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三节 唐后期的政治概况 ——八二一年——九○七年

中国通史 作者:范文澜 撰


  第三节唐后期的政治概况 ——八二一年——九○七年 唐宪宗死在八二○年二月,次年,唐穆宗改元,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实际是从八二○年开始。

  唐后期凡八十七年。八二一年到八二二年,河北三镇恢复割据局面,朝廷对三镇放弃统一的愿望,朝廷与藩镇间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贯穿在唐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内部南司(朝官)与北司(宦官)之争和朝官间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大体上是依附南北司之争而进行的。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唐高宗改称为《姓氏录》),定士族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家数不多,其中还有轻南重北、轻山东重关中的偏见,上上至下下九品的区别,同是士族中人,仕途上待遇是不平的。唐世重进士轻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升迁比较容易,同是科场出身,进士与明经在仕途上的待遇是不平的。至于有人通关节而及第,有人才学优而落第,得失之间,当然也是不平的。士族入仕,又有科场出身和非科场出身(门资)的区别,在仕途上非科场出身的人是被轻蔑的。士流(流内也称九流)以外,又有流外九品,都是门户寒微,在官署里供吏职的读书人(能写能算和颇懂时务)。唐玄宗开元年间,限制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得过一百人,流外出身,每年倒有二千余人,足见流外人数量很大。流外每年有成千的人被铨叙作官(入流),固然妨碍流内的仕途,但不得任清资要官(文武百官分清浊,清流中又分清望官、清官两种,都有明白规定),仕进前程仍不及流内的远大,流内与流外在仕途上是不平的。唐高祖定制,“工商杂类,无预士流”。经营工商的业主和杂类(类似北朝的杂户隶户),根本不得入仕,与流内流外相比,是一个更大的不平。南北朝以来士族制度的残留部分和隋唐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不平,在唐中期已经暴露出来,到唐后期,相互间冲突变得愈益剧烈,表现为南北司之争和朋党之争。

  宦官的出身属于所谓杂类,虽然也有官品,与士流、流外入仕情形不同。唐玄宗重用宦官,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神策军军士多是长安富家子,即工商家子弟。例如唐僖宗时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祖先都是神策军籍,家产巨大,全国有名。

  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禁军(神策军)派出去。禁军大将出重息向富家借钱,送给中尉,由中尉派作节度使,到镇后,加紧敲剥来归还本息,利息一般是本钱的三倍,当时人称为债帅。显然,工商家子弟从中尉和债帅得官是不难的。八二二年,唐穆宗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限制,允许神策等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因此大批商贾、胥吏(流外)用贿赂取得朝官资格。士流无法抵制,只好愤怒长叹。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宦官和朝官对立,也就是工商杂类和士族对立,宦官一方是官职的侵夺者,朝官一方是被侵夺者,南北司之争势如水火不相容,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士流的出路主要是做朝官,做朝官的门径主要是进士及第。自唐中期起,科场竞争愈趋于剧烈,举人(应考人)必须奔走名公贵卿的门下,设法取得公卿的赏识,公卿替他向知贡举(考试官)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及第后,新进士一起到主司(考试官)家通姓名,自称门生。门生们拜主司谢恩,行礼时,堂上有公卿观礼,这些公卿自然就是推荐者。崔群(唐宪宗时作宰相)曾知贡举,妻李氏劝崔群置庄田。崔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庄,良田遍天下。李氏惊奇。崔群说,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考试官看门生是自己的良田,门生看考试官是自己的恩师,再加上进士间的同年关系,以及进士与推荐者的关系,在仕途上很自然地会相互援引,到后来可能成为一个朋党。进士出身以外,门荫出身也是士流入仕的一条路,这两种出身的人,互相轻视,如郑覃的父亲郑珣瑜作过宰相,郑覃以父荫得官,到唐文宗时作宰相。他主张废进士科,认为士有才就可任用,何必有文辞。又如李德裕的父亲是李吉甫。李德裕不从科举出身,做官升迁到宰相职位。他也主张废进士科,以为朝官应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进士多是寒士,即使有出人头地的才干,总不及公卿子弟的熟悉政事。非科场出身的郑覃、李德裕二人是一个朋党,和郑李对立的一个朋党,首领是科场出身的李宗闵、牛僧孺。两个朋党各有大批徒众,一个朋党得势(首领作宰相),便尽量斥逐敌对朋党,让出官位给本朋党。为巩固本朋党既得的官位,双方都怀着杀机,要对方首领败死不能再起。大抵宦官侵夺官位愈多,朝官剩下的官位愈少,朋党之争也就愈益猛烈,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互相排斥,不过是争夺时若干借口中的一个,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唐后期朋党之争,一直延续到亡国,原因无非是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争夺官位,这批那批的形成却常常与科场有关系。及第的人骄傲轻薄,不及第的人失意怨恨,这两种人也结成深仇。失意人找出路,很多投奔藩镇作谋士,如李振屡举进士不第,后来,帮着朱全忠覆灭唐朝,教朱全忠杀唐残余朝官三十余人(多是进士出身),投尸黄河。唐后期,南司与北司相争,这一朋党和那一朋党相争,再加流内和流外相争,及第人和不及第人相争,唐统治阶级分裂成许多敌对集团,各为争夺官位而狂斗。狂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刻剥民众来满足大量狂斗者的贪欲。

  按照这些矛盾发展的情况,唐后期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八二○年——八四○年)

   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反对宦官,他们的得势或失势,与皇帝对宦官的态度有关系,因之,朝官注意的是新皇帝有什么态度,至于皇帝的废立生杀,没有人敢持异议。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当时成德、幽州、魏博三镇相继叛变,朝廷不得已,承认三叛镇的割据。从此,河北三镇又脱离唐朝,唐朝也不再存收复河北的想望。唐朝廷要做的事,只剩下朝廷内部的冲突。

