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与东北民族
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唐至辽、金历代朝廷均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辖。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并把女真、水达达等族编入户籍。明朝建立后，其势力很快进至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并建置都司、卫、所制度予以有效管辖。
奴儿干都司
明代奴儿干都司设立前，在东北首先设置了辽东都司。明初，朱元璋即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中书省平章刘益奉辽东地图降明，置辽东卫，以刘益为指挥同知。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十月，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二十五卫。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洪武二十年，纳哈出降明后，明军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处于原元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悉境归附”①。
成祖即位，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经营和管辖。永乐元年（1403），成祖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至古烈迷诸部招抚之”5000529_0355_1②，次年置奴儿干卫，这是明政府在黑龙江下游建置的开始。此后，明廷一方面加强对奴儿干卫的管理，征纳贡赋；一方面继续在该地区进行招抚，设置卫所。从奴儿干卫建置后，到永乐七年，明朝先后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
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永乐七年（1409）四月，奴儿干卫官员忽刺冬奴来朝，奏称“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于是明朝接受这个建议，这年闰四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③。管辖西起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直属明朝廷，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司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佥事等官，均由明廷从内地派员担任，他们不仅领有较高的俸禄，而且每年往来京师，得到优厚的奖赏。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除军事职能外，也兼理民政。其大小官员也都由明朝政府委派任命，“因其部族所居，……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①。都司驻军，多时三千，平时有二百名至五百名戍守，戍期二年，而且各卫所必须服从明朝的调发。奴儿干都司各卫所居民，也要向明廷缴纳贡赋，根据明朝规定，“贡到方物，例不给价”②。而且各卫所要以时朝贡，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
明朝廷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儿干地区进行管理外，还不时派官员到奴儿干地区进行巡视。从永乐七年（1409）到宣德七年（1432），太监亦失哈等人先后多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及其附近地区。永乐十年（1412），亦失哈与康旺等人巡视奴儿干各地以及苦夷（库页岛）诸部落。康旺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附近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永乐十一年镌刻《敕修永宁寺记》碑石。宣德八年（1433）又立《重建永宁寺记》碑石。碑文用汉、蒙古、藏、女真四体文字书写，记录了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这不仅说明了明皇朝对奴儿干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而且也说明奴儿干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促进。
后金的兴起
明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有女真、蒙古、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族，其中人口最多，居住范围最广的是女真族。女真在秦以前称肃慎，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叫靺鞨，辽、宋至明末则称为女真。
明初，女真族依据分布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分成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三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相互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扰海西和建州，“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①。永乐以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各部被迫南迁。建州女真几经迁徙，到英宗正统时，逐渐稳定下来，定居于浑河上游②。永乐十年（1412），增设建州左卫。正统七年（1442），明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海西女真的南徙，到嘉靖初年才稳定下来，散居于开原以北至松花江一带。海西、建州南移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万历初年，女真各部势力日益壮大。
明朝面对女真势力的发展，感到极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其统治，采取“分其枝，离其势，互合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③，以致女真各部“各自雄长，不相归一”④，彼此互相牵制，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这给女真各部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崛起。
努尔哈赤（1559—1626）明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六世孙，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均为明代世袭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他从小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年后又经常到抚顺马市贸易。他熟悉汉族习俗，了解汉族社会经济情况，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万历十一年（1583），明朝廷积极扶植的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遗甲十三副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历程。经过五年的征战，他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兵势日盛。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①。
建州女真统一后，努尔哈赤一面与明廷通好，遣使往来，岁致朝贡表示顺服，明廷也先后封其为都督佥事、左都督、龙虎将军；另一方面，他积极整顿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与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八旗制度”。八旗制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一切事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牛录之上设甲喇和固山。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八旗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各自向努尔哈赤负责。在这种制度下，从事生产和征战，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另外，他还兴筑城池；选人才，设议政五大臣，颁布法制；创制满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强了各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后金的崛起，逐渐成为与明朝廷相对抗的强大势力。
明与后金之战争
随着后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很快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连破抚顺、东州、清河等城，全辽震动，明神宗也深感“辽东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①。于是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铤等为副，调兵筹饷，于次年二月进攻赫图阿拉。
