鲜卑化，洛阳就不能说没有影响。

　　那时都城中的汉化也是多方面的，音乐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端。当西魏初建之时，还说不上制礼作乐，西域乐曲的传入已多为社会所习闻，然非华夏正声，仿佛犹是缺憾。其后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始稍稍得到弥补。及隋氏平陈，获得江左旧时乐工及四悬乐器，隋文帝因而感慨地说，“此华夏正声也。”这虽然只是一端，也可见当时都城之中，鲜卑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相互融合，显出更新的文化模式。

　　南北朝时期佛教颇为兴盛，洛阳佞佛者之多远超过江南的建康。北魏分为东西，这种风气似稍有减色，却并未尽抿。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皆易地新建，余风却依旧飘扬。据韦述所记，隋场帝大业初年，长安城中就有寺一百二十。大业年间及唐初间有废毁，其后新建的却还不少。韦述所记仅限于天宝年间，仍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朱雀门街西第四街由北向南第二坊休祥坊的万寿尼寺，本在故城中，隋时始建新都，就移寺于此。西市之南第三坊嘉会坊的褒义寺，本隋太保尉迟纲宅。在未建新都时纲兄迥已置妙象寺于故都城中，移都后，纲舍宅立寺，材木皆旧寺者。可见都城移徙，寺也随着移徙。新都旧都地址固然不同，文化却并非两样。

　　隋唐洛阳城的寺院，远较长安城为少，隋时所置更少，这是洛阳作为陪都时的现象。洛河之北东城之东第五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二坊硫材坊的大云寺却较为特别。这座寺本是北魏所建的净土寺，位于洛阳故城之中，隋炀帝大业年间，自故城徙置于建阳门（即唐建春门）内，唐贞观年间复徙于此处。洛阳伽蓝自东魏迁邺后，破坏已多，及东西交兵，可能随之俱烬。净土寺不见于《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可能规模甚小，不为时人所注意。如果一些大寺尚存，也许一并徒置。可见都城虽有移徙，文化是难于就此割断的。

　　人物荟萃和文化昌盛 隋唐两代为了统治全国，皆于都城设置统治机构。这些机构名目繁杂，从政的人员亦甚众多。唐初的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为时未久，就已难于限制。其名称繁多，司事者也感到莫能遍举。唐时取人之路也相当宽广，据说，方其盛时，著于令者，就有纳课品子、诸馆及州县学等十余万人，而取士之科还不在其内。这些待取待选之人绝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至于其他各色人等自全国各地来者更不知其凡几。既然来自全国各地，也就可能反映全国各地的文化，互相交流，所以这样的文化中心也就是融合全国各地文化的所在。就这一方面说，洛阳较之长安是要稍逊一点，不过所差的并不很多。唐时铨选有所谓东选者，就是在洛阳举行。当时还有一种分司制度，是以中央的职官分在洛阳执行职务。其实有实际职务的仅是御史，其他则是优待退闲之官，并不任职。优待退闲之官的分司并无名额的限制，有时为数殊为不少。分司虽无职守，但对于长安、洛阳两地文化的交流还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白居易和刘禹锡都曾分司东都，与当时洛阳诗人互相唱和，为世所重，而裴度的绿野堂就是易代之后，仍为人所珍视。

　　隋时诗人不少，唐时更多，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以诗名家的。这样众多的诗人竟成为一代的标志。长安和洛阳为都城所在，首善之区，这些诗人率多到长安和洛阳来过，因而也就多所题咏，更能增加长安和洛阳文化的光彩。其中若干篇什长期留传下来，可以借知当年长安和洛阳文化的具体景况。

　　隋唐时儒士亦颇受称道，孔颖达、颜师古等人所撰集的《五经正义》就是在长安成书的。后来到唐文宗大和年间，郑罩建言“以经籍剥缪，博士浅陋不能正，请准汉时旧事，刻经于石”，当时即行凿雕，至开成年间始行蒇事，世称《开成石经》。据说郑罩所创立的乃是《石壁九经》。今《开成石经》仍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实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毅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刘昫撰《唐书》，谓郑覃“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义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多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开成年间，唐代已臻后期，国事早就萎靡不振，当时尚有余力，凿雕这样繁多的石经，还是应该称道的。

　　这时也多史家，撰述更为宏富。唐代开国之初，即倡修前代史书，于是姚思廉撰著《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撰《周书》，魏微等撰《隋书》，即所谓五代史。这些史书都是奉唐太宗的命令撰著的，所以皆称奉敕撰，也是在长安撰成的。当时亦别撰《晋书》，据说其中育唐太宗亲自撰写的，因而称为御撰。其时李延寿亦撰《南史》和《北史》。延寿撰这两史，乃是承其父李大师的遗志，父子相继自是私人撰述。撰述之地辗转不一，其成书却在长安，可以与五代史并列。姚思廉、令狐德棻之后，史家陆续辈出，其中多人皆在长安从事撰述，为长安文化增添例证。这些儒者史家多在都城从政，就地撰述自多方便之处。这一点在洛阳是不易看到的。