  因为宦官势力极盛,朝官的分化也跟着激烈起来。八二○年,唐穆宗即位,首先斥退走吐突承璀门路的宰相皇甫镈,不久,由皇甫镈荐举的宰相令狐楚也被罢免,宰相换了一批新人。这些人有的走宦官门路,有的为宦官所满意,裴度为首的一部分朝官都受到压抑。元稹交结宦官,得做知制诰。元稹本是著名诗人,做知制诰是胜任的,只是官从宦官得来,被朝官们鄙视。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说,这东西从那里来的!朝官对依附宦官的朝官当作苍蝇看待,双方的怨恨可以想见。元稹助宦官破坏裴度对叛镇的用兵计划,八二二年,河北战事结束,元稹达到求相目的,被任为宰相。宦官和元稹排斥裴度出朝,一批朝官力请留裴度在朝,结果是裴度、元稹同作宰相。两派继续争斗,二人做了几个月宰相,同时罢免。另一走宦官门路的旧相(唐宪宗时曾作相)李逢吉得到机会,又作宰相。八二三年,李逢吉引牛僧孺作相。牛僧孺是庸人,还不算是奸人,李逢吉荐引他,是利用他来阻止有作相资望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八二四年,唐穆宗服长生药病死。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比唐穆宗更荒淫无度,宦官王守澄、宰相李逢吉互相勾结,尽量排挤守正的朝官。翰林学士韦处厚上书劝唐敬宗重用裴度,并且说,管仲曾说过:“人离而听之则愚(《管子·君臣上篇》作“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与乱并无其他道理,只是“顺人(民)则理(治),违人(民)则乱”。韦处厚说治乱的本原是对的,说给唐敬宗听,却是对聋人说话。八二五年,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要发生变乱,辞去相位,出任节度使。一部分朝官力荐裴度,八二六年,裴度又任宰相,李逢吉被贬,出任节度使。八二七年,宦官刘克明等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庸宪宗子)。枢密使王守澄等所谓四贵(两个枢密使、两个中尉是最有权力的宦官,称为四贵)发禁兵迎立江王李涵(唐穆宗子即位后改名昂)为皇帝(唐文宗),杀刘克明、李悟等。李悟已经接见过宰相以下百官,算是准备登位的皇帝,王守澄等杀死李悟,另立唐文宗,宰相以下百官不敢有异议。唐文宗感到本身毫无保障,想从朝官方面取得一些力量来和宦官对抗,皇帝有这种倾向,朝官也就敢于和宦官对抗,南北司的斗争在唐文宗时表面化了。

  八二八年,名士刘蕡(音坟f6n)应贤良方正科,对策中公开反对宦官。他说,法应该划一,官应该正名。现在官员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政权分南司(外官)、北司(中官),在南司犯法,跑到北司就没事,或外官定了刑,中官认为无罪,法出多门,是非混乱,原因在于兵、农(民)地位悬殊,中外各自有法。又说:现在兵部不管军政,将军(上将军、大将军)只存空名,军政大权,全归中官执掌。头一戴武弁,便把文官(朝官)看作仇敌;足一登军门,便把农夫看作草芥。这些武夫,依仗宦官势力,只会擅作威福,欺压民众。宦官利用武夫的骄横挟制皇帝,又利用皇帝的名义驱使朝官,这难道是先王经文(以文为主)纬武(以武为辅)的意思么!他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信任朝官,政权交给宰相,兵权交给将帅,以为这样做,可以救皇帝和国家。刘蕡的对策,考官非常叹赏,因为怕宦官,不敢录取。许多朝官和士人替刘蕡抱屈,议论纷纭,准备上书给唐文宗。宰相裴度不让上书,以免双方冲突不可收拾。刘蕡虽然下第,却代表朝官发动了对宦官的攻击。唐文宗依靠朝官,作消灭宦官的准备,可是,他那种昏愚的行动,决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八二九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作宰相。李德裕是唐后期才能卓越的人物,裴度推荐他,是有意义的。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走宦官门路,取得宰相职位,排挤李德裕出朝去做义成(治滑州)节度使。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斥逐拥护李德裕的朝官,八三○年,连裴度也被排挤出朝去做节度使。他们还嫌义成地势重要,调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使离开朝廷更远些。李宗闵、牛僧孺这一朋党,依附宦官,唐文宗只好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君臣间密谋诛灭宦官。

  宋申锡秘密搜罗助手。八三一年,王守澄和他的亲信人郑注发觉宋申锡的密谋,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王守澄据诬告奏闻。李凑有些声望,唐文宗一向防备他,怕有人拥立他为帝,看到奏书,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近人,到宫中严审。亲近人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唐文宗自以为证据确凿,召集满朝大臣,宣布宋申锡罪状。朝官都知道是个冤狱,有些朝官力争将狱事移到外朝来覆按,宰相牛僧孺也替宋申锡作了些辩护。郑注怕覆按暴露出真情,劝王守澄请唐文宗从宽处理,宋申锡算是免遭杀戮,被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表示放桀于南巢的意思。唐文宗本来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结果反替宦官除去宋申锡。他并不察觉自己是失败者,还想用同样的方法从宦官手里夺回权力,当然,只能得到更大的失败。

  八三二年,唐文宗罢免宰相牛僧孺,召还李德裕。八三三年,任李德裕为宰相,罢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得势,排斥李宗闵朋党,这自然是两个朋党间权利的争夺,但李宗闵朋党被排斥,宦官势力也就多少有些削弱,对唐文宗是比较有利的。八三四年,唐文宗得中风病,王守澄荐郑注诊治,郑注竟成了唐文宗的宠臣。王守澄又荐举一个叫做李训的妄人,唐文宗认为是奇士,要用作近侍官。李德裕坚决阻止,唐文宗不听。王守澄、李训、郑注憎恶李德裕,使唐文宗召还李宗闵为宰相,斥逐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员调动纷纭,朝廷为之不宁。唐文宗束手无策,只好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李宗闵朋党依附宦官,两个朋党相争,其中也含有一部分朝官反对宦官的意义,唐文宗不知保持用来较为有利的李德裕朋党,却为了想去掉朋党,因而加强李宗闵朋党,使自己完全陷入王守澄党的包围中,但是,他还在想望诛灭宦官。

  八三五年,唐文宗将心事密告李训、郑注。李训、郑注二人认为有大利可图,都答应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给唐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王守澄的权势,又斥逐李宗闵出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徒党,遭受贬逐,重要官职都换用二人的徒党。唐文宗任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为宰相。二人声威大振,杀死不少大宦官,又杀死王守澄,没有人敢出面反抗。二人密谋由郑注选凤翔兵数百人,作为亲兵,等到王守澄下葬时,唐文宗令全部宦官去会葬,郑注纵亲兵杀死全部宦官。郑注去凤翔准备兵力。李训和徒党商议,以为如此行事,功劳将被郑注占去,不如先下手,杀了宦官再逐走郑注,可以独得大功。李训上朝,使徒党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唐文宗令李训率众官去察看。李训回来说不象是真甘露,唐文宗故意表示惊讶,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再去覆视。仇士良等前去,李训先使徒党率部曲数百人潜伏在左金吾,准备杀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夺唐文宗进入宫内。李训见阴谋失败,出京逃命。仇士良等入宫,派出神策兵,分路搜捕李训和他的徒党,宰相李训、王涯等以下被杀千数百人,郑注也在军中被杀。李训、郑注原先商定的阴谋,唐文宗是同意的,后来李训自定的阴谋,也得到唐文宗的同意。这说明他只求杀死宦官,至于如何杀和杀了以后如何,似乎都是不值得思虑的小事。他看宦官仅仅是若干个阉人,不看见宦官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甚至不看见宦官与神策军的关系,以为用阴谋一杀即可成事。这种愚蠢的想法和行动,决不会让他获得什么好处,果然,他行事失败,成为宦官的俘虏。

