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摧毁了封建领主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促成小家庭私有制和社会分化，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另方面打击旧贵族，加强君主集权，奖赏军功，确立以耕战为基本国策，为秦国的富强以至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一 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不是突然发生的。我们知道，秦国社会发展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是比较落后的，但到了变法前夕，秦国的社会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秦简公七年（前408年）“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献公立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基础。在变法后不久，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国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变法前后也渐逐发展起来了。
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初即位时，下令求贤说：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筒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商鞅听到这一消息，即从魏国西入秦国，游说孝公变法改制。
孝公三年（前359年），以商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史记·商君列传》载其内容是：
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相连），而相牧司（纠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告奸一人，赐爵一级），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成年的与未成年的）僇力（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商业）及怠而贫者，举（皆）以为收孥（奴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不属于公族）。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分等）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是第一次变法令，所提到的全是封建社会的现象，等级制是非常清楚的。这次变法是在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打垮贵族，集权公室，加强组织，发展生产，使封建社会前进了一步。最初贵族认为不便，但商鞅坚决贯彻变法令，虽是太子违犯法令，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不予宽容。于是全国上下一律遵守，“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失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因而商鞅以功进为大良造。
在第一次变法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秦国把都城从栎第（今陕西临潼）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于前350年颁布第二次变法令，其内容为：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讲究文化伦理）。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为郡县制在秦的开始，郡县制标志贵族没落，封建统治削弱），置令、丞（此为集权公室的现象），凡三十一县（当从《秦本纪》作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
为田是改变田制，《汉书·地理志》称：“孝公用商君，制辕（爰）田，开仟伯（阡陌）。”商鞅制爰田对于秦国授田制的崩溃，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晋高原的耕地，本属必须有休耕的换田制，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田每家百五十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并不是像东方低地区那种年年可以耕种的百亩井田。田仍属村公社所有，田三品与农夫三等即上农、中农、下农总是互相配合着换耕的。而且公社成员，时有增减。增减的原因，不外是适龄成员与死亡成员之间，或迁出迁入的一些成员之间，数目不能相当。因此，公社必须在三年，或延至六年、九年、以至十二年，将份田重行分割，以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即使每夫“自爰其田”不再换耕，每夫也仍有一次授田还田的时候，田仍然是属于公社所有。商鞅变法所制的辕田，则是在“自爰其田”的基础上，由公有制开始转变为私有制。于是每个公社成员，都成为有产者，他们一个一个地脱离了公社，从而古代中国的村公社、家族公社，就开始走向总崩溃的途径上来了。
