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蔡锷 第一节 东渡日本习军事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岁，是头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①。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①。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②；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③。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8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费进了陆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1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④。

　　

　　①《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3日。

　　①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辑，1961年10月版。

　　②《时务学堂札记》（1898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③《〈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年7月）。

　　④《秦始皇功罪论》（18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