  经过这次所谓甘露之变,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北司压迫南司,宰相以下朝官都被仇视。一个宦官竟扬言要杀死京城内所有着儒服(士人)的人,宦官士流间关系一时变得异常紧张。八三六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等罪恶。昭义是个强镇,宦官有所畏惧,南司才多少得行施一些职权。南北司虽然强弱悬殊,在强藩声援下,南司仍保持对抗的局面。

  唐文宗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八四○年,唐文宗病死。

   第二段(八四○年——八五九年)

   八四○年,仇士良等立颍王李瀍(音禅ch2n)为皇帝(唐武宗)。唐武宗用李德裕为宰相,唐文宗时候的紧张形势,开始缓和起来。宦官与朝官冲突,朝官固然受损害,宦官也不是完全有利,极度紧张以后,双方都需要有一时的安静。当时朝廷对昭义镇用兵,边境上有回鹘的侵扰,也是朝廷内部需要安静的一个原因。李德裕处理藩镇和边境事件,都收功效,南司威望提高,北司也就相对地退缩,因而呈现暂时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自唐武宗至唐宣宗,前后保持了二十年,在唐后期中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期。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德裕富有政治才能,足以取得这种信任。会昌年间,唐朝声威颇有再振的趋势,这和李德裕的相业是分不开的。采取适当的态度对待宦官,是他相业有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待宦官——宦官与士族对立,又同为唐政权的构成部分。宰相依附宦官,势必不得士人心,触犯宦官,又势必不得居相位。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监军杨钦义奉召还京,大家都说一定去做枢密使。李德裕接待他同平常一样,并无加礼,杨钦义很不满意。过了几天,李德裕请杨钦义宴会,情礼极厚,宴后,还赠送不少礼物,杨钦义喜出望外。杨钦义行到汴州,奉旨仍回淮南。杨钦义送还礼物,李德裕不受,说这不算什么。不久,杨钦义被任为枢密使。唐武宗用李德裕为相,与杨钦义颇有关系。李德裕不因杨钦义将作枢密使特加礼貌,也不因不作枢密使收回礼物,使杨钦义不敢以炎凉鄙态来看待李德裕。临行设宴送礼,使杨钦义感到同僚的情谊。杨钦义荐举李德裕,并非李德裕有求于杨钦义。这样对待宦官,在唐后期,应该说是较为适当的态度。

  李德裕在相位,抵御回鹘、收复昭义镇,用兵都有功绩。立功的原因之一,是对待宦官得法。李德裕以为唐德宗以来,朝廷出征总是失败,原因有三个。一是诏令自宫内发到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预闻。二是监军任意指挥军事,将帅不得自为进退。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监使选军中壮士为牙队(卫队),留老弱兵出阵战斗,战时,监使率卫队骑马在阵后高处观望,见阵势小却,便策马先走,阵上兵士望见,跟着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等商量,一请监军不得干预军政,二请监使每兵千人中只抽十人充牙队,有功一体给赏。牙队人少监使自然不敢到阵后观战,不观战也同样得赏,真是有利无害。杨钦义等赞成他的意见,奏准实行。从此诏令不从宫中发出,将帅得施展所长,战争都获得胜利的结果。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显有成效,因之对宦官不甚依重,宦官势力也就有些削弱。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任命崔铉为宰相。老宦官埋怨杨钦义等,认为枢密懦弱,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杨钦义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势改变,不敢出面争老规矩。唐武宗憎恶仇士良,表面上却极为尊宠。仇士良自称老病,唐武宗允许他致仕。仇士良回家,给送行的宦官传授秘诀,说,天子不可闲着无事,要常常引导他纵情享乐,乐事一天比一天新,一月比一月好,忙得他别的事都忘了,这样,我辈才可以得志。尤其要紧的是不可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到前朝兴亡的故事,心里害怕,我辈就要被疏远,仇士良说出了秘诀的前一半,不说出的后一半是用神策军威胁朝廷。唐武宗、李德裕在前一半范围内削弱了一些宦官势力,宦官所损极微,朝廷却获益不小。

  防御回鹘——回鹘被西邻黠戛斯部落攻破,诸部逃散。八四○年,回鹘一部分贵族嗢没斯等各率所部到天德军(天德军使驻天德城,城在中受降城西北三百里。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等谋立边功,请出击回鹘。李德裕力排众议,坚请唐武宗约束田牟,不许邀功生事。八四二年,嗢没斯等入朝,任归义军军使。回鹘乌介可汗率所部侵扰天德、振武(振武节度使驻金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两军边塞,八四三年,唐兵大破乌介所部,乌介逃走。回鹘衰弱,正是边将邀功生事的机会,李德裕约束边将,设计分化敌军,部署既定,一击成功,可谓善于用兵。

  收复昭义镇——昭义军所辖有泽(治晋城,山西晋城县)、潞(治上党,山西潞城县)两州,又有河北邢(治龙冈,河北邢台县)、洺(治永年,河北永年县)、磁(治滏阳,河北磁县)三州。节度使驻潞州。唐文宗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仇士良拥立唐武宗,刘从谏愈益愤恨,积极准备割据。八四三年,刘从谏临死,使刘稹继位。李德裕劝唐武宗用兵,说,泽、潞地近京师,如果准许节度使世袭,四方诸镇谁不想效尤,朝廷号令再不得行了。当时宰相和群臣都主张姑息,请唐武宗同意刘稹作留后。这确是唐朝廷的严重关头,李德裕独排众议,坚持收复昭义镇,对朝廷是一个大功绩。唐武宗问用兵的方略。李德裕说,刘稹依恃河北三镇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动,刘稹势孤,就难有作为。委两镇攻邢、洺、磁三州,并允许重赏有功将士,两镇比较利害,可能听朝命。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决心讨伐刘稹。

  战事完全按照李德裕的预定计划进行。邢、洺、磁三州抵不住两镇的压力,八四四年,开门出降。朝廷派人作三州留后,防止两镇请地。泽、潞被唐将石雄等攻击,势已不支,失去河北三州后,内部更慌乱,泽、潞诸将杀刘稹来降,朝廷收复昭义镇。