开阡陌和开封疆，应当分开来讲。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复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商鞅变法规定要以军功确定贵族的尊卑爵秩等级，即按照秦爵二十级赏赐田宅。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阡陌则是耕地的田界。应劭的《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见《史记·秦本纪》索隐）。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古代的村公社、家族公社崩溃已久，东汉时代的应劭对于古代的阡陌也就不认识了。现在我们从亩制来加以考查。古代一夫之田百亩，是一步宽、一百步长的百个并列的长亩，在这一百个长亩的周围制定田界，就称为陌。十夫有一千个长亩，即十个陌，在其周围制定疆界，就称为阡。陌是一夫的田界，阡是十夫的田界。每个长亩东西行为东亩，南北行为南亩。亩东西行，阡陌也是东西行；亩南北行，阡陌也就南北行。《左传·成公二年》载鞍之战晋郤克战胜齐国之后，要求“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因为东亩的阡陌是东西行，沟渠道路也是东西行，有利于晋国兵车向东进攻齐国。所以齐人反驳说，这样是“唯吾子戎车是利”，宁肯背城一战挤个死活，也绝不肯接受。古代村公社每人有份田，却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田是大家公用，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推行农战政策，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便对土地私有制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开阡陌同商鞅第一次变法规定的“令民为什伍”，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基层组织编制也是完全配合的。
《通典·食货一》称：
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这应理解为废除百亩授田制），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杜佑此说本于《商君书》，《商君书》虽然不是商鞅所作，认为是商鞅变法后秦国通行的典制，却是不会错的。不过商鞅改制，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只是把每夫可耕之地，由旧田亩的百亩扩大为新田亩的百亩，即旧亩的二百四十亩。这已是当时一夫所能耕种的最大极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原来一易、再易的中地、下地，可能都成了不需休耕的田，商鞅把一夫可耕之地统行规定为新亩百亩，统一征收赋税，所以说是“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把赋税固定下来，《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就同改革田制差不多同时的。杜佑以为“开阡陌”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这却还不是当时的事实，而是其后发展的结果，它需要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吕氏春秋·上农》称：“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吕氏春秋》是秦王政时吕不韦宾客所著的书，这就反映了战国末年秦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现象。当时只有年齿未长和量力不足的人，才不敢任意开辟园囿和耕地。又如牛耕，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就有了。《国语·晋语九》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牛耕最早的记录。但是，战国时代也只有秦国才能普遍推行牛耕。《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对赵王说：“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牛田就是用牛耕田；水通粮是用船从水道运粮，即后来的漕运。可见这还是秦国在经济上突出的优势，不是各国均有的普遍现象。古代牛耕要用二牛、三人，一人在前挽牛，一人居中压犁入土，一人在后驱使前行，这在西汉赵过教民牛耕时还是如此。因而只有在秦国“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条件下，牛耕才易于推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四年（前243年）规定：“百姓（人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人民有这样多的余粮用来买爵，这便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结果。
但是，商鞅改制之初“开阡陌”，只是扩大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通典·州郡四》称：
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
杜佑此说亦有所本，《玉篇·田部》即称：“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西汉时代尚存在三种不同的田亩：一种是东田，亩积最小；一种是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一种是通行的大亩，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亩是怎样来的呢？《盐铁论·未通》篇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先帝（汉武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图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代官员认为大亩是汉武帝制定的亩制，这是不对的。据上引杜佑之说，商鞅改革田制即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以此百亩为一夫所耕之田，这是当时任民所耕一夫所能耕种的最高限额。汉武帝不过是就秦以来逐渐通行的大亩，作为征收田赋的标准，汉代官员就说这是对人民莫大的恩惠了。至于古亩和东田又是怎样来的呢？《礼记·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郑玄注称：“当作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当时东田亩积最小，仅通行于东方，故称东田，这是井田所遗留下来的亩制。古步与汉步不同，古尺也与汉尺不同，郑玄更正《王制》的换算法，我们不必打这官司，我们只认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约数就行了。汉文帝时称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亩为“古者百亩”，这就是商鞅所废除的亩制，因为在关中早已不通行，所以称为“古亩”。《周礼·遂人》云：“上田夫百亩，莱五十亩；中田夫百亩，莱百亩；下田夫百亩，莱二百亩。”上田田莱共百五十亩，恰好约大于井田百亩的三分之一。但是这在爰田制中是可耕的最小的百亩，所以商鞅废弃而不用。中田及下田田莱五百亩，其平均数为二百五十亩，这个数字便很接近于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百亩，大约便是商鞅所取法的。
