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二)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和 南宋统治的确立

中国通史 作者:范文澜 撰


  (二)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和南宋统治的确立 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

  高宗即位后,不能不标榜“中兴”,因之起用抗战派中声望最高的李纲作宰相,令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领兵进驻东京。李、宗成为抗战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 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不设枢密使)。黄、汪成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纲任相命下,投降派官员即起而反对。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六月,李纲奉召入朝,提出十条抗金建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请严惩张邦昌等汉奸,破格任用抗战将士。投降派以“二圣北狩”为借口,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李纲提出反驳,说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也绝不可能满足敌人的无穷欲望。要求高宗学习汉高祖刘邦不顾太公被俘勇猛作战的态度,下决心罢一切和议。李纲又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重新部署防御力量、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高宗并不实行。

  北宋亡后,河东、河北地区人民纷纷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李纲荐用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的抗战派将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招募义兵,组织人民抗金。两河人民踊跃响应,士气大振。 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还都东京抗金,还是放弃中原继续南逃?高宗采纳黄、汪的意见,准备逃往东南。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主张暂迁襄、邓,等两河部署就绪,即回东京。宗泽到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又上书请高宗“勿听奸邪”,决策回汴。投降派官员纷纷主张南逃,说“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黄、汪等极力促请高宗南逃。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力争。”面见高宗,说君子小人不可并立。高宗一面安慰李纲,一面升任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相位,作用黄罢李的准备。

  抗战派和投降派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

  黄、汪等投降派对待两河人民抗金武装,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称他们是“盗贼”。高宗刚一即位,黄、汪等即建议“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实际上就是解散民兵,改编为镇压人民的官军,不准他们抗敌。李纲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依靠民兵抗金。黄、汪等蓄谋破坏,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上奏: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李纲争辩说:“张所尚未出发,张益谦何以知道其骚扰?”又说:“朝廷因河北民众无人统率,才设置招抚使,借民力保国家,并不是设招抚使以后才有盗贼。”傅亮才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又指责他逗留不进。李纲再为傅亮辩解,高宗不听,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高宗、黄、汪等又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狂诞刚愎”,“兹遣防秋,实为渡河之扰”,“设心谓何,专制若此!”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说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帝。高宗竟将陈东、欧阳澈押赴市上斩首。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所有抗金措施,在他罢相后四、五天内,全被废除。高宗和黄、汪全部控制了军政大权,作放弃中原逃往东南的准备。

   一、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 北宋灭亡后,中原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武装抗金,拿起刀枪,顽强战斗,写下了雄伟的篇章。

  抗金义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也有士兵、下级军官、小商人和僧徒参加;原来起义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武装,这时也加入了抗金的行列;一部分被宋王朝责令解散的勤王兵,不肯散去,也在继续进行抗金活动。由这些力量汇集成的抗金义军,活跃于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成为反抗金兵侵掠的重要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八字军——河内人王彦,曾被张所任命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张所被罢免后,王彦率领部分义军坚持战斗,转入太行山区。战士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斗争的决心。因此,号称八字军。八字军将士一心,英勇杀敌,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领十九寨十几万人归附,绵亘数百里,锣鼓之声相闻。并、汾、怀、泽等地的抗金群众,也接受王彦领导。八字军与金军大小数十百战,斩获敌人无数,并夺回大量河南被掳人口,威震燕代,牵制了金军南侵的活动。

  红巾军——起初在晋城、长治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声势浩大,组织严密。他们的器械虽不如金兵,但了解敌情,而且“略无所惧”,所以能屡败敌人。有一次,红巾军袭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宗翰几乎被擒。金军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往往妄杀平民以泄愤,但不能获得真红巾军。红巾军的队伍反而日益扩大。

  五马山义军——五马山在庆源,五马山寨首领是武翼大夫赵邦杰和保州路廉访使马扩。后来他们访知一个自称信王赵榛(高宗兄弟)的人,便迎请他为主将,加强号召力。五马山寨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区发生了很大影响。

