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三)变法派保守派互斗

中国通史 作者:范文澜 撰


  (三)变法派保守派互斗 神宗死后,变法派和保守派分别在皇族和后族的支持下,形成互相敌视的两大势力,继续展开激烈的搏斗。

  一、保守派执政神宗死,十岁的幼子赵煦(音旭x))继皇帝位(哲宗)。英宗的高后称太皇太后(曹后已死于一○七九年),处理军国大事,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刚一执政,便派宦官去问司马光,当以何事为先。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吕公著也被召入朝为尚书左丞,次年为右仆射。保守派再度掌握政权,在高太后支持下立即对变法派展开攻击。

  罢新法——司马光五月间入朝执政,即上章攻击变法派多以己意变革旧章,谓之新法,请求革去。有人以为神宗刚死,不宜骤改。司马光力争说:“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当如救火拯溺。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罢废保甲教练和保马;接着,罢市易,废青苗,停止助役钱;最后,罢免役法,恢复旧的差役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安石所实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罢废了。

  司马光对变法派嫉恨如仇,甚至不顾宋朝的利害,凡是王安石实行的新法,都必求罢废而后快。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司马光在病中说:“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青苗法罢后,司马光的好友范纯仁因国用不足,建言再立散钱出息之法。司马光具奏说,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现在禁抑配,就没有什么害处。几天之后,又觉得不妥,带病入朝,对高太后说:“是什么奸邪,劝陛下再行此事!”高太后只好下诏“青苗钱更不支表(散发)”。司马光欲废免役(雇役),恢复差役旧法。变法派章惇争辩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之害,至于役法,如以差代雇,须详议熟讲,或者才可行。”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劝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司马光一概不听。一○八六年三月,终于恢复了差役法。王安石在江宁,听说罢新法,默不作声,直到传来罢雇役复差役的消息,才惊愕地说:“也罢到这个么!虽然如此,此法还是不可罢的。创立此法,我曾和先帝商讨两年之久,已经设想的很完善了。”四月初,王安石忧病而死。

  在对夏政策上,司马光也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张。西夏统治者在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一口应允,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是“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说是“惜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的后患。司马光甚至主动提出要把熙河一带也一并奉送给西夏,由于遭到反对,未能实行。

  禁新学——司马光刚一执政,就要任用程颢,但程颢恰在这时病死,于是破格起用“河南府处士”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又擢任为崇政殿说书,为哲宗讲授儒学。起用的诏令说:“孔子说举逸民,所以起用你,为洛阳人作个样式。”吕公著执政,遇有疑难,也向程颐请问。程颐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对王安石的“新学”进行清除,说“介甫之学”是大于“浮图之术”(佛教)的大患,并且说:“今天新法之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新法罢废后,司马光又改科举考试法,立九经,依照旧注讲说,不准用王安石的经义。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正月,高太后又采吕公著议,下诏:科举考试只许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准引用申(不害)韩(非)”。这些活动,从反面说明了王安石经义的革新倾向,也再一次表明,程学与王学的对立。

  排挤变法派——一○八五年三月神宗死时,王珪(左仆射。珪音规guī)、蔡确(右仆射)为相,章惇为门下侍郎,共同扶立哲宗。神宗死后两月,王珪病死。蔡确为左相(首相),知枢密院事韩缜(音诊zhěn)为右相,章惇改任枢密院事,军政权都还在变法派手里。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即荐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李常、孙觉、梁焘、王岩叟、苏轼、苏辙、朱光庭等一批官员。又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都是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也叫他们各举所知。七月,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司马光等人随即着手排挤变法派。蔡确当时受命为“山陵使”治理神宗丧葬事。章惇对司马光废新法用旧人多次争论。保守派借此并力弹劾蔡、章。十月间,御史刘挚上言,神宗皇帝灵驾进发前,蔡确没有入宿守灵,“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朱光庭弹劾蔡确“为臣不恭,莫大于此”,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王岩叟说,章惇争辩用人,“是不欲威权在人主”,应当罢免。十二月,刘挚进而指责蔡确与章惇固结朋党,说“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立”。朱光庭直接奏呈“蔡确、章惇、韩缜宜令解机务,司马光、范纯仁宜进之宰辅”。这年无雪天旱。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王岩叟又以天旱为理由,直指大害莫如青苗、免役,大奸莫如蔡确、章惇。在保守派合力围攻中,蔡确在闰二月罢相,司马光以门下侍郎进为左相,章惇也被罢免,以范纯仁知枢密院事。四月,韩缜罢相。五月,吕公著进为右相。司马光又请召老臣文彦博还朝。文彦博年已八十一,由儿子扶掖上殿,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变法派的主要官员相继被排挤出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掌握了全部的军政权。