  李德裕的弱点是保持朋党积习。八四○年,李德裕任宰相,初次见唐武宗,便论及朋党。他说,要做好政治,必须分清群臣的邪正。邪正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也指正人为邪,人主鉴别邪正,确是难事。他提出鉴别的方法是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所以正人一心事君,邪人专闹朋党。李德裕以是否依附宦官来区别邪正,这个标准并不错,但自信正人不会闹朋党,这就使他不能发觉自己也在闹朋党,与李宗闵、牛僧孺辈同样排除异己,报怨复仇。事实上,李宗闵、牛僧孺是朋党的首领,不同于一般徒党;李宗闵依附宦官,牛僧孺依附李宗闵,二人情节也并不全同;至于一般徒党,各人情节更有多种的差别。一概看作邪人,予以排斥,朋党间的争斗,因李德裕自以为正人驱邪人而有加无已。八四二年,唐武宗想用白居易为宰相,李德裕说,白居易老病,不堪作相,他的堂弟白敏中有才干也有文学,可以擢用。唐武宗任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居易是时已七十一岁,患中风病有三四年,不堪作相是事实。白居易妻族杨氏属于李宗闵朋党,白居易早在唐文宗时,为避免朋党的牵连,力求作闲散官,无意仕进。李德裕答唐武宗问并荐举白敏中,似乎不曾疑忌他们有朋党。可是,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的做法,连不在排斥之列的白居易也感到不安,退避唯恐不速,足见朋党相争,受伤害的人是很多的。

  朋党积习使李德裕不免凭爱憎用人,日久积成众怒,宦官乘机进谗言,说他太专权。八四六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继位。唐宣宗用白敏中为宰相,君臣二人以更严重的朋党积习排斥李德裕朋党。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与唐穆宗为兄弟,按常例不可能继承帝位。因为他从幼年时起,很象个痴人,唐文宗、唐武宗都轻侮他,不以常礼相待,宦官要利用他的痴和对文、武二宗的不满,破例拥立他为皇帝。唐宣宗即帝位以后,宦官和朝官才知道他有心计,痴是伪装出来的。

  唐宣宗的施政方针是尽量否定会昌(唐武宗年号)年间的一切措施。他首先斥逐李德裕及其徒党,说李德裕是奸臣。李德裕用是否依附宦官作区别邪正的标准,对李逢吉、李宗闵这些走宦官门路的首领来说,是适合的。唐宣宗区别忠奸,也有他的标准。他要表明自己是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诬郭太后(唐宪宗正妃)、唐穆宗母子与宦官同谋杀唐宪宗。唐穆宗既被指为逆,诸子敬、文、武三宗自然也是逆,李德裕得唐武宗信任,称为奸臣也就有理由了。以仇视奸逆的精神来进行朋党争斗,朋党积习更发展到最高点。

  唐宣宗前后信任两个宰相,自八四六年至八五一年,白敏中为相,自八五一年至八五九年,令狐绹(音桃táo)为相。白敏中与李宗闵朋党有关系。令狐绹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楚与皇甫镈、李逢吉同朋党,唐宪宗时为宰相。令狐绹本人是李宗闵朋党。白敏中、令狐绹逢迎唐宣宗,凡不被李德裕重视的人,一概重用,被李德裕排斥的那些朋党中人,自然更要重用;凡唐武宗时做成的事,如废除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如裁减州县冗杂佐官一千数百员,唐宣宗时改为复兴佛教、增设冗员。举这些例可以推知当时的朝政。

  当时吐蕃内乱,愈益衰弱,八四九年,吐蕃所据秦(治成纪,甘肃秦安县北)、原(治高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安乐(鸣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三州及七个关(原州有七个关)来归。三州士民千余人到京师阙下朝见唐宣宗,欢呼舞跃,庆喜得回到故国来。士民当场解除吐蕃服装,换上唐朝衣冠,观欢都感动得高呼万岁。八四八年,沙州(治敦煌,甘肃敦煌县)人张议潮,乘吐蕃大乱,率汉民众逐走吐蕃守将,夺得沙州,八五一年,派使者来朝。唐宣宗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张议潮发兵收复瓜、伊、西等十州,使张议潭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湟土地上汉民众全部归唐。唐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节度使。唐肃宗时,吐蕃夺取西北州镇,唐国境退缩到凤翔、邠州一带,原因是安史叛乱。唐宣宗时,十一州来归,原因是吐蕃内乱。唐朝君臣不在这一点上有所戒惧,却早在三州七关来归时,宰相便以克复河、湟为理由,请唐宣宗加尊号,唐宣宗也认为河、湟克复了,给唐顺宗、唐宪宗上尊号“以昭功烈”。事实上,唐宣宗君臣这种浮夸不实的做法,正说明满足于三州七关的取得,并无勇气去收复河湟。河湟收复,是汉族民众的力量,唐朝廷并没有什么“功烈”可说。

  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时,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令狐绹最能顺从也最得信任,自称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见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违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独揽用人大权,州刺史赴任,必先来京朝见,皇帝亲自考问,按答话优劣,再定用否。当然,他认为可用的人,尽管不胜任,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蒋伸宛转地对唐宣宗说,近来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唐宣宗自以为用人非常严格,听了惊问,这样,不是乱了么!蒋伸说,乱倒还没有,不过,侥幸的人多,乱也不难。唐宣宗很满意蒋伸的话,说,过几天,我不单独接见你了。唐制,宰相不单独见皇帝,这句话就是说要任用蒋伸为宰相。果然,蒋伸被任为宰相。蒋伸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觉得几句话中听,立即决定给宰相做,依然还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从蒋伸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吏治很坏,已经到了乱也不难的时候。

  唐宣宗即位以后,就惩罚那些被认为杀死唐宪宗的人。他诛戮宦官,逼死郭太后,又杀唐穆宗作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被杀诸人的家族,也都受到重罚。八五四年,他看到人情不安,下诏说,长庆(唐穆宗年号)初年乱臣贼子的余党,现在已经惩治完毕,其余疏远族人,一切不再追究。唐宣宗在用暖昧难知的罪名滥施刑罚以后,对士族方面,算是停止追究,对宦官方面,却和唐文宗一样,杀了一批谋害唐宪宗的宦官,还想杀所有宦官。八五四年,唐宣宗与令狐绹商量尽杀宦官。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补,自然会逐渐耗尽。这个密奏被宦官看见,因此,宦官更与朝官相憎恶。朋党的争斗,因李德裕朋党的完全失败,渐趋平息,南北司的争斗从此又表现出紧张状态。

