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编出版后，承史学工作者来信指教，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予以批评。综合提出的问题，第一类是史料问题，主要是在西周以前的史料方面。西周以前史料本较缺乏，解说又多纷歧，再加上本人对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经籍训诂之学等专门学问所知甚浅，写出来多有缺陷，是势所必然的。第二类是关于观点方法的问题。因为本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十分不够，说明事理未能深入浅出，有些甚至说错了（也有一些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错误的）。读者提出疑问和质问，对本人是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谨向读者深致谢意和歉意。

　　已经提出来的问题，拟不专函或专文奉答。问题有些已在书中照改，有些是在书中随宜答复了，还有一些在这里作说明如下：（一）《中国通史简编》是本人在学习古代史时，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这个轮廓，第一，要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同样不等于一个公式），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诸阶段，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第二，要说明在明、清两朝，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存在的，但远不曾发展到足以破坏封建社会的程度。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完整的封建社会，其中并无封建制崩解之说。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制起崩解作用，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大量史实中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不可能在近代史上和革命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使古代史与近代史联结起来，近代史上一切问题（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从而得到说明，即从社会性质上得到说明，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此。古人说“椎轮为大辂之始”，本书正是椎轮式的写作，粗疏之咎，在所难免，至于随时修正，则有待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

　　（二）本编采取史料，避免墨守旧说，但也不敢率意而谈或穿凿附会以求新奇。所用史料，一般是以著作年代较早和较完整的书籍如《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战国诸子、《史记》等为主体，其他概作辅助材料。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较早或代表性较大的解说为主体。如《尚书》多采司马迁和其他汉儒说，《诗》多采毛亨、郑玄说，《三礼》多采郑玄说，《左传》多采杜预说，《墨子》多采孙诒让说，《荀子》多采王先谦说，甲骨文、金文多采王国维和郭沫若说。至于近世一家之言，未定之论，不敢率尔采录，以免此是彼非，使读者不知所从。有些好的著作，因不曾遍读而致遗漏，尚待随时搜集，摘取要旨，使本编得到更多的补充和修正。

　　（三）凡给予本编的指教，本人无不欢欣接受，即一字之教，也不敢忽视。例如第一章中考古材料与神话传说混为一谈，牵强附会，毫无意义；此次修改将第一章完全改写，借补前愆。其他错误处，既经指出，自然即予改正，即使说有所据，但读者提出了疑问，也尽可能予以修改或添加解释。

　　（四）不同意见，经认真考虑后，有些仍不拟采用。例如城子崖遗址，在夏遗址发掘获得实证前，假设为夏文化遗址之一，我认为是可以的。又如《豳风·七月篇》，记载当时农夫衣食仰给于周君，没有自己的经济，依据《小序》说，定为西周人追述周先公居豳时诗，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五）神话、传说、甲骨文、金文作为专门研究，学者们自可深入探讨，各抒己见。本编既非专门著作，一般新说，拟等待有公认的定论后，再行采取。

　　（六）古书中较难读的篇章词句，本编一般都译成今语。在不失或不很失古语原意的情况下，往往从一篇一章中摄取大意，或摘引一两句，或摘引一句中的某部分。不取直译法，以免依然难懂。其中有不少欠斟酌处，仍希望读者多予指教。

　　（七）本编插图此次颇有增删。读史必须辅以详细的地理沿革图，但本编所附春秋、战国两简图和《禹贡与职方氏九州合图》，本意仅在说明当时重要国家所在的方位和大一统思想在地理学上的反映，所以都只是略标大概，明意而止，远不能当作地理沿革图来使用。

　　本编出版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诸同志曾开会讨论，特别是王崇武同志认真校阅，提供意见，帮助我修改。蔡美彪同志也提供不少具体意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诸同志热心地供给古器物图片。我在这里谨向他们和所有帮助我期望我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范文澜一九五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