  梁山泊水军——梁山泊起义农民,遭到宋军镇压后,继续以梁山泊为据点,坚持战斗。金军南侵,中原沦陷,以张荣为首的水军,形成为一支强劲的抗金队伍。

  处于敌后的幽燕地区人民,也配合中原人民的抗金,纷纷起义。原巡检使杨浩与僧人智和禅师一起,在玉田县山中,集结抗金壮士万余人,准备扩大力量,反抗金朝的统治。易州十八岁的青年刘里忙占据山区,结集南北少壮兵士邀击金军,也发展到万余人。

  以上几支外,黄河南北各地遍布着人民抗金队伍,依山靠水结寨,总计约有六、七十万人,斗志昂扬,声势浩大。知开封府宗泽,不顾高宗、黄、汪一伙对民兵的敌视,积极联络两河和陕西的人民抗金队伍,依山河筑垒防守。许多人民武装自愿拥戴宗泽,听他的号令。宗泽依靠民众的支持,驻守东京。金兵不敢来犯。

  高宗在八月间罢去李纲,十月间即实现南逃的计划,南宋小朝廷全部逃到扬州。这个逃跑的行动等于向敌人表示:南宋王朝已决意放弃中原。

  金朝得到高宗南逃的消息,在这年十二月再次发动南侵,向中原大举进兵。中原地区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金战斗。

  金兵分道南侵。由宗辅、宗弼(兀术。术音烛zh*)率领的金东路军,在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山东青州、潍州,至千乘县被人民义军击败,放弃青、潍两州退走。活动于梁山泊一带的张荣水上义军,出动船只万艘作战,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由宗翰率领的中路军,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攻入西京洛阳。次年正月,西京统制官翟进和兄翟兴败金军于伊川皂矾岭,又败之于驴道堰,三月再败之于福昌、龙门,把金军赶到河北,收复西京。翟进死,翟兴与接近两京的河东、河北诸路义军密切联系,配合作战,虽三面受敌而屹立不动,对金军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由娄室率领的金西路军,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长安,二月又连陷华、岐、陇、秦诸州。鄜延经略使王庶召募河南北义兵抗敌,十天内,得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部,各有兵万人,远近响应。巩州人李彦仙领导的义兵多次和金军交战,一月中破敌五十余垒,三月间收复陕州,又过黄河收复绛、解等县。邵兴(后改名邵隆,人呼邵大伯)率义兵归李彦仙,李彦仙命他领兵渡河收复平陆县所属四镇。另一义兵首领刘希亮收复凤翔,张宗谔收复长安。金兵至咸阳,看到渭河南岸义兵满布平野,不敢再战,仓皇退去。

  人民的抗金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战的有利形势。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正月下诏,诬指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宗泽接到此诏后,立即上疏反对,要高宗收回成命,“黜代言之臣,降罪己之诏,订还阙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高宗不理。

  宗泽又部署诸军,想乘势大举渡河,拟出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黄、汪等说宗泽发了狂,拒不允准。七十多岁的老臣宗泽,既想依靠中原人民抗战,又要忠于决心投降的宋王朝,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忧愤成疾,背上发疽(音居j&)而死。临死前,对部下诸将说:“诸君能为我歼灭强敌,我死也不恨了!”诸将流涕回答:“愿尽死力!”宗泽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于未竟的壮志。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投降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一意打击宗泽部下抗战将士和人民义军,许多受宗泽号令的抗金义军都被迫散去。八字军领袖王彦亲自到扬州见高宗,力陈两河地带民兵的抗敌热情,请高宗派官军北伐。高宗和黄、汪等竟下令夺去王彦的兵权,要他把八字军交给投降派范琼统领。坚持抗金的人民武装力量,接连不断地遭到了南宋王朝的打击。

