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 第一节 沦陷区伪政权的出现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凭借其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包头和华中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日本为巩固其占领和实施殖民统治，相继在占领地区扶植汉奸政权，分别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夺取华北是日本自1935年策动华北“自治”以来的既定方针。日军在占领北平后的8月14日，关东军司令部便制定了《对时局处理大纲》，提出了以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地点设在北平，配备有能力的日本顾问，对有关政治、经济、内政等的问题进行“幕后指导”。
随着日军侵占地区的扩大，其在华北建立政权的目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0月28日，华北日军特务部进而提出在华北建立政权，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这一主张为日本陆军中央部所接受，因而成为建立在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的指导方针。其设想是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分别建立独立政权，再组成联省政府，以后再号召与策动华中、华南等地的傀儡政府与联省政府合流，逐渐成为取代现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新中央政府”。据此，华北日军特务部便开始了在北平筹组伪政权的活动。
12月13日，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14日，华北日军特务部便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曾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以及曾任北京政府要职的董康、高凌霨、朱深、江朝宗等人，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华北日军特务部制定的，实行总统制。但是，由于尚未物色到担任总统的适当人选，故将“总统”席位空缺，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各项权力；以“中华民国”为年号，因带有临时性质，故称“临时政府”。但“国旗”和“国歌”仍为北京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和卿云歌。
“临时政府”以齐燮元、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常务委员；汤尔和、董康、王克敏分任议政、司法、行政各委员会委员长。行政委员会为处理政务的机关，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及灾区救济各部，以王克敏、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分任各部部长。1938年3月10日，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4月1日，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改称总长，组织机构有所增加和调整，计有内政、财政、治安、教育、实业、法制各部及外事局、建设总署等。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案，对华北日军成立“临时政府”的方针予以肯定。《纲要》规定：对于“临时政府”要逐步扩大和加强，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其所辖区域，“由军事行动进展的程度而定，但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取消冀东自治政府，使之与新政权合并”。据此，此前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宣布结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亦于1938年2月1日取消，所辖冀东20余县地区划归河北省政府。在此前后，华北日本方面军在占领的陇海铁路线以北区域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北平、天津等省市，及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相继成立了隶属“临时政府”的各伪省市政府。
上述《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在政治上日本将通过派遣顾问，对伪临时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进行指导；在经济上，将由日本对华北经济进行开发和统制。为此，1938年4月17日，即由华北日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王克敏签订了关于政府顾问的《约定》，顾问便成了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的“钦派总管”；此前的3月26日，双方已签订了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由日本最高经济顾问掌握经济的最高权力。6月27日，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由该公司对华北的交通、通信、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进行开发、统制和经营。
继“临时政府”之后，1938年3月28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在南京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梁鸿志以及陈群、温宗尧等人，成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维新政府”。梁鸿志曾任北京政府安福国会参议会议员兼秘书长；陈群曾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温宗尧曾任广州军政府总裁。“维新政府”辖区为华中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特别市地区，将来还要包括华中的其他地区及华南地区。根据日本政府决定的《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的规定，华中新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原则上以“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尽快使其合并统一。
“维新政府”虽为地方政府，却设有类似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院，但因司法院长找不到人选，仅设行政及立法两院；以温宗尧为司法院院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另设议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议政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人，由梁鸿志、温宗尧及内政部长陈群组成；行政院下设交通、外交、绥靖、教育、内政、财政、实业及司法行政各部。“维新政府”的所有政务与“临时政府”一样，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至同年8月，相继在苏州、杭州及蚌埠成立了江苏、浙江、安徽各伪省政府。1938年10月16日和翌年3月3日，相继将原伪上海和南京两市政公署改称上海和南京两特别市政府。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此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地区。为此，1938年10月30日，日本在上海设立了“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下设交通运输、通讯、电气、瓦斯、水道、矿产、水产及其他公共事业或产业等共计14个子公司，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操之于该公司之手。1939年5月，更以“维新政府”的名义，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华兴券”。
1938年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其办法是首先使“临时和维新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
所谓“蒙疆联合委员会”，是日本关东军于1937年11月22日，将先后在察哈尔省的张家口、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省的归绥占领区成立的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合并成立的一个傀儡组织，由日本特务机关长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并代总务委员会委员长；卓特巴扎布等为总务委员。1938年8月1日，由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委员长。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达成的协议，决定了《联合委员会树立纲要》。但是，关东军坚持必须保持“蒙疆”的独立性，不许其与“临时”、“维新”等组成联合委员会，结果只得由“临时”与“维新”两伪政府于9月22日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由双方各派三人组成，其权限是对有关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需要统制之事项进行协议。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将华北和“蒙疆”划定为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据此，日本驻蒙兵团和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于1939年1月1日，将“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以张家口为“政府”所在地，以“龙旗”为伪政权旗帜，用成吉思汗纪元。由此，包括晋北13县在内的绥远、察哈尔地区，便成为在日本直接统治下的特别“高度防共自治区域”。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凭借其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包头和华中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日本为巩固其占领和实施殖民统治，相继在占领地区扶植汉奸政权，分别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夺取华北是日本自1935年策动华北“自治”以来的既定方针。日军在占领北平后的8月14日，关东军司令部便制定了《对时局处理大纲》，提出了以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地点设在北平，配备有能力的日本顾问，对有关政治、经济、内政等的问题进行“幕后指导”。