  自唐肃宗到唐武宗,每个皇帝在位时,总不免有大小不等的内战,只有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是比较最平静的一段时间。这是大震荡到来以前的短暂平静。在这段时间里,爆发大震荡的条件酝酿成熟了,那就是李德裕朋党的失败和南北司争斗的再度紧张,使得唐朝统治又有进一步的削弱。统治力的削弱和吏治的败坏,久受剥削和压迫的民众,自然要起来反抗这个腐朽统治。但是,民众还没有养成取得胜利的力量,各种腐朽势力却乘机大扩张,这就出现了大震荡的局面。

  唐宣宗反对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独不反对吃道士的长生药。八五九年,唐宣宗吃长生药病死,宦官王宗实等立他的长子李漼为皇帝(唐懿宗)。

   第三段(八五九年——九○七年)

   唐宣宗严禁朝官交通宦官。宰相马植与左军中尉马元贽认本家。马元贽送马植一条宝带,被唐宣宗发现,第二天就革去马植的宰相职位,贬出去做州刺史。京兆尹韦澳入朝奏事,唐宣宗要他补一个重要官缺。韦澳辞谢不做。家里人埋怨他,他说:皇帝不和宰相商量,自己作主用我,人家一定说我走什么门路得来,怎能辩白清楚!你们不知道时事不很好么?都因为我们这些人贪名位的缘故。照韦澳的说法,依附宦官仍旧是求官的一个门路,不过要做得非常隐蔽,否则就会遭受众人的攻击。士大夫一方面仍有人走宦官门路,另方面,多数人为表现自己,争夺名位,造成一种虚矫的风气。不管事情多么小,只要与宦官有些牵涉,便成被排斥的对象。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进士叶京经过宣武镇,参与宴会,识监军面。叶京及第后,与同年出游,路上遇监军,彼此打了个招呼,大家喧哗斥责,叶京一辈子不得仕进。这种风气的盛行,是唐统治崩溃的一个标志。南北司相互仇视,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士族内部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发展着朋党积习,彼此寻找借口,互相排斥。唐中期以来构成统治力量的士族和宦官,分裂成粉碎状态,崩溃是不可免的了。

  唐中期以来,雇佣兵成为支持唐政权(自神策军至京外各镇)的主要武力。按照地方情形,雇佣兵大体分三类。一类是骄兵(包括悍将),军事重镇的士卒多骄悍成风,尤其是那种受特别待遇类似部曲的亲信兵。例如唐穆宗时,王智兴作武宁节度使(驻徐州),募强悍兵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都(军)。这种骄兵,小不如意,一人倡乱,群起附和,节度使只好从后门逃走。一类是弱兵。军事上次要的藩镇,兵将都有(未必足额),战斗力不强。一类是虚兵。军事上不重要的地方,兵数很少,根本没有战斗力。例如浙江东道设都团练观察使,治越州(治会稽,浙江绍兴),辖地有越、台(治临海,浙江临海)、明(治鄞县,浙江宁波)等八州。越州现兵不满三百人,其他各州兵数大致相同。唐朝廷主要依靠弱兵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弱兵容易调动,人数又多,一道有事,邻道可以抽兵相助,在镇压个别的民众反抗上,弱兵是起作用的。到了弱兵不能调动时,唐朝廷就难以维持了。

  唐宣宗时,统治集团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额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众起义反抗的条件成熟了。起义首先在拥虚兵的南方地区爆发起来,从而引起骄兵的叛变,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统治继续瓦解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得以顺利地进行。

  第三段可分前后两部分。自八五九年浙东裘甫起义至八八四年黄巢兵败被杀为前一部分,这时候,广大农民与唐统治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居于第一位,掩盖了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自八八四年至九○七年唐亡为后一部分,这时候,唐朝廷内部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又居于第一位,藩镇起初利用这种冲突得到割据的利益,最后藩镇消灭这种冲突,转入五代十国时期。

   前一部分八五九年——八八四年 农民起义将在另一节叙述,这里只说唐朝方面在起义军打击下加速崩溃的情形。

  八五九年,宁国(安徽宁国县)人裘甫率众起义。攻取剡县(浙江嵊县),民众四面响应,八六○年,有众三万人。唐懿宗使王式率兵往攻,裘甫战败被杀。浙东农民起义,几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唐朝的崩溃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动,都以这次起义为出发点,虽然失败,意义却很重大。

  八七三年,唐懿宗死,宦官立李儇(音喧xuān)为皇帝(唐僖宗)。八七四年的春季,翰林学士卢携给唐僖宗上书说:陛下初登帝位,应该想起老百姓。国家有百姓,好比草木有根柢,如果秋冬加以培植和灌溉,那末,春夏一定很繁荣。去年关东地区,西起潼关,东到海边,遭受大旱灾,贫家磨蓬实作面,采槐叶作菜,更贫穷的人家,连这些也没有。从前一个地方有灾,还可以散到邻境去求食;现在到处都有灾,找不到可投奔的地方,只好坐等饿死。事实上租税已经无法征收,可是州县借口租税中有上供及三司(户部、转运、盐铁)钱,催督极急,动不动用刑罚,逼得百姓拆屋砍树,嫁妻卖子,得到一点钱,只够吏役的酒食费,到不了官库。租税以外,还有其他杂徭。朝廷再不想些办法,百姓生计实在断绝了。卢携请求朝廷敕令州县官暂停收税,等待蚕事和麦收;一面发义仓米急赈饥民,以便等到深春时候,百姓有草叶木芽,接着有桑椹充当食物,目前几个月内,情势紧急,停税赈济切不可延缓。卢携的建议,朝廷根本不以为意,因为朝廷赖以生存的财赋,固然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但关东地区也不失为次要的来源,朝廷收入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如果还有活着的百姓,剥削就不会松手。

  民众必须大规模起义来反抗这个极度腐朽的唐统治,关东民众首先负担起这个严重的任务。

  八七四年,濮州(治鄄城,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有众数千人。关东民众纷纷起义,响应王仙芝。八七五年,王仙芝军攻取唐濮州、曹州,众增至数万。

  八七五年,冤句县(山东菏泽县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攻击唐州县,数月间众也增至数万。

  八七七年,王仙芝使尚君长向唐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宦官)请降。唐将宋威派兵在路上捉尚君长斩首,算是战功。八七八年,唐军在黄梅(湖北黄梅县)大破王仙芝军,杀王仙芝。求降想做官,得到的结果是可耻的斩首。