　　唐太宗喜书法，酷爱王羲之所书《兰亭集序》，多方搜求始能得之。当时书家亦多，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皆其最著者。唐太宗曾称虞世南的书翰为其五绝之一。虞世南没后，唐太宗甚至谓“无与论书者”。惜其手迹未多流传于后世。欧阳询所书《九成宫醴泉铭》尚保存于西安附近麟游县。褚遂良所书《大唐圣教序》仍嵌于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南门外西侧塔壁上。自后善书者仍甚多，为当代后世所推崇的，当以颜真卿、柳公权最为著名。颜真卿所书《多宝塔感应碑》，柳公权所书《大达法师玄秘塔铭》，今皆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张旭草书亦有名当世，其书“索笔挥洒，变化无穷，有若神助”，杜甫诗“张旭三杯草圣传”，“挥毫落纸如云烟”。洛阳定鼎门东第四街，由南向北第一坊归德坊中卢言宅内，其东壁就有张旭真迹数行。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犹有其真迹刻碑。唐玄宗亦能书，其所书《孝经碑》亦佇立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洛阳定鼎门西第一街由甫向北第六坊积善坊，其中有唐明皇旧宅。明皇为皇子时，出阁后与兄弟五人同住此坊，号五王子宅。宅上就有明皇所书八分书院额。此事见于《元河南志》的记载，也许当时还有遗迹。隋唐时亦多画家，张彦远曾在所撰《名画记》中，为之品题记述。其时长安和洛阳皆多建寺观，有些画家就为这些寺观绘制壁画，为两部生色不少。吴道子所绘最为有名，为寺院所绘制的亦复不少。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常乐坊赵景公寺西中三门里门南，有吴道子所画的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七坊平康坊菩萨寺食堂东壁上有关道子所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当时韩斡以画马为世所称，其所绘制迄今犹有传本。韩斡亦尝为寺院绘制，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道政坊宝应寺中有韩斡所绘释梵天女、弥勒、仰面菩萨及二狮子，皆能入神。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一坊翊善坊之西光宅坊光宅寺，其普贤堂中尉迟画颇有奇趣。隋唐之际由西域入居长安的尉迟跋质那及其于乙僧皆以善画名世，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光宅寺之画未悉出于其父或子之手。迄至唐未犹保存无损，知其久为世人所珍视。洛阳定鼎门东第一街，由南向北第二坊修文坊弘道观的《东封图》也是吴道于所画。修文坊之北尚善坊岐王范宅中有薛稷所画的鹤。薛稷为唐高宗武后时人，史称其妙卜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猪旧迹，稷锐意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探古迹”，也是一时的名家。岐王范宅本为武三思宅，薛稷盖为武三思画这幅鹤画，因而流传下来。

　　隋唐两代在这些方面的成就都是很多的。这里只略举其和长安、洛阳有关并且流传较久的稍事论述，也只是见其一斑而已。

　　输入长安、洛阳的域外文化及其吸收和融合 我国历来是善于吸收输入的域外文化并加以融合的，隋庸两代也都是如此。长安和洛阳为当时的都城所在地，输入的域外文化自多集中于此，其间吸收和融合之迹还是依稀可寻的。

　　隋唐两代域外传来的音乐，颇受重视。庙堂之上，闾里之间，竟然相习成风，隋初制《七部乐》，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就居其中的四部，还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隋炀帝大业年间，更制《九部乐》，于高丽、夭竺、安国、龟兹之外，复增西凉、康国、疏勒三部。唐初仍用隋时《九部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和《光圣乐》。乐曲虽为唐人所造，乐舞仍是域外本色。据说：“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坐部伎有六部。《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惟《龙池乐》备用雅乐。以后虽不断有所改制，域外之乐竟成了正规。

　　这些所谓《七部乐》和《九部乐》都是当时庙堂的乐舞，就是平时燕乐也还离不开域外传来的乐器和音调。唐玄宗酷嗜音乐，尤擅长于击羯鼓。羯鼓的名称已显示其初本非中土所制造。唐玄宗颇为欣赏的《霓裳羽衣曲》，其制作渊源也与西凉有关。宫廷之间其他乐舞，都同样杂有域外韵味。而中土旧有的清乐，本仍盛行于南朝各代，隋时平陈，也曾加以提倡，由于域外乐舞已占上风，清乐因而就逐渐沦缺，更不为时人所重。

