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日本对伪府的强化

　　汪精卫“新中央政府”成立后，日本不仅依据汪日《协议文件》，相继派定了以影佐祯昭为最高军事顾问、以青木一男为经济顾问的经济顾问团，以及所谓教授、技术人员等各种名义，对汪伪各级政权进行“内部指导”，还通过“兴亚院”及其在各占领区设立的“联络部”进行“外部指导”，对其严密控制。而且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各地的日军，对于汪伪政权，更是号令一切。正如当时人所描写的那样：汪精卫的号令不出南京城门。日本直到迫于与重庆和平谈判无望，在承认汪伪政权之后，才转而以强化汪伪政权为主要方针。

　　首先，树立汪记国民党的中心势力。在汪伪政权成立前，日本相继于1938年在南京成立了大民会、1939年在上海成立了新亚建国运动本部、 1940年在武汉成立了共和党等三个汉奸组织，其目的是本其分而自治之方针，借这些组织来削弱汪伪国民党的势力。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在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要求日本取消上述三组织，获日本的同意，汪遂通过12月15日召开的汪记国民党三中全会，以上述三组织加入伪国民党的形式，使其解散。

　　第二，允许成立“中央银行”，并发行纸币中储券。加强伪府财政，成立“中央银行”，是汪精卫在筹组伪府时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伪府成立之后，很快成立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并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但是，由于日本在华北已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在陇海路以南的华中、华南占领区不仅发行军用手票，而且由“维新政府”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发行“华兴券”，日本害怕汪记中央银行的成立会影响其既定的金融体系，因此迟迟不予许可。

　　由于对重庆诱和无望，出于利用汪记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纸币，打击法币，破坏中国政府的金融，遂于1940年12月17日，与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签订了《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确保了日本对该行的严密控制。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并开始营业。继而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建立分行、支行与办事处等机构。

　　依据《中央储备银行法》规定：该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之”。并由“国民政府”授权发行本位币及辅币之兑换券，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债，及其还本付息事宜。发行的中储券为1元、5元、10元、50元及100元，并发行辅币1分、5分、1角、2角、5角。中储券发行之初，与法币等值。1942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对法币进行压迫，并以中储行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即以种种强制手段，限制法币的流通使用、携带与保存，3月，强制兑换。1943年4月1日起，日本决定停止在华中、华南占领区发行军票，所有该地日军在华支出及银行存款、借款、汇兑等项支付，亦不再使用军票。因此，中储券遂成为汪伪政权统治区的唯一通货。

　　第三，在政治上，日本通过“清乡”运动，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域，促使德、意法西斯盟国承认汪伪政权，以增强其政治地位。

　　早在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中便提出，为实施对华长期作战的战略，对于汪精卫国民政府，重要的是使其专事协助日本加强综合作战力量，使它向日军占领区内努力渗透其政治力量。据此，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长期作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分别从政务、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经由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向汪提交了“清乡”计划，1941年3月24日，遂由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成立以汪精卫为委员长，以特工头子李士群为秘书长的“清乡委员会”案。

　　1941年6月16日至25日，汪精卫应召到东京，由首相近卫及内阁要员面告日本政府的决定。24日，近卫与汪精卫发表《共同宣言》，声称双方相誓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标更进一步之努力。“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提供中日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日本政府亦对之为更进一步之援助，俾国民政府能发挥独立自由之权能，以努力于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为此，日本政府宣称向汪提供3亿日元政治贷款，并赠送一架海军运输机，改作汪精卫的专机，汪取名为“海鹣”号。

　　早在汪赴日之前，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4月间，通过对德国的访问，使德国政府同意由德、意等国宣布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汪在东京时，日本政府即将此一决定向其作了通告。汪返回南京后的7月1日和2日，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等8国，宣布承认汪精卫国民政府，8月18日，丹麦亦宣布承认。

　　汪与近卫共同宣言中的所谓“国民政府”必须提供中日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是要求汪伪政府努力协助日本即将在苏南地区发动的“清乡”运动。从1941年7月1日至1943年间，日军相继从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开始，然后扩及太湖东南地区、上海市区、镇江地区、苏北地区以及蚌埠地区进行了一期又一期的“清乡”。汪伪政权通过伪清乡委员会组织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警察、税收以及文化教育等各种机构，与之配合，妄图凭借日本的刺刀，建立起“和平”的模范区域，实现由局部的“和平”拓展至全面“和平”的梦想。至1943年5月，由于汉奸集团间的权力争斗和“清乡”的失败，汪伪国民政府将“清乡委员会”撤销，“清乡”活动改由各伪省、市政府负责。

　　推行奴化统治，使中国人民成为日本奴役下的顺民、良民，既是日本的要求，也是汪伪政权努力追求的目标。为此，汪精卫除推行奴化教育外，还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和“新国民运动”。

　　所谓“东亚联盟”，是九一八事变制造者之一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最早提出的。1939年8月，石原莞尔为使近卫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侵略目标具体化，提出了中国与日本、“满洲国”实现“国防的共同，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独立”的口号，并在日本国内得到了一些议员的响应，由此而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1940年5月，汉奸缪斌首先在北平成立了“中国东亚联盟协会”，接着伪广东省教育厅长林汝珩、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人，也相继在广州成立了“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在南京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并出版刊物，鼓吹“东亚联盟”的理想。

　　“东亚联盟”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汪精卫的热烈赞同。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后的12月4日，汪致信日本首相近卫，认为东亚联盟四大口号洵属切要，“盖条件鲜明、主张坚定，一般青年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得到满足，始能放心踏步向东亚复兴、中日共荣之大道前进”。并要求由日本“躬执桴鼓”。

　　1941年2月1日，在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以其为会长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其宗旨为对外实现“中日满的结合”，进而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后，除将广州、南京之东亚联盟改为分会外，还相继在上海、武汉等地建立各省、市分会，并出刊《东亚联盟》月刊等刊物。

　　汪精卫既希望借“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主张使其国民政府取得独立的地位，也希图借“东亚联盟”运动之开展，促使重庆当局放弃抗战，参加其“和平运动”，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途。但是，正当汪精卫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展“东亚联盟”运动时，日本国内却开始了对这一运动的批判，称联盟论主张中日“满”平等的结合，是反对日本肇国精神，晦冥皇国的主权地位，故意无视日本的领导，严厉禁止其组织的活动。曾支持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板垣征四郎也于7月调离南京。“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并未遭解散，成为一个奴化宣传的组织。

　　所谓“新国民运动”，是按照汪精卫鼓吹的“清乡先要清心”，即要使民众信仰“和平运动”之口号。会议发表的《宣言》称，新国民运动的开展，是为实现“和平反共建国”之目标，使民众树立新的精神的、物资的基础，在精神上“使人人皆能有至诚则恒，舍身救世之素养”，努力于“和平运动”；在物资上有“劳身熟思铢积寸累之习惯”，以便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物资，并能认定“和平反共”为唯一出路。

　　日本发动号称“大东亚战争”的太平洋战争后，汪伪国民政府更把“新国民运动”的推行，作为支持“大东亚战争”的重要手段。31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新国民运动纲要》，并于1942年元旦发表。《纲要》鼓吹：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树立新精神，从今以后把爱中日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要从物资上、人力上为日本提供支持。6月2日，汪伪行政院又决议设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7月9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更通过《国民实施训练案》，普遍成立青年团与童子军的组织，以此作为对青少年进行奴化训练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