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
洪秀全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传上帝，以后转变成为造反起义的太平天国天王，在后世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对于洪秀全自己，两者之间仍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要“恢复上帝之纲常”。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汉以后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沦，社会污浊，他奉有拯救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诫去实现，如他自己所说，“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后来，他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因为清朝统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剑与血来恢复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国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动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与此相联系的，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另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恢复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为上帝之纲常与大同世界是并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太平天国内部的思想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济贫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居于思想指导地位的洪秀全则始终偏爱他自己的理想世界。
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洪秀全在所占领的地区不遗余力地打击佛、道“邪教”，摧毁庙宇，以简单的拜上帝的教义推行于军队和人民，实践着“为上帝争纲常”。建都天京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正是洪秀全描绘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图景。
《天朝田亩制度》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1.“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等，照人口（不论男女）均分，15岁以下减半。
2.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所有人户。每两25家，为基层单位。
3.每两设一国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4.每两人户所有婚娶弥月喜事所需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鳏寡孤独由国库供养。
5.每户养5母鸡，2母猪。凡25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两人户在农隙担任。
6.每两设一礼拜堂。礼拜日各至礼拜堂颂祭上帝，听讲道理。童子逐日至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刻印的圣经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两司马处理本两内的争讼，对本两内各户是否遵守天条、命令，是否勤于耕作，每年逐级上报。
8.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由两司马逐级保举；诸官三年一升贬，各首领各保升奏贬其统属。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这是上帝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在规定一切剩余生产物俱交国库后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这对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个深化，对在《原道醒世训》中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化。
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当时农民的要求。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25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①。这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不得不另订他策。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北出的沿途征战中，普遍地以豁免钱粮为号召，军饷支应主要依靠对清朝官库的没收和对敌对分子财产的剥夺。建都天京后，事业发展，人员扩充，农民缴纳剩余生产物之规定既不可行，于是约在咸丰三年到四年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提出“照旧缴粮纳税”的办法“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这一办法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以后，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基本上实行这一政策。但太平天国在后期仍重新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说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社会。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在独尊上帝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这就是彻底排斥孔孟和诸子百家、古人古书。
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熟读经史，对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础。信仰上帝后，排斥佛、道不遗余力，但对儒家仍持调和态度，除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论仍被称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证上帝之恩德权能。但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发动了大规模排斥孔孟、焚禁古书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景象，当时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绘：“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②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强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①。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实现，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坚持“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还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②。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仍用八股文，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虽然也不乏士子前往应考的事例，但多数是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只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使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高的，或用为考官。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科派。《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75页。
①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②《诏书盖■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①《天父天兄圣旨》，第101—103页。
②幼天王供词别录，原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洪秀全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传上帝，以后转变成为造反起义的太平天国天王，在后世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对于洪秀全自己，两者之间仍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要“恢复上帝之纲常”。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汉以后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沦，社会污浊，他奉有拯救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诫去实现，如他自己所说，“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后来，他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因为清朝统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剑与血来恢复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国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动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与此相联系的，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另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恢复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为上帝之纲常与大同世界是并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太平天国内部的思想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济贫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居于思想指导地位的洪秀全则始终偏爱他自己的理想世界。
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洪秀全在所占领的地区不遗余力地打击佛、道“邪教”，摧毁庙宇，以简单的拜上帝的教义推行于军队和人民，实践着“为上帝争纲常”。建都天京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正是洪秀全描绘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图景。
《天朝田亩制度》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1.“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等，照人口（不论男女）均分，15岁以下减半。
2.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所有人户。每两25家，为基层单位。
3.每两设一国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4.每两人户所有婚娶弥月喜事所需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鳏寡孤独由国库供养。
5.每户养5母鸡，2母猪。凡25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两人户在农隙担任。
6.每两设一礼拜堂。礼拜日各至礼拜堂颂祭上帝，听讲道理。童子逐日至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刻印的圣经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两司马处理本两内的争讼，对本两内各户是否遵守天条、命令，是否勤于耕作，每年逐级上报。
8.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由两司马逐级保举；诸官三年一升贬，各首领各保升奏贬其统属。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这是上帝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在规定一切剩余生产物俱交国库后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这对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个深化，对在《原道醒世训》中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化。
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当时农民的要求。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25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①。这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不得不另订他策。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北出的沿途征战中，普遍地以豁免钱粮为号召，军饷支应主要依靠对清朝官库的没收和对敌对分子财产的剥夺。建都天京后，事业发展，人员扩充，农民缴纳剩余生产物之规定既不可行，于是约在咸丰三年到四年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提出“照旧缴粮纳税”的办法“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这一办法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以后，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基本上实行这一政策。但太平天国在后期仍重新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说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社会。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在独尊上帝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这就是彻底排斥孔孟和诸子百家、古人古书。
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熟读经史，对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础。信仰上帝后，排斥佛、道不遗余力，但对儒家仍持调和态度，除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论仍被称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证上帝之恩德权能。但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发动了大规模排斥孔孟、焚禁古书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景象，当时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绘：“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②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强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①。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实现，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坚持“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还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②。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仍用八股文，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虽然也不乏士子前往应考的事例，但多数是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只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使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高的，或用为考官。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科派。《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75页。
①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②《诏书盖■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①《天父天兄圣旨》，第101—103页。
②幼天王供词别录，原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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