商鞅开阡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并扩大了从西周以来一夫所能耕种的单位面积，诱发了人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必然要走向崩溃的途径；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原则，也必然要为人民群众所公认，土地私有制也就从此确定了。这是古代社会的重大改革，在这样重大的改革之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便日益显著，这在汉代的人是看得很清楚的，《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云：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应理解为授田制），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但是，土地私有制刺激了当时的生产力，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远较东方六国为优。秦人又奖励耕战，于百人中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所以秦国才能征调优势的兵力，对六国作持续不断的斗争。更利用漕运以输送国内积粟，供应远征的大军。这应当是秦始皇吞灭诸侯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
二 生产的发达与国势增强
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的富强，《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第二次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但是商鞅变法并没有使秦国的社会发生什么质变。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去，商鞅被杀。秦惠文君继位，继续进攻魏、韩，到公元前330年，魏献河西、少梁于秦，两年后魏又献上郡于秦，这才恢复到东境至河的局面。到公元前325年，惠文君才称王改元，跟上了东方诸国称王的步伐，标志着国力逐步上升。其后十年，惠文王为继续发展孝公之业，谋划进攻方向，张仪和司马错曾有一番辩论，《战国策·秦策一》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当时张仪主张东进，向中原发展。司马错却建议向西南发展以培植国力，因为秦的实力还不够去中原争雄。他当面向秦惠文王指出秦国“地小民贫”，这已是孝公、商鞅死后二十多年，秦在七雄中还不能算是强大者，可见对商鞅变法的近期效果不能估计过高。秦惠王欣然接受了司马错的建议，张仪也和司马错一道领兵进攻巴蜀，说明司马错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
蜀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生产水平自然比较落后，政治组织、军事力量等都远不及秦国。从四川出土的古器物看，主要是受楚、秦的影响，可见也早有交往。秦国伐蜀很快取得成功，并趁势灭巴，占有今四川主要地区。其后李冰为蜀守，开发都江堰水利，使成都平原发展为重要粮仓，对秦国的富强以至统一六国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前引《战国策》文称秦得蜀后，更加富强而轻视东方诸侯。说明在战国七雄的均势中，秦国此后才强大起来而超过东方六国。所以不能把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国力估计过高，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还要持续不断地多年努力，不能说一变法马上就有很快的发展。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蔡泽说：
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畜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商鞅开阡陌是建立田界，决裂阡陌却是破坏田界，这是后来生产进一步发展后出现的情况。如前所述，公社的田是公有的，大约人均一百亩，需经常调整交换，所以没有固定的田界。阡陌二字在此前的古籍上亦无所见，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新立田制以后才出现的，有了阡陌就是土地私有的开始。随着土地私有，必然发展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决裂阡陌正是每人所耕不止百亩，十人所耕不止千亩，突破了原来的界限，也就破坏了村社的授田制。甚至商鞅变法后新立的田界阡陌也需经常不断地调整，时时被打破，蔡泽所谈“决裂阡陌”便是战国末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年以后）秦国私有制发展的情况。
如果每人耕种百亩以上，扩大了耕地面积，势必需要发展牛耕。在古代东方井田区域，每人耕种百亩不易上田，没有休耕地长草以放牧牛马，是不便于也不很需要推行牛耕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则为牛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战国末年牛耕在秦国已经普遍推行，这就使得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高于东方六国，积蓄了大量粮食。秦始皇四年（前243年），“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在遭遇虫灾的年月，老百姓还能有这样多的粮食用来买爵位，可见秦国部分农民的富足。若在公社体制下每人耕地百亩，绝不可能有人能保持粮食千石的储积。这也说明秦国的公社体制已经解体了，这在当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能够大大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
