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 戊戌以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超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超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超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①。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①。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②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③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超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①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②。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1914年1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12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①“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超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①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受袁世凯控制的筹安会也宣告成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的檄文。8月20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谬论，强调当今中国决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②。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国军”，随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抗争。为策应云南的起义，梁启超于1915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国军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1916年3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以袁世凯辞职作为停战的条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划广东独立。4月19日，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启超任都参谋。随后，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期扩大势力，与北洋政府抗衡。5月6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一心想要黄袍加身的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结束了袁氏的反动专制统治，又一次显示了时代车轮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梁启超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发动、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③。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复会以后的国会，议员主要由原进步党和国民党成员组成。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加深，国会也形成了两派主要势力。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支持总理段祺瑞；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依靠总统黎元洪。两派力量互相对抗，矛盾重重。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1917年3月，段、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腐败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①《上摄政王书》，《梁启超选集》，第549、550页。

　　①《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页。

　　②《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页。

　　③《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页。

　　①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5、618页。

　　②《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57页。

　　①《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20页。

　　①《中日时局与鄙人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6—97页。

　　②《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2页。

　　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