　　庙堂之上，宫廷之间，域外的乐舞既能得到欣赏和重视，社会上因而也就风行起来。《霓裳羽衣曲》最初只是梨园独奏，后来教坊也就传习，不仅长安城内的乐工熟谙，就是国内州郡也间有流传。洛阳长复门东第三街由南向北第三坊尊贤坊，东都留守郑叔明宅中有小楼，为其祖母宋夫人习羯鼓之所。宋夫人为开元宰相宋璟之女。宋璟亦善羯鼓，由其女传之洛阳，成为一时佳话，可见洛阳也曾盛行过，元稹有诗说：“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王建诗中也有句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都可说明长安和洛阳的文化中域外文化的成分。元稹诗中把咸、洛的胡妆、胡乐的盛行，说成是胡骑起烟尘之后的现象，起烟尘的胡骑指的是安禄山的乱事。元稹还有诗句说：“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胡旋女来到长安和洛阳，也可能在天宝年间，但和安禄山乱事是两回事，其间没有因果的关系，不应联系在一起。陈鸿所撰《东城老父传》记贾昌所道及开元、天宝年间旧事，说到长安少年有胡心，可知其间的演化已非短促时日的近事。

　　隋唐时域外传入长安和洛阳的文化相当繁杂，乐舞之外还可提到泼胡寒戏和打马球。泼胡寒戏的歌舞辞名《苏摩遮》。此戏早在北周时已经传入，隋唐时更为盛行，长安洛阳皆风靡一时。打马球唐初始传入长安，自帝王以至士庶皆有酷爱者，长安城内的一些坊中有的就设有私家的球场，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七坊靖恭坊杨慎交宅的球场，就相当有名。宫城之内也建有球场亭子，后来大明宫落成，其内东苑年也有球场，可知其盛况。迄今犹能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打马球图》壁画略见其一斑。泼寒胡戏于玄宗开元年间已经禁绝，打马球则一直流传下来由宋代以迄辽金，都城中都有此种活动，直到明代，北京城中仍不少见，可以说得上源远流长了。

　　还应该称道的则是宗教的传入。隋唐时长安和洛阳都盛建寺院。佛教的传入虽早在汉世，隋唐承其余绪，未见逊色，而向西天求法的高僧仍络绎不绝于途，玄奘就是最为著称者。玄奘归来后，先后于长安大慈恩寺等处译经，其舍利塔迄今仍保存于西安南郊兴教寺内。佛教之外，传入的尚有袄教、景教、摩尼教等。袄教在隋时即已传入，雍州就有袄教的教官萨宝。雍州治所在长安，长安当已有祆祠，惟具体所在不可备知。唐时长安有袄祠四所，分别在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的靖恭坊，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的布政坊和醴泉坊，第五街的普宁坊。洛阳亦有袄祠，分别在长夏门东第一街修善坊，长夏门东第四街会节坊和洛河之北东城之东第一南北街立德坊。置祠不少，笃信者当亦相应众多。据说长安朱雀门街西第五街与普宁坊相隔数坊的崇化坊，亦有袄祠，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崇化坊有祆祠，可以补以前有关记载的阙漏，惟以祆祠为波斯寺，似属未妥。宋敏求《长安志》于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载有旧波斯寺，并说：“仪凤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景龙中，幸臣宗楚客筑此（宅），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以祆祠与波斯寺并列，可知二者并非一事。朱雀门街西第五街义宁坊亦有波斯胡寺，并非仅醴泉坊一处。

　　其实，波斯寺乃是景教的寺院，与袄教无涉。《长安志·唐京城四》载义宁坊的波斯胡寺创立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是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创立的。此寺的建立亦见于贞观十二年所颁下的诏书，诏书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后来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也说到阿罗本，足证阿罗斯是不确实的。也可能是波斯寺和祆祠容易引起误会，玄宗天宝年间又颁布一条诏令，改两京的波斯寺为大秦寺。洛阳的波斯胡寺设在长夏门东第一街修善坊。 摩尼教亦自波斯传入，又在景教之后。摩尼教初流行于回纥，安史乱后，回纥有功于唐，故摩尼教亦随之传入中土。代宗大历年间就敕回纥置寺，并赐额为大云光明之寺。后来到宪宗元和年间，又因回纥的请求，在太原府和河南府置寺。不过所置寺的具体所在，皆难以确知。

　　这些宗教的传入也都丰富了长安和洛阳的文化。不过后来传入的几种宗教都难以与佛教相比拟。武宗会昌年间毁佛之时。曾一律受到影响。后来佛教得到恢复，其他几种却消沉下去，难得再现当年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