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是因为秦国生产发达，可以抽出更多的人力从事长期战争，这是东方六国所不及的。农业民族生产若不发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是不可能建成大帝国的，这同游牧民族的容易兴起不一样。当然这不是秦始皇当代就能办得到的，同时也不是商鞅变法的时候就能达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贾谊的评论说：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据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可见从孝公、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世代奉行商鞅建立的新体制，经过百多年的继续努力，才取得建成统一大帝国的空前伟业，这对祖国历史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秦统一之后，在理论上仍然是强调注意发展生产的。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蕃殖。”始皇三十二年碣石刻石称：“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然而实际上却是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从根本上破坏了生产，造成经济崩溃政治瓦解，终于二世而亡。
三 私有制进一步发展
我国古代的私有制远在商鞅变法之前早就有了，它是首先在统治阶级贵族方面发展起来的。夏代出现的王位传子局面，就是家族私有制的产物，是父系亲族私有制的上层建筑，也是父系家族私有制确已存在的反映。战国时代距离夏代家天下局面的开始，至少已在一千五百年以上，而当时江淮流域鲁南一带，还存在着一些私有制和阶级刚在萌芽状态的农村公社，北方部分地区土地也属于公社，这充分说明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黄河流域晚新石器时代相当于尧、舜、禹时期，家长制氏族社会的氏族间逐渐有了贫富分化，富有的家长逐步把持了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位置。历史记载如禹的父亲鲧是崇国之君，称为崇伯鲧，这说明鲧已是一个部落的酋长了。他的儿子禹之得为部落联盟的酋长，即是由于继承了鲧的部落酋长位而得来的。其后禹的儿子启变部落联盟的推选制为父死子继制，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又如尧之得为部落联盟的酋长，也是在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帝挚不称职以后，才被推选出来的，这说明当时部落联盟的酋长，开始把持在帝挚、帝尧这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私有制就是这样逐步发展的，《北周书·宕昌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国无法令，又无徭赋，惟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
宕昌羌起初“不相统摄”，说明只有各个独立的部落，还未出现部落联盟。无法令徭赋，说明虽有部落酋长，却还没有国家机构和阶级剥削。但是有了战争军事活动就“乃相屯聚”，即是部落联盟的开始，而“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的局面，也就由于军事屯聚的频繁出现而被打破。宕昌羌后来便出现了一个世为酋帅的梁勤，终于统一了这些“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的部落，创立了称王传子的局面。宕昌羌这个发展次第，也即是尧、舜、禹由禅让以至传子的过程。到了周代，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士有田，这些都是私有者。生产愈发展，他们剥削所得更多，私有制也更加发达，贫富分化日益深刻，所以贵族统治阶级的私有制早就存在了。
那末，一般劳动生产者是否也存在私有制呢？农村公社不是以家族为生产单位，而是以男耕女织相结合的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为生产单位。他们的份田百亩是公有的，他们仅有使用权。早期的爰田是“三年一换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周礼·均人》称：“三年大比则大均”，即是均平劳逸。后来受田还田中间相隔的时间逐步增长，以至最后“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汉书·食货志》），形成父亲还田，儿子受田，这就逐渐变成世代长期占有。但是受田还要归田，说明土地仍不能由自己处置，更不能买卖，还不是完全私有。在东方井田区域，大概到西汉初年还是如此。不过生产者仍有自己的私有经济，除交租外，产品归自己所有。至于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则开始出现更早，私字偏旁从◆，即农具耒耜的耜，说明私有正是从工具开始的。但是公社成员虽然也有一些私人经济，却对贫富的分化起不了什么作用。《史记·货殖列传》称：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在统一的汉王朝里，这些地区贫富分化仍还不那么显著，春秋战国以前私有制的发展就更是很不够了。
但在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开阡陌之后，各家田界固定，且耕地不限多少，有能力的可以尽力多耕，于是土地属各家私有，出现许多自耕农。从前只有贵族才可私有土地，现在生产者自己也能私有，土地便不再属于公社了。如果公社仍然掌握土地，牛耕和纳粟拜爵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开初秦国地广人稀，它攻占六国的土地后，当地原有居民很多都逃跑了。所以秦国常常强迫迁徙民众填补，故“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为鼓励民众多耕而允许他们私有土地。到西汉初年，生活安定，人口增加，生产进一步发展，逐渐出现一些无田地的民众。《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井田是推行于东方低地区域可以连年耕种的田，秦国并没有井田，这里应理解为授田制。授田制是包括东方的井田和西方的爰田两种，都是公社将份田配给公社成员耕种的田制，土地是不能私有的。至于民得买卖土地，那是商鞅变法后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商鞅当时的事。秦国地多人少，开初并没有人需要买地。这是在公社解体多年，贫富分化深刻，人口增加，地少人多之后，才会有买卖土地的事情出现，必然需要一段时期的发展过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
