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春秋时期楚国文化的发展

二、鬻子思想

楚国史 作者:魏昌 著


  鬻熊(鬻子),商末周初人,是楚国的缔造者,楚人把他与祝融一样视为楚之先祖。《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又记楚武王语:“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贾谊《新书》更称周文、武、成三代均以鬻熊为师,请教国事。这样显要的地位,故其语为后人相传记录,成《鬻子》一书。

  《鬻子》,《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已佚。现存本为清末叶德辉校辑本。贾谊《新书》和《列子》亦存有鬻子的思想言论。

  鬻子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王道,或称为“治国之道”和“兴国之道”。他说: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其道首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

  又说:昔者颛顼年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黄帝之道而行之。昔者帝喾年十五而佐帝颛顼,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颛顼之道而行之。(《鬻子》。)

  此皆尚远古“禅让”之道,称颂五帝治天下的“王道”。王道与贤人相佐是分不开的。禹之治天下,得皋陶“七大夫以佐其身”;汤之治天下,得伊尹等“七大夫佐”,才得以“天下治”。因此,治天下,天下治,必须用贤。

  圣人在上,贤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王道衰微,暴乱在上,贤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同上。)

  圣人主政,贤人再多也不够用;王道衰微,贤士再少也显得拥挤不堪。鬻熊及其后封于蛮荒之地,立国创业维艰,故特别崇尚“王道”、“贤佐”,系统地提出了圣人治天下的理论,与楚人一开始面临的险恶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春秋以后,北儒南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走向。作为道家的先躯,鬻子在宇宙观上,虽然没有像后来老子那样提出道----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论,却也涉及宇宙生成的观点。如他说:天地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为政焉。

  又说: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鬻子》。)

  这道虽然仍落实在王道或“人为政”这个立足点上,但他明确提出“天地辟而万物生”的观点,却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

  正国为鬻子能把“人为政”与万物生成及其社会现象、自然现象联系考察,所以在他的认识论中,已初具唯物辨证法因素。如他认为:日有冥,有旦,有昼,有夜,然后以为数。月一盈,一亏,有合,有离,以数纪。同上。)

  在《列子·天瑞》记鬻熊语中,鬻子对宇宙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指出:运转无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是鬻子已经涉及到宇宙本体论的问题,所谓“运转无已,天地密移”,认识到宇宙是运动的;二是基于这一前提,认识到天地万物“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事物是变化的,相辅相成的。

  据贾谊《新书·修改语下》载,周武王向鬻子问道: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

  鬻子答道:唯。攻守而战乎同器,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

  在守、攻、战上,既可以用“和”,也可以用“严”,但严不若和。“严”与“和”,就是刚与柔的关系问题。《列子·黄帝》记鬻子语: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

  柔与刚、弱与强,是对立的,但也是可以转化的。在手段上取柔和弱,才能达到刚和强的目的。这就是说,刚不若柔,强不若弱,柔能克刚,弱能守强。但柔克刚、弱胜强,不是消极静待的,而是要经过“积”的努力,即积极地创造条件,才能实现柔、弱向刚、强的转化。这是很富有辩证法色彩的,给后来道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鬻子的严不若和、刚不若柔思想的形成,与其生活的特定处境是分不开的。商王朝从盛转衰,周人从弱转强,使鬻子悟出了柔克刚的道理。同样,自己子事文王,举族投周,也必定走的是这种转弱为强的道路。叶德辉《校辑〈鬻子〉序》说:“以鬻子之学治楚,其效必速于黄老之治汉,申韩之治蜀焉。”可见鬻熊思想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无疑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尽管今天所见鬻熊思想是后人摭拾传闻,但其思想价值与历史地位则是客观存在的。鬻熊既是楚国的缔造者,也同时是楚国思想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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