  保守派得势,对变法派打击不遗余力。有人写信给司马光说:“王安石居相位,中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新法才能实行。现在只起用二三旧臣,六七君子,如何可为!”在朝外的变法派重要人物,首先是吕惠卿。吕惠卿被劾赃罪,出知延州,长期不能查实结案。一○八二年又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司马光任相后,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等连续上章,说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青苗、助役都出其手,兴大狱,威胁郑侠、王安国,又与王安石相攻击,连猪狗都不如。应当明正典刑,追削官职。一○八六年六月吕惠卿降四官,落一职,分司南京(商丘)。苏辙、王岩叟等又上疏说:“虽然在常人处罚已算不轻,但吕惠卿如同鲁国的少正卯,不应如常人用常法治。”高太后又责授吕惠卿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朝臣中尚书左丞李清臣因反对罢废新法,在一○八七年四月罢职出朝。保守派进而指王安石、蔡确为奸党。梁焘开列蔡确亲党蔡京、蔡卞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三十人。列为奸党,当然就不能继续在朝。保守派在废新法的同时,又企图把变法派一网打尽!

  保守派分化——一○八六年九月,司马光病死,文彦博继任左相。保守派取得权势后,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因司马光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为十一岁的哲宗皇帝讲经学。程颐进札,要皇帝左右的宫人、内臣都选四十五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动静都要让讲经的官员知道。程颐以老师自居,对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用古礼。中书舍人苏轼讥讽他不近人情。程、苏日渐对立。程颐门人谏官贾易与朱光庭等结为朋党,以程颐为首,号洛党。苏轼与御史吕陶等结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御史台官员结为朔党(河北人)。几个小集团互相攻击。一○八七年,洛党贾易、朱光庭劾奏苏轼考试策问出题是讥讽仁宗和神宗。吕陶反攻贾、朱等身为台谏官,不应假借事权报私仇。洛党贾易又劾奏吕陶与苏轼兄弟结党,并涉及文彦博、吕公著。高太后大怒,罢贾易谏官,出知怀州。御史胡宗愈、谏官孔文仲等劾奏程颐“汗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八月,程颐罢崇政殿说书,出管西京国子监。

  一○八九年,因贬蔡确,又起纷争。蔡确在安州赋诗十章,被保守派指为讥讽高太后。高太后大怒,重罪贬谪新州。左相范纯仁向高太后建言,“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蔡确贬后,吕大防以为蔡确党盛,不可不治。谏官刘安世、吴安诗等因奏范纯仁也是蔡确一党,罢相出知颍昌。一○九○年,文彦博年老告退。吕大防为左相,朔党刘挚为门下侍郎,次年进为右相。吕、刘又不和。御史杨畏依附吕大防,劾奏刘挚,刘挚被罢相,知郑州。朱光庭为刘挚辩解,也罢给事中,出知亳州。保守派官员结为朋党,相互攻击,陷入一片混斗之中。

  高太后执政前后共九年,一○九三年九月病死,哲宗亲政,变法派再次与保守派展开斗争。

  二、变法派再起一○九三年十月,十九岁的哲宗开始亲政。在此以前,保守派的老臣遇事情奏高太后,不以哲宗为意。皇族与后族日益矛盾。高太后死,苏轼见形势有变,请求出朝,知定州。范祖禹、苏辙等上疏要哲宗“深拒奸说”(指变法派)。十二月,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请哲宗继述神宗法制,并称赞王安石的成就,请召回章惇、吕惠卿、安焘、邓润甫、李清臣等执政。一○九四年二月,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三月,考试进士策问,李清臣出题,指责罢废新法。苏辙上疏攻击,哲宗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进士由杨畏覆考,考卷赞同熙宁、元丰新法者,都得前列。从此,继述神宗新法的舆论传播开了。

  哲宗在三月间罢免了左相吕大防,使出知永兴军。四月,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张商英为右正言。张商英请恢复神宗政事,并请改年号。哲宗下诏,改元祐九年(一○九四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继承神宗。随即任命章惇为首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祖禹因反对用章惇,被罢免翰林学士职。右相范纯仁辞官出知颍昌。章惇为相,蔡卞、蔡京、林希、黄履、来之劭等都入朝任要职。吕惠卿知大名府,又转知延安府备西夏。变法派在哲宗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权,展开对保守派的反击,逐步恢复新法。

  反击保守派——一○九四年七月,御史中丞黄履、张商英、来之劭等上疏,论司马光变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哲宗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毁所立碑。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贬官。哲宗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章惇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揭榜朝堂。次年八月,又下诏:吕大防等永远不得引用及恩赦。范纯仁上疏,请将吕大防等原放。范纯仁因此落职,徙知随州。一○九七年,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及王岩叟等已死诸人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文彦博由太师贬为太子少保。被贬官者共三十余人。