   二、金军再度南侵,南宋小朝廷继续逃窜 高宗一意求和,中原人民抗金力量受挫。一一二八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扬州。

  金兵南下,攻陷五马山寨,抗金义军战败。宗翰军出云中,陷濮州、澶渊,入山东境。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正月,宗翰军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速率兵奔袭扬州。二月初三日,高宗在扬州听到拔离速部攻陷天长军的消息,惊慌失措,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匆忙逃跑。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后,百官才陆续赶到。金军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焚城而回。

  高宗从镇江逃到杭州。朝野激愤,揭露黄、汪。高宗被迫罢免黄、汪,改任朱胜非为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三月间,统制官苗傅、刘正彦以“为民除害”的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王渊和康履,逼迫高宗退位,让位给三岁的儿子赵旉(音夫f&)。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尚书礼部侍郎张浚,约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起兵镇压,苗、刘出走,高宗又恢复了帝位。吕颐浩任宰相,张浚知枢密院事。

  一一二九年五月,高宗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向宗翰求和。金朝不许,扣留宋使。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求和,求和书无耻地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战战兢兢。諰音喜x!) 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金朝不理高宗的摇尾乞怜,再次出兵,南下侵掠。

  闰八月末,高宗在建康听到金宗弼军南下的消息,急忙从建康跑到镇江。九月初,听说金军攻陷山东登、莱、密等州,又从镇江逃到常州。十月,又逃到杭州。金军打到长江沿岸,宋军沿江防线很快崩溃。金兵进至黄州,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羲叔领兵逃走,金兵过江。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在江州,守御长江,每天只是与部属宴饮,金兵从黄州过江还不知道,直到金兵离江州几十里地,他才仓皇逃走。金兵顺利地攻入江西、湖南。守御江淮、镇守建康府的杜充(自东京逃来守建康),听说金兵来到,藏在城中不敢出来,金兵过江,他便领着三千军马跑到真州去向金朝投降了。十二月,宗弼向杭州进军,如入无人之境,连续攻下杭州、越州、明州、定海。

  高宗小朝廷,从杭州逃到越州,从越州逃到明州,从明州逃到定海。金兵逼近定海,高宗又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乘船入海,漂泊到温州避难。金军乘船追袭,遇到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金军退回明州,放火烧城,掳掠大批财富。一一三○年二月,金军又在杭州大肆掳掠后北还。

  金军北撤,一路烧杀抢掠。一些抗战派将领指挥的队伍,奋起阻击了金军。

  镇江之战——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守镇江。一一三○年三月,韩世忠在镇江与宗弼军会战,世忠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宋军大败金兵。金兵不能渡江,便向韩世忠行贿,表示愿尽归所掠,赠以名马,被韩世忠严正拒绝。金军被堵截在黄天荡四十八天不得出,后来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成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这次战役,宋军虽然未获全胜,但韩世忠以八千人的队伍,打得号称十万的金军狼狈而逃,扭转了南宋一味逃窜的颓势,意义是重大的。

  建康之战——金宗弼军退回建康,掳掠大批居民和大批财物,集中到六合。从瓜步口到六合,无数载运的船只连绵不断。金军在城内放起大火后,退出建康城,准备从静安镇渡江北返。到静安后,却意外地遭到了宋岳飞军的沉重打击。

  相州汤阴人岳飞,出身于贫苦农家。北宋联金攻辽时,岳飞曾应募从军。一一二六年,金军围攻东京。赵构在相州召募兵士,岳飞再次应募。此后,曾在张所部下作统制。张所被罢免,岳飞投入王彦军抗金,又转到宗泽部下。杜充代宗泽后,岳飞受杜充统辖。一一二九年建康失陷,杜充叛变降金。岳飞集合余部继续抵抗,转移到宜兴县境,归张俊节制。二十七岁的青年将官岳飞,在战场上转战四年,始终坚持抗敌。岳飞统领的部众,锻炼成一支斗志旺盛的坚强队伍。