  黄巢攻亳州(安徽亳县)城,尚让率王仙芝余众来归。众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设置官属。黄巢在河南地区与唐军作战,互有胜败。河南是唐兵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起义军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困难的。东南地区唐兵力薄弱,又是财赋的供给地,打击这条唐朝的生命线,军事上有很大的意义。黄巢采取了攻弱的方法,八七八年,率军在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境渡长江。已经被赵义军打得支离破碎、危机四伏的唐朝,再也不能组织一支兵力去追击起义军。黄巢率起义军走遍长江、闽江、珠江三大流域以后,八八○年,回到河南地区。唐军望风溃逃,起义军取东都,又取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八八二年,黄巢部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朱温(降唐后赐名全忠)叛变,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任为同华节度使。八八三年,沙陀酋长李克用率沙陀兵攻入长安城。黄巢率众退到河南,又被李克用攻击。八八四年,退到兖州莱芜县(山东莱芜县)山中被杀死。

  在起义军与唐朝的战争中,唐朝方面出现了各种割据势力,唐辖地几乎全部被分割。最后剩下一个长安城作为小朝廷容身的地方,一些有力的割据者,对着这个小朝廷展开了猛烈的争夺战。

   后一部分八八四年——九○七年 这里先说一说八八四年以前朝官与宦官的关系。

  八七三年,宦官杀唐懿宗的年长诸子,立十二岁的唐僖宗为皇帝。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田令孜教他夺取市上商人的宝货。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八七五年,邠宁节度使李侃为义父李道雅(宦官)请求赠官,谏官董禹上书表示异议,还带便说到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不满意,贬董禹为郴州司马。

  八八○年,唐僖宗在田令孜保护下,逃出长安。八八一年,到成都。朝官陆续来归。唐僖宗不理会朝官,专依靠田令孜等宦官。谏官孟昭图上书说,去年车驾出京,事先不通知南司,宰相以下许多官员因而丧失生命,北司却独得安全。近日成都兵变,陛下与宦官守东城,并不让朝官入城。陛下如此对待朝官,道理在那里!要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皇帝是全国的皇帝,不是北司的皇帝。北司未必都可信,南司未必都无用。难道皇帝与宰相毫无关系,朝官全是路上人!这样做,收复京城怕不容易。田令孜贬孟昭图出成都,路上杀死孟昭图。宦官拥有绝对的权力,朝官触犯宦官,就有贬官和杀身的危险,双方关系实际上是紧张的,只是整个统治阶级正在抗拒农民起义,内部的冲突不得不暂时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

  八八四年,黄巢起义军失败以后,唐朝廷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朝廷:第一,大小不等的割据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混战,朝廷一概承认强者的行动为合法,加以任命。谏官常濬说的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他对唐僖宗说: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无有差别,闹得天下如此混乱;如果不改变作法,恐怕大乱还在后面。田令孜等人怕割据者不满意,赶快杀死常濬。第二,割据者各在境内自收租税,有些割据者送给朝廷小部分财物,维持皇室、南北司官员及禁军的费用。第三,南北司各借割据者的力量来互相排斥,割据者也乐于利用南北司的互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南北司冲突因而变成战争的形式。当时宣武镇朱全忠和河东镇李克用是最强大的两个割据者,两镇冲突与南北司的冲突相结合,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归根说来,唐朝廷除了南北司互斗和割据者参加互斗,没有别的事可说了。唐朝原有的土地,化为割据者的战场并为割据者所占有,与唐朝脱离了实际的关系,所以,八八四年以后,唐朝只是名义上还存在着的一个小朝廷。

  下面叙述小朝廷逐步消灭的情况。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有安邑、解县两盐池的利益。八八五年,田令孜要收回两池,调王重荣为泰宁(治兖州)节度使,王重荣拒绝调任。田令孜结合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和王重荣对抗。太原李克用率兵救王重荣,两人算是一伙,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也算是一伙。李克用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进逼京城,田令孜带着唐僖宗逃往凤翔。八八六年,又逼迫唐僖宗到宝鸡,准备再逃往汉中。朱玫、李昌符见田令孜败逃,改附李克用。大部分朝官憎恨田令孜,不愿去宝鸡,要夺唐僖宗回京城。邠宁、凤翔兵攻宝鸡,田令孜带着唐僖宗,还有杜让能、孔纬等一些朝官,跟随唐僖宗,一起逃往汉中。李克用目的在攻击朱全忠,无意参与唐朝廷内部的冲突,率兵回太原去了。朱玫、李昌符和朝官立李煴(音晕yūn)为皇帝。田令孜失势穷困,只好让位给宦官杨复恭,自任为西川监军使,到成都去依靠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党羽被斥逐,杨复恭当了宦官首领。朱玫擅权,李昌符、王重荣又投到唐僖宗方面来,李克用也反对朱玫和李煴。朱玫失势穷困,部将王行瑜杀朱玫。朝官二百余人拥李煴逃往河中,王重荣杀李煴,又杀朝官将近一半。唐僖宗下诏杀所有投李煴的朝官,杜让能力争,许多朝官得免死。八八八年,唐僖宗回到长安,不久病死。这一次冲突,宦官方面只是田令孜换成杨复恭,朝官方面却死了许多人,朝官失败了。

  八八八年,杨复恭立李敏为皇帝(唐昭宗)。杨复恭仿照田令孜的办法,养勇士多人为义子,使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六百人为义子,使作诸道监军。唐昭宗憎恶杨复恭专权,宰相孔纬、张濬也劝唐昭宗削弱宦官的权力。皇帝加在朝官一边,冲突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八九○年,朱全忠在河南已经造成大势力,奏请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宰相杜让能、刘崇望等多数朝官不赞成对河东用兵,宰相张濬、孔纬等想借朱全忠兵力斥逐杨复恭,力主用兵。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行为,唐昭宗迟疑了多时,终于采纳张濬等人的建议,企图凭借战胜的威力来消灭宦官。

  唐朝廷决定对河东用兵后,下诏革去李克用的官爵。任命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使,孙揆为副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卢龙节度使)为北面招讨使。张濬率兵五万人出发,公然对杨复恭表示战胜回来要大有作为。杨复恭早就偷听了他和唐昭宗的密谈,知道所谓大有作为的意思是什么。张濬率兵守晋州(治自马城,山西临汾县),河东将李存孝来攻,张濬弃城逃回。八九一年,唐昭宗贬斥张濬、孔纬,下诏恢复李克用全部官爵,使归晋阳。这一次冲突,朝官又失败了。

  朝官两次失败,再没有人敢出头反对宦官。唐昭宗恨极,直接和杨复恭冲突。八九一年,使杨复恭致仕。唐昭宗发兵攻杨复恭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兵士进攻,杨复恭率义子杨守信等人逃往汉中,起兵反抗朝廷。这一次冲突,杨复恭失败了,但西门君遂又成了宦官的首领。