明大军十万人马，“号大兵四十七万”②，采取分兵合进的战略，分四路进军。辽阳总兵刘铤率军出宽甸由东；开原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辽东总兵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部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努尔哈赤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集中兵力击败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三万人，结果杜松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又乘胜进击，大败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接着尽歼刘铤部，刘铤战死。明军三路丧师，经略杨镐急令李如柏退兵。
萨尔浒战役，明朝阵亡将士四万五千余，损失马骡驼二万，辎重器械无数，明军惨败。之后，明朝的力量大衰，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力量大增，由防御转入进攻。努尔哈赤挥军西进，连破开原、铁岭，辽阳地区一片混乱，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①。明廷感到事态的严重，遂派熊廷弼为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恢复失地。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武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以御史巡按辽东，主张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推行屯田，加强战备。在辽东数年，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②，风纪大振。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命四年），随着开原、铁岭的相继失陷，辽阳、沈阳孤立，辽东危势日甚。熊廷弼受命后，于这年八月抵达辽阳。熊廷弼认识到，明军新败，士气低落，所以仍主张以防御为主。他大力整顿军务，浚壕缮城，练兵制械，并招抚流民，屯田积粮，以守为战，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十个多月的经营，“辽阳之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①。
然而，正当辽东形势有所好转时，熊廷弼被罢官。“时朝贵皆碌碌，徒以台省之焰凌人，不复念国事”②。朝中党争激烈，浙党给事中姚宗文因怨恨熊廷弼不替他说话，遂联络同党攻击熊廷弼。熊廷弼罢免后，明朝以袁应泰为经略。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他上任后，认为熊廷弼执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③，并且盲目地要发兵攻打后金。这时，后金正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夺取辽沈。天启元年（1621，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围攻沈阳，经过激战，号称“坚城”的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辽阳是辽东首府，辽东经略皆驻节于此。守卫辽阳的明军不到一万人，却进行了顽强抵抗，经过三天激战，辽阳失陷，袁应泰自杀。后金兵乘机进占了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并迁都辽阳。
明廷闻讯，举朝震惊，又议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朝又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可是，明朝对辽东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进攻还是防御，这一战略方针久未解决。熊廷弼仍主张坚守防御，并以广宁为主，重点设防，稳住河西动荡局面，然后乘虚入攻，步步挨进，从而收复辽阳。而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④，要倾关外之兵，同后金决一胜负。这样，经略主守，巡抚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⑤。但王化贞大权在握，在广宁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则仅有经略虚名，手中兵力只有四千余。大多数明朝官员，也都同意王化贞的主张，反对熊廷弼的策略。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发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从一开始就提出“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①的防御方针，坚持固守广宁，但遭到王化贞的反对。王化贞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很快广宁失守，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后，王化贞与熊廷弼俱被逮下狱。天启五年（1625）十月，熊廷弼被斩。崇祯五年（1632）王化贞也被处死。
广宁失守后，后金连陷四十余城，占领河西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消息传到京师，举朝汹汹，朝中官僚纷纷主张退保山海关。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后，明朝另派王在晋为辽东经略。但王在晋无远谋，也提出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可当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却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②，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朝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
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又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及右屯诸要塞，形成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关外防线。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关外四年，边防大备。然而，天启五年（1625，天命十年）十月，孙承宗因阉党攻击辞职还乡，明朝以高第为辽东经略，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高第到任后，认为关外不足守，尽反孙承宗所为，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不听，仍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十三万西渡辽河，长驱直入，进抵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宁远城防守坚固，后金兵强攻不克。努尔哈赤决心要攻下宁远城，但经三天急攻未下，伤亡众多，“大挫而退”①。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交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努尔哈赤在宁远败后，遂惭恨而归，不久病死。朝廷闻讯，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
宁远战役后，袁崇焕一面在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块构筑防线，一面派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而后金方面，在努尔哈赤死后，汗位之争十分激烈。皇太极上台后，虽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入主中原，但后金尚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军事上又要解决东部朝鲜和西部蒙古问题，以避免三面受敌。这样，双方书信往还不断，但因双方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所以始终达不成协议。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出征朝鲜，回师沈阳后，立即调兵西进，攻打锦州、宁远。锦州久攻不下，皇太极便亲率大军进攻宁远，宁远有袁崇焕驻守，城防坚固，也未能攻克，后金军遂弃宁远，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池坚固，后金兵死伤累累，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回师沈阳。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袁崇焕在宁远先后两次击败后金的进攻，挽回了明朝在关外的危局。但事后因专权的魏忠贤不喜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回乡。直到崇祯初，袁崇焕复被召还，督师蓟辽。此时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表面上和袁崇焕书信往还议和，暗中却积极备战。