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芸、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说明战国时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时属赵国）的农民还只是私有宅圃，所以能出卖；而田地却只能抛弃，可见并非私有也不得买卖。至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那是贵族的事，并不能说明民间的土地买卖。
一个以公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它的过程在中国是进行得非常缓慢的，公有制一步一步的萎缩，私有制则一步一步的伸张。商鞅变法后贵族逐渐没落，君主集权专制政体逐步形成，同平民一样，贵族也得有军功或生产好才可以做官。在集权的君主之下，贵族和平民都成为编户齐民，丧失了原来的特权。贵族在政治上虽然没落，他们从前私有的土地仍然保持，于是就有田连阡陌的豪民出现，倚恃其富厚的经济力量以役使平民。董仲舒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汉书·食货志》）。仲长统说：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这就是有田的地主同无田的农民对立的状况。豪民地主是平民中分化出来的，必须平民能够私有土地，才会有这样的分化，这正是商鞅变法奖励生产以后发展的结果。
《韩非子·诡使》篇称：
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状匿、附讬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
有威之门即豪民地主，他们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就形成雄厚的政治优势，而和君主集权的政府相抗衡。秦汉以后，由于生产发展，政府的剥削加重，农民除了交纳租税，还要服劳役、当兵，负担沉重。所以很多人宁肯依附于有势力的豪民，以逃避政府的横征暴敛。实际上这也是战国末年就出现了的，同商鞅变法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贫富分化加剧密切相关。同时，贵族没落，豪民发展起来，这又是封建等级制削弱的表现。君主集权专制政体减少了社会等级，人民直接属于最高统治者——专制君主，这是与封建等级制相对立的局面，封建统治有所削弱。
公社解体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贫富日益悬殊。农民丧失土地后，“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从前公社存在时，社会上要互相救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统治阶级有时也要救济贫困，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记晋悼公即位，便宣布“施舍、已责（债），逮鳏寡，匡乏困，救灾患。”又《左传·昭公十四年》记楚平王初立，也采取“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等措施以安抚民众。商鞅变法以后，却采取“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奴役贫困破产的农民，加速社会分化，“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汉书·食货志》），债务奴隶大大发展起来，这也是公社解体、私有制发展后的现象，而为秦汉以后社会上的常态。
四 秦复东征
《左传·文公六年》记：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左传》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为征验，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左传》中预言有应验的，也有不验的。可以说凡应验的预言，都是事后比附的说法，也就是《左传》作者看到了的历史事实。而不验的预言，也是《左传》作者认识到某种历史发展趋势而作的判断，但后来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之外了，这种变化是他未能看到的。秦穆公死时，晋文公、襄公继世称霸中原，阻扼着秦国向中原发展争霸即东征的道路。终春秋之世，晋国长期保持霸权，秦国受阻于晋而不得东进。进入战国以后，晋国虽然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但新兴的魏国更加强大，魏文侯、武侯时，渡过黄河西征秦国本土，《史记·魏世家》记：“文侯六年（前419年），城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今陕西韩城），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筑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十七年……西攻秦，至郑（今陕西华县）而还，筑雒阴（今陕西大荔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陆续攻占了黄河西岸大片土地，设置西河郡。秦国被迫退守洛河一线，于秦简公六年（前409年）“堑洛，城重泉（今陕西蒲城南）”（《史记·秦本纪》），形势比春秋时更为不利。所以秦孝公即位时的求贤令说：“昔我缪公……东平晋乱，以河为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筒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左传》作者大约就是看到了自春秋初到战国前期这几百年间秦晋（魏）国势的对比，从而作出了秦国无力东征的预言。他却想不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步强大起来，而魏惠王在同齐国争霸失败后迅速衰落下去这样的历史变局，秦国收复河西、进取河东以至最后席卷天下，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秦孝公在求贤令中说：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代，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史记·秦本纪》）。