  金兵焚掠建康时,岳飞军正驻扎在距建康不远的前线。岳飞得知金兵到静安镇,不等张俊的命令,主动向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权建康通判钱需,在建康失陷后拒不降敌,在静安镇附近联合抗金乡兵,坚持抵抗。岳军来攻,乡兵从敌后杀出,主动配合。两军夹攻,金兵大败。十数里内,金兵尸横遍野。金兵大小军官一百七十多人被杀。宋军缴获金兵马甲近二百副,弓箭刀旗金鼓等三千五百多件。金兵败退,岳飞、钱需进驻建康城,胜利地收复了建康。

  富平之战——金军宗弼部侵掠东南时,西路娄室部攻打陕州,李彦仙领兵固守,坚持两年,大小二百余战,使金军不能前进。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曲端去援救,曲端按兵不动,最后陕州粮尽城破,李彦仙壮烈殉难。金军长驱入关。宋军中只有曲端的副将吴玠(音介jiè)率兵抗击,先后在青溪岭、彭原店战败了金军。

  一一三○年九月,金朝又派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到陕西,会合北上的宗弼军和在陕西的娄室军,打算深入陕川,然后从长江东下,侵掠东南。张浚召集刘锡、吴玠、刘、孙渥、赵哲等秦川五路人马,共约三十万,以刘锡为都统制,发檄文向金兵问罪,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九月下旬,刘锡率五路大军与金军在富平激战,赵哲畏敌先逃,宋军溃败。富平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战败退兵,金军侵入关陇。

  和尚原之战——富平战败,张浚退守兴州,都统制吴玠招集散卒,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一一三一年十月,金宗弼军进攻和尚原,吴玠和弟吴玠音林 lín)选劲兵强弩分番轮射,连战三日,大破金兵,俘虏金兵以千计。宗弼身中流矢,逃回燕山。金军南侵以来,还没有打过这样大的败仗。金军自陕川进军的计划被粉碎了。

  金军这次南下侵掠,直抵海边,但和攻掠东京或扬州时不同,在掳掠北返的途中,一再遭到南宋抗战将士的沉重打击。金军败走,政治形势由此发生了新变化。

  这时的金朝,仍然建都在会宁府。奴隶主贵族一再发动的南下侵掠战争,主要目的在于掳掠财富和掳掠人民作奴隶,还不想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金兵南侵,掳去大批汉人,锁上铁链,在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者赶到西夏去换马,或者卖给蒙古、室韦等邻族。女真贵族夏天北还,秋天南侵,不在中原久居。

  高宗南逃,决意放弃中原。金太宗告谕宗望,应当再立一个象张邦昌那样的“藩辅”。宋济南府知府刘豫在一一二八年金军南侵时,杀掉济南守将关胜,叛变降金。刘豫向金将完颜昌(达赖)行贿,请求立他作傀儡皇帝。金军南侵途中,连续攻下大名、归德,并在杜充弃职逃跑后,在一一三○年二月,攻占了东京。这年九月,金朝便立刘豫在大名作“大齐皇帝”,以降金的原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两年后,刘豫又迁到东京。金朝把齐国作属邦,把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刘豫等去统治。

  高宗在一一三○年四月从海上回到越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又返回杭州。早在一一二九年七月,高宗已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作建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后,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南宋王朝在临安建立起它的统治,控制着半壁江山。

   三、南宋统治的确立 高宗建都临安,只图苟安江南,对外继续屈辱妥协,对内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以维护它的统治。

  妥协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临安,不能不标榜“恢复”“中兴”,但随即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苟安江南的企图。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金朝立刘豫后,高宗更加放弃了还都东京的打算。黄潜善、汪伯彦等放弃中原、苟安东南的主张,被高宗实现了。