崇祯二年（1629，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区，取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外率兵入援。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十二月，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沿途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派兵驻守，返回沈阳。袁崇焕被杀后，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督关内外军事，很快收复了遵化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四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被劾归乡。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入关，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在他称帝这一年秋，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攻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1638，清崇德三年），清军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六个月之久。尽管如此，但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欲夺取北京，必须先攻下锦州。
崇祯十三年（1640，清崇德五年），清军攻打锦州，锦州明军守将祖大寿进行抵抗，结果清军大败。次年一月，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失利。四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为左右翼元帅，对锦州进行长期围困。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投降，清军占领了外城。但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仍率明军坚守内城。祖大寿向明廷告急，七月，明廷派洪承畴率兵十三万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冒险轻进，终招失败。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松山处于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次年二月，洪承畴被俘。这时，久被围困的锦州也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于是祖大寿举城投降。四月，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座孤城外，全部落入清军之手。松锦之役后，明朝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①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志六；茅瑞徵：《东夷考略·建州》。
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
③《明太宗实录》卷九一，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
①《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真》。
②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朝贡通例》。
①毕恭：《辽东志》卷七；庐琼：《东戍见闻录》。
②《明英宗实录》卷四三，正统三年六月戊辰。
③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兵部类》。
④杨宗伯：《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①《满洲实录》卷六。
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②《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①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一《辽东大势久去疏》。
②《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②《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
③《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④《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①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十二。
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唐至辽、金历代朝廷均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辖。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并把女真、水达达等族编入户籍。明朝建立后，其势力很快进至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并建置都司、卫、所制度予以有效管辖。
奴儿干都司
明代奴儿干都司设立前，在东北首先设置了辽东都司。明初，朱元璋即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中书省平章刘益奉辽东地图降明，置辽东卫，以刘益为指挥同知。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十月，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二十五卫。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洪武二十年，纳哈出降明后，明军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处于原元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悉境归附”①。
成祖即位，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经营和管辖。永乐元年（1403），成祖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至古烈迷诸部招抚之”5000529_0355_1②，次年置奴儿干卫，这是明政府在黑龙江下游建置的开始。此后，明廷一方面加强对奴儿干卫的管理，征纳贡赋；一方面继续在该地区进行招抚，设置卫所。从奴儿干卫建置后，到永乐七年，明朝先后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
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永乐七年（1409）四月，奴儿干卫官员忽刺冬奴来朝，奏称“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于是明朝接受这个建议，这年闰四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③。管辖西起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直属明朝廷，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司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佥事等官，均由明廷从内地派员担任，他们不仅领有较高的俸禄，而且每年往来京师，得到优厚的奖赏。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除军事职能外，也兼理民政。其大小官员也都由明朝政府委派任命，“因其部族所居，……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①。都司驻军，多时三千，平时有二百名至五百名戍守，戍期二年，而且各卫所必须服从明朝的调发。奴儿干都司各卫所居民，也要向明廷缴纳贡赋，根据明朝规定，“贡到方物，例不给价”②。而且各卫所要以时朝贡，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
明朝廷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儿干地区进行管理外，还不时派官员到奴儿干地区进行巡视。从永乐七年（1409）到宣德七年（1432），太监亦失哈等人先后多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及其附近地区。永乐十年（1412），亦失哈与康旺等人巡视奴儿干各地以及苦夷（库页岛）诸部落。康旺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附近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永乐十一年镌刻《敕修永宁寺记》碑石。宣德八年（1433）又立《重建永宁寺记》碑石。碑文用汉、蒙古、藏、女真四体文字书写，记录了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这不仅说明了明皇朝对奴儿干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而且也说明奴儿干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促进。
后金的兴起
明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有女真、蒙古、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族，其中人口最多，居住范围最广的是女真族。女真在秦以前称肃慎，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叫靺鞨，辽、宋至明末则称为女真。