随着日军侵占地区的扩大，其在华北建立政权的目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0月28日，华北日军特务部进而提出在华北建立政权，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这一主张为日本陆军中央部所接受，因而成为建立在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的指导方针。其设想是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分别建立独立政权，再组成联省政府，以后再号召与策动华中、华南等地的傀儡政府与联省政府合流，逐渐成为取代现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新中央政府”。据此，华北日军特务部便开始了在北平筹组伪政权的活动。
12月13日，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14日，华北日军特务部便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曾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以及曾任北京政府要职的董康、高凌霨、朱深、江朝宗等人，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华北日军特务部制定的，实行总统制。但是，由于尚未物色到担任总统的适当人选，故将“总统”席位空缺，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各项权力；以“中华民国”为年号，因带有临时性质，故称“临时政府”。但“国旗”和“国歌”仍为北京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和卿云歌。
“临时政府”以齐燮元、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常务委员；汤尔和、董康、王克敏分任议政、司法、行政各委员会委员长。行政委员会为处理政务的机关，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及灾区救济各部，以王克敏、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分任各部部长。1938年3月10日，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4月1日，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改称总长，组织机构有所增加和调整，计有内政、财政、治安、教育、实业、法制各部及外事局、建设总署等。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案，对华北日军成立“临时政府”的方针予以肯定。《纲要》规定：对于“临时政府”要逐步扩大和加强，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其所辖区域，“由军事行动进展的程度而定，但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取消冀东自治政府，使之与新政权合并”。据此，此前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宣布结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亦于1938年2月1日取消，所辖冀东20余县地区划归河北省政府。在此前后，华北日本方面军在占领的陇海铁路线以北区域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北平、天津等省市，及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相继成立了隶属“临时政府”的各伪省市政府。
上述《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在政治上日本将通过派遣顾问，对伪临时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进行指导；在经济上，将由日本对华北经济进行开发和统制。为此，1938年4月17日，即由华北日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王克敏签订了关于政府顾问的《约定》，顾问便成了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的“钦派总管”；此前的3月26日，双方已签订了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由日本最高经济顾问掌握经济的最高权力。6月27日，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由该公司对华北的交通、通信、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进行开发、统制和经营。
继“临时政府”之后，1938年3月28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在南京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梁鸿志以及陈群、温宗尧等人，成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维新政府”。梁鸿志曾任北京政府安福国会参议会议员兼秘书长；陈群曾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温宗尧曾任广州军政府总裁。“维新政府”辖区为华中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特别市地区，将来还要包括华中的其他地区及华南地区。根据日本政府决定的《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的规定，华中新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原则上以“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尽快使其合并统一。
“维新政府”虽为地方政府，却设有类似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院，但因司法院长找不到人选，仅设行政及立法两院；以温宗尧为司法院院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另设议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议政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人，由梁鸿志、温宗尧及内政部长陈群组成；行政院下设交通、外交、绥靖、教育、内政、财政、实业及司法行政各部。“维新政府”的所有政务与“临时政府”一样，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至同年8月，相继在苏州、杭州及蚌埠成立了江苏、浙江、安徽各伪省政府。1938年10月16日和翌年3月3日，相继将原伪上海和南京两市政公署改称上海和南京两特别市政府。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此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地区。为此，1938年10月30日，日本在上海设立了“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下设交通运输、通讯、电气、瓦斯、水道、矿产、水产及其他公共事业或产业等共计14个子公司，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操之于该公司之手。1939年5月，更以“维新政府”的名义，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华兴券”。
1938年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其办法是首先使“临时和维新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
所谓“蒙疆联合委员会”，是日本关东军于1937年11月22日，将先后在察哈尔省的张家口、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省的归绥占领区成立的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合并成立的一个傀儡组织，由日本特务机关长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并代总务委员会委员长；卓特巴扎布等为总务委员。1938年8月1日，由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委员长。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达成的协议，决定了《联合委员会树立纲要》。但是，关东军坚持必须保持“蒙疆”的独立性，不许其与“临时”、“维新”等组成联合委员会，结果只得由“临时”与“维新”两伪政府于9月22日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由双方各派三人组成，其权限是对有关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需要统制之事项进行协议。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将华北和“蒙疆”划定为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据此，日本驻蒙兵团和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于1939年1月1日，将“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以张家口为“政府”所在地，以“龙旗”为伪政权旗帜，用成吉思汗纪元。由此，包括晋北13县在内的绥远、察哈尔地区，便成为在日本直接统治下的特别“高度防共自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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