  八九二年,凤翔李茂贞、静难(即邠宁镇)王行瑜、镇国(华州)韩建等五个节度使上书,以讨伐杨复恭为名,要求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治汉中)招讨使。朝议以为李茂贞得山南西道,势力太大,不可允许。李茂贞、王行瑜出兵攻汉中,仍坚求招讨使名义。唐昭宗召集朝官会议,宦官与李茂贞有关系,宰相等不敢发言,唐昭宗无法,只得任命李茂贞为招讨使。李茂贞攻取汉中,杨复恭等逃往阆州(治阆中,四川阆中县)。八九三年,唐昭宗要李茂贞让出凤翔节度使,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治洋州,陕西洋县)节度使。李茂贞不从,上书辱骂唐昭宗。唐昭宗怒极,不顾朝议,决心出兵攻凤翔,使首相杜让能筹画军事,使宗室诸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宰相崔昭纬想排去杜让能,暗中勾结李茂贞、王行瑜,听到杜让能说什么话,立即通知李茂贞等。李嗣周率临时招募的禁兵三万人往凤翔,路上被李茂贞等截击,禁兵溃散。李茂贞等乘胜进逼京城,崔昭纬教李茂贞要求杀杜让能。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大宦官,说劝用兵的是这三个人,不是杜让能。李茂贞不肯退兵,唐昭宗只好杀杜让能。从此李茂贞、王行瑜作唐朝的主人,南司北司都依附他们来谋自己的利益。唐昭宗有什么主张,不满意的人就教他们来斥责。李茂贞兼凤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秦陇)四镇节度使,占有十五个州,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这一次冲突以后,唐昭宗脱离朝官和宦官,更陷于孤立无助的地位。

  八九三年,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宦官首领,说明宦官在朝官勾结藩镇的高压下,势力已经大削弱,不能再压迫朝官。朝廷内部的冲突,一时转化为朝官间的争夺相位。八九四年,唐昭宗要任命李谿为宰相,崔昭纬怕李谿分权,使党羽在朝上出面阻止。八九五年,唐昭宗任李谿为宰相,算是有了一个亲信人。崔昭纬使人告诉王行瑜,说李谿在朝,可能又学杜让能用兵。王行瑜、李茂贞逼迫唐昭宗免去李谿的相位。唐昭宗想大用宗室诸王作为自己的助力,南北司同起反对,这个计划又只好作罢。护国(即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军中立王珂为留后,王珙、王瑶出兵击王珂。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得李克用的援助,王珙、王瑶勾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镇,双方争夺护国镇。王行瑜、李茂贞、韩建各率精兵数千人入京城,杀李谿和另一个致仕宰相韦昭度,又使唐昭宗任命王珙为护国节度使。三镇又谋废唐昭宗,另立皇帝。这时候,李克用发兵来河中,声称要保卫朝廷、讨伐三镇。李茂贞党羽想劫唐昭宗到凤翔,王行瑜党羽想劫唐昭宗到邠州,两批党羽(其中各有宦官首领)用兵互攻,唐昭宗出京城逃入终南山。李克用兵到同州,三镇和崔昭纬等畏惧退缩,唐昭宗乘机任用诸王李知柔为宰相兼京兆尹,并令李克用出兵讨伐王行瑜。李克用进攻邠宁镇,王行瑜被杀。李克用请转攻凤翔,唐昭宗怕沙陀太盛,不许进兵。李克用知道朝廷的用意,引兵归太原。这一次冲突,唐昭宗算是革去了崔昭纬的相位(八九六年,杀崔昭纬),宗室诸王得到任用,可是,另一次冲突接着就起来。

  八九六年,朱全忠荐张濬为宰相,唐昭宗将加任命,李克用奏称,张濬早上为相,我晚上就到宫门。京城人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兵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慌,唐昭宗只好下诏和解。李克用与唐昭宗,彼此都不满意。唐昭宗自终南山回京,募兵数万人,分交诸王统率,诸王李戒丕、李嗣周又各自募数千人,宦官把持左右神策军的局面改变了。李茂贞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率兵进逼京城。唐昭宗派人向太原告急,自己也出京,要逃到太原去。路上听了韩建的劝阻,自愿到华州,落在韩建的手里。李茂贞入京城,大烧大抢,宫殿和商店,遭到极重的破坏。李克用因去年不许他攻凤翔,现在也就不准备来援救。唐昭宗在华州贬斥崔昭纬的党羽宰相崔胤。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上书称崔胤是忠臣,不该贬斥。唐昭宗只好再让崔胤作宰相。从此,崔胤和朱全忠结合在一起。八九七年,韩建逼勒唐昭宗解散诸王所率全部禁军,拘禁掌兵和出使的诸王,又禁止唐昭宗的亲信人入宫,事实上,唐昭宗也被拘禁了。韩建与枢密刘季述合谋,围十六宅,捕获诸王十一人,当时就杀死。韩建、李茂贞怕朱全忠来夺唐昭宗,八九八年,送唐昭宗回长安。这一次冲突,唐昭宗当作依靠的禁军和宗室诸王,全部丧失,朱全忠却在朝廷中得到崔胤这个代理人。

  唐昭宗贬斥崔胤不成,却和崔胤商量灭宦官,南北司各结藩镇为援,互相倾轧。另一宰相王抟劝唐昭宗不要过于操切,激起变故。崔胤说王抟是宦官的党羽,唐昭宗就对王抟怀疑。八九九年,唐昭宗又革去崔胤的相位。朱全忠上书说崔胤不可革,王抟交通宦官,罪大该杀。九○○年,唐昭宗不得已又用崔胤为相,杀王抟和两个枢密使。崔胤两次保住相位,势力大盛,宦官恨崔胤,但更恨唐昭宗。

  唐昭宗从华州回京城以后,性情变得更加暴躁,经常酗酒,随手杀死左右侍奉人。九○○年,宦官刘季述等所谓四贵合谋废唐昭宗,乘唐昭宗酒醉,率禁兵进宫,囚禁唐昭宗,一面令崔胤率百官请太子李裕即皇帝位。崔胤后面有朱全忠,刘季述不敢杀崔胤。

  朱全忠在大梁,刘季述派人去通款,愿输送唐家社稷。朱全忠集僚会议,决定采用李振的建议,恢复唐昭宗帝位,挟天子以令诸侯。朱全忠遣亲信人蒋玄晖到京城,与崔胤谋事。崔胤结合神策军三个军官,九○一年,杀刘季述等。崔胤率百官迎唐昭宗复位。唐昭宗杀刘季述党羽宦官数十人,给三个神策军官极重的赏赐,使他们保卫宫廷,似乎自己又得到了什么依靠,照旧想一举消灭宦官。