明初，女真族依据分布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分成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三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相互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扰海西和建州，“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①。永乐以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各部被迫南迁。建州女真几经迁徙，到英宗正统时，逐渐稳定下来，定居于浑河上游②。永乐十年（1412），增设建州左卫。正统七年（1442），明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海西女真的南徙，到嘉靖初年才稳定下来，散居于开原以北至松花江一带。海西、建州南移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万历初年，女真各部势力日益壮大。
明朝面对女真势力的发展，感到极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其统治，采取“分其枝，离其势，互合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③，以致女真各部“各自雄长，不相归一”④，彼此互相牵制，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这给女真各部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崛起。
努尔哈赤（1559—1626）明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六世孙，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均为明代世袭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他从小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年后又经常到抚顺马市贸易。他熟悉汉族习俗，了解汉族社会经济情况，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万历十一年（1583），明朝廷积极扶植的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遗甲十三副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历程。经过五年的征战，他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兵势日盛。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①。
建州女真统一后，努尔哈赤一面与明廷通好，遣使往来，岁致朝贡表示顺服，明廷也先后封其为都督佥事、左都督、龙虎将军；另一方面，他积极整顿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与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八旗制度”。八旗制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一切事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牛录之上设甲喇和固山。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八旗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各自向努尔哈赤负责。在这种制度下，从事生产和征战，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另外，他还兴筑城池；选人才，设议政五大臣，颁布法制；创制满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强了各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后金的崛起，逐渐成为与明朝廷相对抗的强大势力。
明与后金之战争
随着后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很快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连破抚顺、东州、清河等城，全辽震动，明神宗也深感“辽东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①。于是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铤等为副，调兵筹饷，于次年二月进攻赫图阿拉。
明大军十万人马，“号大兵四十七万”②，采取分兵合进的战略，分四路进军。辽阳总兵刘铤率军出宽甸由东；开原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辽东总兵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部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努尔哈赤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集中兵力击败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三万人，结果杜松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又乘胜进击，大败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接着尽歼刘铤部，刘铤战死。明军三路丧师，经略杨镐急令李如柏退兵。
萨尔浒战役，明朝阵亡将士四万五千余，损失马骡驼二万，辎重器械无数，明军惨败。之后，明朝的力量大衰，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力量大增，由防御转入进攻。努尔哈赤挥军西进，连破开原、铁岭，辽阳地区一片混乱，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①。明廷感到事态的严重，遂派熊廷弼为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恢复失地。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武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以御史巡按辽东，主张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推行屯田，加强战备。在辽东数年，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②，风纪大振。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命四年），随着开原、铁岭的相继失陷，辽阳、沈阳孤立，辽东危势日甚。熊廷弼受命后，于这年八月抵达辽阳。熊廷弼认识到，明军新败，士气低落，所以仍主张以防御为主。他大力整顿军务，浚壕缮城，练兵制械，并招抚流民，屯田积粮，以守为战，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十个多月的经营，“辽阳之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①。
然而，正当辽东形势有所好转时，熊廷弼被罢官。“时朝贵皆碌碌，徒以台省之焰凌人，不复念国事”②。朝中党争激烈，浙党给事中姚宗文因怨恨熊廷弼不替他说话，遂联络同党攻击熊廷弼。熊廷弼罢免后，明朝以袁应泰为经略。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他上任后，认为熊廷弼执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③，并且盲目地要发兵攻打后金。这时，后金正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夺取辽沈。天启元年（1621，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围攻沈阳，经过激战，号称“坚城”的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辽阳是辽东首府，辽东经略皆驻节于此。守卫辽阳的明军不到一万人，却进行了顽强抵抗，经过三天激战，辽阳失陷，袁应泰自杀。后金兵乘机进占了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并迁都辽阳。
明廷闻讯，举朝震惊，又议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朝又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可是，明朝对辽东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进攻还是防御，这一战略方针久未解决。熊廷弼仍主张坚守防御，并以广宁为主，重点设防，稳住河西动荡局面，然后乘虚入攻，步步挨进，从而收复辽阳。而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④，要倾关外之兵，同后金决一胜负。这样，经略主守，巡抚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⑤。但王化贞大权在握，在广宁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则仅有经略虚名，手中兵力只有四千余。大多数明朝官员，也都同意王化贞的主张，反对熊廷弼的策略。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发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从一开始就提出“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①的防御方针，坚持固守广宁，但遭到王化贞的反对。王化贞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很快广宁失守，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后，王化贞与熊廷弼俱被逮下狱。天启五年（1625）十月，熊廷弼被斩。崇祯五年（1632）王化贞也被处死。