打败魏国，大举东征，正是献公、孝公父子两代梦寐以求的事业。为了完成亡父的遗愿，孝公才公开下令求贤。得到商鞅辅佐实行变法，秦国逐步强大起来，斗争的锋芒自然首先是东征攻打魏国。孝公八年（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攻陷了魏国伐秦的据点。十年，商鞅带兵“伐安邑（今山西夏县），降之”（《史记·六国年表》）。安邑是魏国旧都，这是秦国东征取得的重大胜利。不过，这几次取胜是利用了魏国在其东面同齐国、赵国决战，暂时无力照顾西边的有利时机，并非秦国国力已能超过魏国，所以胜利是不可靠的。一当魏国与齐、赵妥协，回师西征，秦国马上退避，孝公十二年又同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相会重新讲和（《史记·六国年表》）。但在马陵之战（前341年）魏国惨败被严重削弱之后，《史记·商君传》载：
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围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这不仅是对魏国的又一次严重打击，更重要的是重新确定了秦的基本国策，把东征作为长期的战略方针以争夺中原。商鞅就是因此功绩而被封为商君。其后孝公去世，商鞅虽被杀死，但秦国东征的战略不变。秦惠文君五年（前333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六年，魏纳阴晋（今陕西华阴），阴晋更名宁秦。七年，公子卬（应从《苏秦传》作犀首）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今山西万荣西）、皮氏（今山西河津），……围焦（今河南陕县），降之。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今陕北延安洛川一带）”（《史记·秦本纪》）数年之间，泰国尽得魏国河西、上郡，也就是梁惠王引以为耻的“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孟子·梁惠王上》），扭转了几百年来所处的劣势而转入进攻局面，秦惠文君也趁势称王了。
接着秦惠王于称王改元后的九年（前316年），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先灭蜀，奠定了富强的基础。“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今河南西峡、淅川以西丹江以北部地区），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今陕西东南、湖北西北安康、房县一带），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秦本纪》）。这就打开了从东南包围中原的通道，同时也打击和削弱了楚国。惠王死后，其子武王继位，仍然梦想东进。《史记·秦本纪》称：“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四年（前307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今山西垣曲南）。”不仅沿黄河两岸建立起前进据点，又还威胁着韩国王室祖坟所在地平阳，造成对韩国的压力。其后秦昭王继立，仍不断蚕食三晋土地，逐步发展到同代魏称霸的齐国并列为东西两强，国势凌驾于三晋、楚、燕等国之上。
在这种形势下，秦国便提出同齐国平分霸权的建议，并企图孤立和打击赵国。《史记·田齐世家》载：
（湣王）三十六年（前288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应从《战国策·齐策四》作苏秦）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代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放愿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苏秦力劝齐湣王放弃称帝以争取诸侯的好感，又解释联秦攻赵不如联赵伐宋更为有利。于是齐湣王即放弃帝号，并通过赵国李兑纠合韩、魏、燕等五国攻秦。这虽然并未对秦国真正有什么损害，但在这种形势下，秦昭王也跟着放弃称帝，并退还魏、赵部分领土以表示让步。而齐湣王便趁此良机最后灭掉宋国（前286年），一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苏秦竭力为齐湣王谋划灭宋却是一个欲取姑与的圈套。强大的齐国吞并了二流强国宋，不仅国力大增，而且占据中原形胜，对楚、赵、魏、卫诸国构成严重威胁，这就打破了列国间的均势，齐湣王立即成为众矢之的。秦昭王乘机大肆活动，联合魏、韩、赵、燕五国伐齐，楚国以救齐为名，实际上是配合五国的进攻而从南边袭击夺得大片土地，最后还杀死了齐湣王。齐国大部分国土被燕将乐毅攻占，几乎亡国。过了几年，齐将田单才趁乐毅免职的机会打退燕军，恢复齐国（前279年）。然而受此重大打击之后，齐国也丧失了霸国地位，不再是秦国的对手了。此时便进入战国晚期秦国独强的局面，只有赵国在军事上勉强可同秦国较量一下。《韩非子·五蠹》称：“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群弱也。”就说的是这段时期的形势。
为对付六国合从抗秦，范睢向秦昭王提出建议：“不如远交而近攻”的策略，即安抚远离秦国本土的齐和燕，不断蚕食与秦国接壤的楚和三晋尤其是韩、魏这样“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可以不断扩大领土，增强国力，分化六国的联合。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大破赵军，坑杀四十余万人，赵国军队主力被歼。秦军虽也遭受巨大损耗，但是统一六国的最后一个障碍已被扫除，吞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正如尉缭对秦王政所说：
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
也就是李斯提出的：“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秦王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瓦解了六国的抵抗力量，果然从十七年（前230年）出兵灭韩，到二十六年灭齐，十年之内便统一了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空前大帝国。秦国不仅恢复东征而且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真是《左传》作者万万想不到的，而其根源正在于商鞅变法。
一 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不是突然发生的。我们知道，秦国社会发展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是比较落后的，但到了变法前夕，秦国的社会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秦简公七年（前408年）“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献公立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基础。在变法后不久，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国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变法前后也渐逐发展起来了。
