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隋唐律令的历史影响

　　唐朝的律令主要以隋朝的律令为蓝本，不少内容则承用不改，而隋朝律令又久佚，所以，隋唐律令对后世及外国的影响，便有了直接与间接之别。唐朝律令是直接的，隋朝律令是间接的，也就是说隋朝律令的历史影响是通过唐朝律令的历史影响来实现的。不过，隋朝律令也有直接对外产生影响的时候。

　　清人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肯定唐律是“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审慎周详，而后成书，绝无偏倚踳驳之弊”。其言虽不无言过其实之处，但也比较合乎事实。因此，唐律就成了唐朝以后历代皇朝统治者制定法律条文的样本，对封建法制建设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在《四库全书总目》上有概括而准确的说明：“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至于清律，则有“唐律篇目今所沿用者”，有“唐律合而今分者”，有“名稍异而实合者”。由此可见一斑。只是到了清末，在编制《新刑律》时掺入了资本主义法律的因素，才打破了以唐律为依据的立法传统。

　　隋唐律令的影响不只限于封建时代的中国境内，影响还及于国外，对亚洲邻近一些国家的封建立法也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例如朝鲜，据高丽世宗朝史臣郑麟趾的《高丽史·刑法志》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曰狱官令二条，名例十二条，卫禁四条，职制十四务，户婚四条，厩库三条，擅兴三条，盗贼六条，斗讼七条，诈伪二条，杂律二条，捕亡八条，断狱四条，总七十一条，删繁取简，行之一时，亦不可谓无据。”可见，其国律令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唐朝律令相同，而且在内容上，无论是刑名的规定，还是特权者的优待条款，以及其他方面的规定，也都十分雷同。

　　至于日本，当年孝德天皇时期的“大化革新”，更是全面地向唐皇朝学习。据清人黄遵宪《日本国志·刑法志》：“孝德朝依仿唐制，始设刑部省，省中分二司，曰赃赎司，曰囚狱司，于是始有刑律。律分十二，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亦用五刑，别有八虐、六议等条，大概同唐律。其时遣唐学生颇有习律者，归以教人，而法制颇详明矣。”可见，大化革新后的日本受唐朝的影响，开始有了刑律。此后二十余年，天智天皇七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制定了《近江令》。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武则天大足元年）编制的《大宝律令》，被称为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法典，即以唐朝律令为楷模而略加省并编成的。据日本学者佐藤诚实所著《律令考》说，“大宝令当出自近江令，其所本者为武德、贞观、永徽三令，恐以永徽为多。”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唐玄宗开元六年）编制的《养老律》，也与唐律大略同。其后颁布的《养老令》，基本上是沿袭唐令的，一直用到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才废止。

　　对于越南的影响，据越南人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刑律志》说：“按李、陈刑法，其条贯纤悉，不可复详。当初校定律格，想亦遵用唐、宋之制。”此话不虚。将今天尚能考见的李太尊明道元年（宋仁宗庆历二年）所颁布《刑书》和陈太尊建中六年（宋理宗绍定三年）所制定《国朝刑律》，与唐律作一比较，可发现内容上很少育不同者。其后，黎氏王朝颁布的《洪德律》，虽然折衷于唐、宋、元、明诸律，但就内容而言，不仅有五刑、八议、十恶等条款，而且其他如禁卫军政、户婚田产、盗贼奸淫，殴讼诈伪、违禁杂犯、捕亡断狱等，也有十分之七同于唐律，可见是一部以唐律为基本内容的法典。故潘辉注说它是“参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宪”。

　　总之，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与唐朝高度发达时政治、经济、文化一样，确曾对古代亚洲一些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