  九○一年,崔胤和另一个宰相陆扆(音以yǐ)主张夺取宦官的兵权。请唐昭宗任命二相分管左、右神策军。受重赏的三个神策军官都反对改隶南司,唐昭宗只好用宦官韩全诲、张彦弘为左右中尉。这两个人都做过凤翔监军使,与李茂贞有关系。崔胤请李茂贞给兵三千人,驻京城,意思是想用外兵制宦官,实际却为韩全诲增强了力量。崔胤与唐昭宗密谋杀死所有宦官,被韩全诲等探知。韩全诲结合驻京凤翔兵的统率者李继筠,宦官势力大盛,拒绝接受一切命令,并禁止唐昭宗单独召见朝官。崔胤催朱全忠来夺唐昭宗,朱全忠带兵到河中(本年朱全忠夺得河中镇),上书请唐昭宗去东都(洛阳也是朱全忠属地)。韩全诲等大惧,劫唐昭宗和他的家属去凤翔。崔胤及百官留在京城。朱全忠率兵到关中,首先俘获韩建,取得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朱全忠令崔胤率百官迁徙到华州,唐百官成为朱全忠的部属。李茂贞、韩全诲在凤翔城中给唐昭宗配备了以宰相韦贻范为首的一套百官,皇帝的用人权完全被剥夺。唐朝廷分裂到只剩下一个仅拥空名的皇帝。

  九○二年,朱全忠率大军到凤翔城下,派兵夺取附近诸州。就在这个危城里,官职还是很值钱。宰相韦贻范广受贿赂,许人官职,恰恰老母死去,韦贻范照例要免职居丧。出钱买官的债主天天去韦家喧闹,要求还钱。韦贻范力求宦官和李茂贞允许他恢复相位。他得到允许,立即出来办事,办的事自然是给债主做官。人有钱就能买官,做了官就更有钱,得钱的方法多式多样,归根都是剥削民众的脂膏,不管唐朝廷怎样破败,官总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李茂贞困守孤城,毫无出路,只好向朱全忠求降。条件是送出唐昭宗和杀死宦官。朱全忠接受他的投降。九○三年,唐昭宗听到这些条件,很喜欢,派人杀韩全诲等四贵及宦官共十六人。朱全忠、崔胤入凤翔城,继续捕杀宦官七十余人,又密令京兆府捕杀九十人。唐昭宗回长安,顺从朱全忠、崔胤的要求,杀死全部宦官(逃亡的宦官是少数),又令诸道杀监军,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宫中事务都归南司掌管,左、右神策军和所属八镇都归崔胤统率。在凤翔城内任命的官职,一概取消,依附李茂贞和宦官的大朝官一概杀逐,从长安到凤翔追随唐昭宗的朝官三十余人,也一概贬斥,只剩下为朱全忠效力的朝官。朱全忠回大梁,留兵一万人驻神策军旧营(神策军已解散),使亲侄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派心腹人为宫苑使、皇城使、街使。自皇宫以至百官私宅所在的街道,都归朱友伦等诸使掌管,等候朱全忠的命令来处理唐昭宗和崔胤等百官。这一次大冲突,宦官被杀尽,南北司之争解决了,唐昭宗在凤翔城失去用人权,但还有少数可亲信的朝官,现在这些人被贬斥,完全孤立了。

  九○三年,崔胤得到唐昭宗的同意,募精壮兵六千六百人,作为朝廷的卫兵,意思是想自己有些实力。朱全忠暗中使壮士去应募。崔胤不曾发觉,加紧训练兵卒,准备武器,事情都被朱全忠知道,开始对崔胤疑忌。朱友伦坠马暴死,朱全忠疑是崔胤的阴谋,决计杀崔胤并迁唐昭宗到洛阳,免得李茂贞等乘机劫夺。九○四年,朱全忠杀崔胤和他的亲信人,另用裴枢、柳璨等人作宰相。朱全忠引兵驻河中,使裴枢强迫唐昭宗和百官、长安居民迁往洛阳。唐昭宗路过华州,有人夹路呼万岁。唐昭宗涕泣告路旁人说,不要呼万岁,我不再是你们的主子了!在宿所对左右侍从人说,我这次漂泊,不知那里是归宿!说罢大哭,左右人也陪着痛哭。他到这时候才知道危险在眼前,总算还有一点知觉,其实早就是个亡国的皇帝。唐昭宗到陕州,秘密派人请求割据者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河东李克用起兵来拯救,这自然是绝望的请求。唐昭宗到洛阳,左右侍从人也全被杀死。李茂贞、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等人,虚张声势,说是要救唐昭宗。朱全忠知道留下这个废物,对自己不利,派人杀死唐昭宗,自己算是不预知,伏在棺材前恸哭流涕。朱全忠立李柷(音祝zhù)为皇帝(唐昭宣帝)。九○五年,朱全忠杀唐昭宗的诸子九人。

  宰相柳璨自进士及第,不满四年,便登相位,其余裴枢等三相,自负资望高,轻视柳璨。柳璨竭力奉事朱全忠留在洛阳的心腹官员,因而朱全忠相信柳璨的话,贬斥裴枢等三相,另补充一些人作宰相。柳璨开出一张人名单,对朱全忠说,这批人喜欢成朋结党,制造是非,都该杀死。朱全忠的重要谋士李振,是个不第进士,痛恨朝官,因为朝官多是及第进士。李振也对朱全忠说,唐朝廷所以破败,都是浮薄士人紊乱纲纪的缘故。大王(朱全忠)要办大事(灭唐),这些人是不好对付的,不如一起杀掉为便。裴枢等旧宰相以及出身高门和科第的大朝官凡三十余人,都被加上浮薄的罪名,全部投入黄河死去。

  朱全忠急于要唐昭宣帝禅位,柳璨等商议按照旧例,得经过封大国(国号)、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的次序。朱全忠嫌办事迟缓,大怒。九○五年,杀柳璨等。柳璨临刑大呼:负国(唐)贼柳璨,该杀该杀!柳璨发挥朋党积习,借朱全忠的威势,杀死许多不合己意的大朝官,朱全忠自然也不会放过他,等到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该杀,可见这种闹朋党的人,不见刀是不会知道自己该杀的。

  唐朝除禅让这件事还有待完成,丝毫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九○七年,唐昭宣帝让皇帝位给朱全忠。朱全忠受禅称帝(梁太祖),国号大梁。梁太祖对唐昭宣帝为济阴王。九○八年,梁太祖杀济阴王李柷,唐朝这个残余也最后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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