广宁失守后，后金连陷四十余城，占领河西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消息传到京师，举朝汹汹，朝中官僚纷纷主张退保山海关。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后，明朝另派王在晋为辽东经略。但王在晋无远谋，也提出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可当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却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②，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朝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
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又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及右屯诸要塞，形成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关外防线。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关外四年，边防大备。然而，天启五年（1625，天命十年）十月，孙承宗因阉党攻击辞职还乡，明朝以高第为辽东经略，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高第到任后，认为关外不足守，尽反孙承宗所为，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不听，仍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十三万西渡辽河，长驱直入，进抵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宁远城防守坚固，后金兵强攻不克。努尔哈赤决心要攻下宁远城，但经三天急攻未下，伤亡众多，“大挫而退”①。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交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努尔哈赤在宁远败后，遂惭恨而归，不久病死。朝廷闻讯，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
宁远战役后，袁崇焕一面在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块构筑防线，一面派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而后金方面，在努尔哈赤死后，汗位之争十分激烈。皇太极上台后，虽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入主中原，但后金尚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军事上又要解决东部朝鲜和西部蒙古问题，以避免三面受敌。这样，双方书信往还不断，但因双方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所以始终达不成协议。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出征朝鲜，回师沈阳后，立即调兵西进，攻打锦州、宁远。锦州久攻不下，皇太极便亲率大军进攻宁远，宁远有袁崇焕驻守，城防坚固，也未能攻克，后金军遂弃宁远，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池坚固，后金兵死伤累累，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回师沈阳。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袁崇焕在宁远先后两次击败后金的进攻，挽回了明朝在关外的危局。但事后因专权的魏忠贤不喜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回乡。直到崇祯初，袁崇焕复被召还，督师蓟辽。此时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表面上和袁崇焕书信往还议和，暗中却积极备战。
崇祯二年（1629，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区，取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外率兵入援。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十二月，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沿途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派兵驻守，返回沈阳。袁崇焕被杀后，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督关内外军事，很快收复了遵化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四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被劾归乡。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入关，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在他称帝这一年秋，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攻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1638，清崇德三年），清军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六个月之久。尽管如此，但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欲夺取北京，必须先攻下锦州。
崇祯十三年（1640，清崇德五年），清军攻打锦州，锦州明军守将祖大寿进行抵抗，结果清军大败。次年一月，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失利。四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为左右翼元帅，对锦州进行长期围困。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投降，清军占领了外城。但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仍率明军坚守内城。祖大寿向明廷告急，七月，明廷派洪承畴率兵十三万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冒险轻进，终招失败。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松山处于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次年二月，洪承畴被俘。这时，久被围困的锦州也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于是祖大寿举城投降。四月，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座孤城外，全部落入清军之手。松锦之役后，明朝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①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志六；茅瑞徵：《东夷考略·建州》。
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
③《明太宗实录》卷九一，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
①《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真》。
②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朝贡通例》。
①毕恭：《辽东志》卷七；庐琼：《东戍见闻录》。
②《明英宗实录》卷四三，正统三年六月戊辰。
③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兵部类》。
④杨宗伯：《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①《满洲实录》卷六。
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②《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①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一《辽东大势久去疏》。
②《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②《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
③《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④《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①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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