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一、商王朝对“荆楚”的征战与影响

楚国史 作者:魏昌 著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喾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出土了铜镞(《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一组为鬲、盆、簋、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 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孟子》载:“夏曰校”、“殷曰序”,《汉书·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学校。在学校里,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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