  一一三○年十一月,前御史中丞秦桧从金朝来到临安。秦桧在金兵攻下东京时,随徽、钦二帝和大臣们被掳走。何栗等在进入金界途中自杀。秦桧却一直跟到金朝,屈膝投降,又为金军南侵作参谋。秦桧自称从金军逃回,其实是金朝放他回来作内奸。这时,吕颐浩已出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范宗尹作右相。秦桧由范宗尹引荐,得见高宗。范宗尹进上秦桧代高宗拟好的一封向完颜昌议和的国书。高宗看后,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命刘光世向完颜昌通书致意。高宗任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任参知政事。秦桧自称,他有两策可以耸动天下。一一三一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受命作右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一三二年五月,秦桧网罗南宋投降派官员,设置修政局,准备修改南宋的政治、军事体制,以适应降金的需要。七月,左相吕颐浩回朝,与秦桧不和。秦桧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不但放弃中原,而且把抗金投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交还给金朝和刘豫。八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吕颐浩也向高宗竭力揭露秦桧。高宗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该归到哪里?”命兵部侍郎綦崈礼(綦音奇qí,崈同崇)起草制书,谴责秦桧,罢免相位,并告谕朝廷永不再用。秦桧为相一年,遭到朝臣反对而罢相,但放弃中原,偏安江南,仍然是高宗既定的国策。

  镇压农民——金兵南侵、高宗逃窜的过程中,宋朝的溃军乘机四处劫掠,城市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舒蕲光黄镇抚使李成、蕲黄镇抚使孔彦舟等各领兵数万人,占据州郡,到处杀掠,变成残害人民的盗匪,最后又去投降金朝或刘豫,往来窜扰。御史韩璜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南宋王朝暴露了投降逃跑的面目,官吏、兵将和盗匪一样地劫掠刻剥。在此情况下,各地农民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

  高宗小朝廷把起义群众看作是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反对秦桧的吕颐浩也主张“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金兵退后,高宗随即把几个领兵的大将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张俊统率下的岳飞等部,都从前线调离,大力平定“内寇”。几年之内,他们屠杀的农民,竟达几十万人。对待金朝的“外侮”一意屈辱妥协的高宗小朝廷,就这样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起黑暗统治。

  诋毁王安石——北宋末,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随即起用程颐最得意的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杨时立即上书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等也上疏对杨时进行弹劾。杨时终于在反对声中被罢免。

  高宗刚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桧拜相的第二天,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在制书中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又攻击王安石等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说褒显程颐,是为了表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为相,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率由于此”。范宗尹说:“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秦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禄,便“托其说(程学)以自售”。一时程学大兴,成为作官的捷径。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桧等倡导下,程颐的门徒,展开了对王安石的围攻。宋朝以科举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太学生和青年文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新义”,这时又写出《三经义辨》,从学术上向王安石进攻。一一三五年,杨时病死。高宗特诏褒扬《三经义辨》,又赐其家属银二百两、帛二百匹,作为对杨时反王安石的酬赏。攻击王安石的另一个办法,是篡改历史。高宗任命范冲(范祖禹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再一个办法,是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代表作就是邵伯温(邵雍子)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假托苏洵的名义,伪造《辨奸论》,说邵雍听到杜鹃的叫声,就预测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将乱”。邵伯温还编造说:王安石平日不梳头,不洗脸,前生是个獾(音欢hu1n),儿子王珪死后下了地狱等等。以荒唐的谩骂,对王安石肆意诋毁。

  高宗、杨时等加给王安石的最大罪状是:徽宗、蔡京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宁变法造成的。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陈汝锜曾反驳说: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国害民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蔡京所交结,如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等,“何者为熙宁之人?”高宗集团把徽宗、蔡京的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想借以掩盖投降逃跑的罪责,继续苟且偷安。

  控制将帅——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奏说:“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诏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中。北宋建国之初,太祖收兵权,意在防止割据,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之争。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战的将帅,意在防止将帅专权抗敌,实质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和北宋初的收兵权,性质完全不同。高宗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且用且疑,处在重重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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