  元祐时史官范祖禹、黄庭坚等修神宗实录,有意篡改事实,诋毁新法。哲宗命蔡卞(王安石婿)重修。依据王安石的《日录》和有关纪录核对,查出篡改诬陷事迹。范祖禹、黄庭坚因此降官,遣外州安置。

  复新法——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度执政,逐步恢复新法。一○九四年四月,依据神宗元丰八年条例,复免役法,改定免役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元丰时限二分)。一○九五年,复青苗法。董遵等建言,青苗禁抑配,只收一分息。一○九七年,复置市易务。用现钱交易,收息不过二分,不许赊请。同时复行保甲法。一○九八年,章惇主持编定常平免役敕令成书,颁行全国。大抵在此几年间,新法只是恢复到王安石罢相后元丰时的状况。变法派再起,并没有能够朝着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的方向,再向前进。免役法恢复时,规定各地豪强地主大户出免役钱在一百贯以上者,每一百贯减三分。像这样的变动,竟是对大地主有利了。

  变法派再分裂——哲宗统治时期,前后不过六年。在此期间,变法派再度出现分裂。章惇原议文彦博以下三十人,都流放到岭外,中书侍郎李清臣持异议,以为流窜累朝元老,将使舆论震动。哲宗采清臣议,重罪数人,其余不再问罪。章、李由是不和。一○九七年,李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和,开封府官说张商英曾派人谋害来之劭。张商英因此贬官外出。杨畏在元丰时是变法派,元祐时曾一度附吕大防,高太后死,最先主张复新法。右正言孙谔说杨畏是“杨三变”,杨畏因此落职。孙谔论免役法,主张兼采元丰、元祐。蔡京说孙谔欲申元祐之奸,孙谔又因此罢职。曾布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即上疏攻击市易,与吕惠卿、章惇分裂。一○九四年六月,曾布被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向哲宗攻击吕惠卿,说吕不能在朝。吕惠卿因此始终任外官。曾布又攻击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日甚一日”,并攻击章惇任用吕升卿、周秩、林希等变法派。一○九九年,曾布更进而指责章惇、蔡卞对元祐党人处理过分,是“报私怨”。曾布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恶意攻讦,所起的破坏作用,是严重的。变法派再起,势力本来薄弱,内部分裂,更加削弱了。

   三、向太后当权,变法派被逐 元符三年(一一○○年)正月哲宗死,无子,异母弟端王佶(音吉jí)即位作皇帝(徽宗)。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和高太后一样,向太后也从来就是新法的反对者。向后当权,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向太后以章惇为哲宗山陵使治丧。二月,起用韩琦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韩忠彦于元祐时曾被擢任知枢密院事,哲宗亲政,与曾布同领枢府。哲宗绍述神宗法制,韩忠彦反对,出知真定,又改知大名。向太后立赵佶为帝时,章惇曾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持有异议。曾布当面呵斥说:“章惇!听太后处分!”曾布因此得到向后的信用,与韩忠彦合力打击章惇为首的变法派。

  三月间,韩、曾首先荐用陈瓘(反对章惇复新法。(瓘音贯gu4n)和邹浩(哲宗时因弹劾章惇被罢职出朝)为左、右正言,龚夬(音怪gu4i)为殿中侍御史,控制了御史台的言路。同时,排挤中书舍人张商英出朝为河北路转运使。四月,罢黜御史中丞安惇出知潭州,韩忠彦进为右相。又恢复范纯仁官职,范以年老失明,请准归乡养老。五月,进而追复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原官。

  五月间,龚夬等弹劾蔡卞在哲宗朝助章惇陷害“故老元辅”。蔡卞罢尚书右丞,分司池州。有关官员也被指为“卞党”贬官。九月,章惇又以山陵使“奉使无状的罪名被弹劾罢相。安惇、蹇序辰(蹇音剪ji3n)免官除名,放归田里。蔡京被指为与弟蔡卞同恶,罢翰林学士承旨,出知永兴军。林希落职,知扬州。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几乎全部被罢黜出朝。韩忠彦进为左相,曾布以知枢密院事进为右相,韩、曾由此掌握了全部政权。

  王安石初变法,荐用曾布。但在以后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论争中,曾布几次看风转舵。拜相后,写信给弟曾肇说:“我从熙宁时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我不曾雷同熙、丰,所以得免元祐的贬斥。我不附会元祐,所以又得免绍圣时的中伤!坐看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我独泰然自若”。曾布以追随变法派起家,但早已是一个投机家。向太后还政给徽宗,曾布又向徽宗秘密建言绍述父兄(继承神宗、哲宗)。徽宗则以消除朋党为名,来稳定宋朝的统治,一一○一年改元“建中靖国”。这年正月,向太后病死,宋朝在徽宗统治时,进入了更加黑暗、腐朽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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