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初即位时，下令求贤说：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筒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商鞅听到这一消息，即从魏国西入秦国，游说孝公变法改制。
孝公三年（前359年），以商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史记·商君列传》载其内容是：
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相连），而相牧司（纠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告奸一人，赐爵一级），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成年的与未成年的）僇力（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商业）及怠而贫者，举（皆）以为收孥（奴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不属于公族）。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分等）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是第一次变法令，所提到的全是封建社会的现象，等级制是非常清楚的。这次变法是在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打垮贵族，集权公室，加强组织，发展生产，使封建社会前进了一步。最初贵族认为不便，但商鞅坚决贯彻变法令，虽是太子违犯法令，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不予宽容。于是全国上下一律遵守，“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失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因而商鞅以功进为大良造。
在第一次变法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秦国把都城从栎第（今陕西临潼）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于前350年颁布第二次变法令，其内容为：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讲究文化伦理）。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为郡县制在秦的开始，郡县制标志贵族没落，封建统治削弱），置令、丞（此为集权公室的现象），凡三十一县（当从《秦本纪》作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
为田是改变田制，《汉书·地理志》称：“孝公用商君，制辕（爰）田，开仟伯（阡陌）。”商鞅制爰田对于秦国授田制的崩溃，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晋高原的耕地，本属必须有休耕的换田制，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田每家百五十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并不是像东方低地区那种年年可以耕种的百亩井田。田仍属村公社所有，田三品与农夫三等即上农、中农、下农总是互相配合着换耕的。而且公社成员，时有增减。增减的原因，不外是适龄成员与死亡成员之间，或迁出迁入的一些成员之间，数目不能相当。因此，公社必须在三年，或延至六年、九年、以至十二年，将份田重行分割，以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即使每夫“自爰其田”不再换耕，每夫也仍有一次授田还田的时候，田仍然是属于公社所有。商鞅变法所制的辕田，则是在“自爰其田”的基础上，由公有制开始转变为私有制。于是每个公社成员，都成为有产者，他们一个一个地脱离了公社，从而古代中国的村公社、家族公社，就开始走向总崩溃的途径上来了。
开阡陌和开封疆，应当分开来讲。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复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商鞅变法规定要以军功确定贵族的尊卑爵秩等级，即按照秦爵二十级赏赐田宅。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阡陌则是耕地的田界。应劭的《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见《史记·秦本纪》索隐）。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古代的村公社、家族公社崩溃已久，东汉时代的应劭对于古代的阡陌也就不认识了。现在我们从亩制来加以考查。古代一夫之田百亩，是一步宽、一百步长的百个并列的长亩，在这一百个长亩的周围制定田界，就称为陌。十夫有一千个长亩，即十个陌，在其周围制定疆界，就称为阡。陌是一夫的田界，阡是十夫的田界。每个长亩东西行为东亩，南北行为南亩。亩东西行，阡陌也是东西行；亩南北行，阡陌也就南北行。《左传·成公二年》载鞍之战晋郤克战胜齐国之后，要求“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因为东亩的阡陌是东西行，沟渠道路也是东西行，有利于晋国兵车向东进攻齐国。所以齐人反驳说，这样是“唯吾子戎车是利”，宁肯背城一战挤个死活，也绝不肯接受。古代村公社每人有份田，却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田是大家公用，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推行农战政策，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便对土地私有制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开阡陌同商鞅第一次变法规定的“令民为什伍”，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基层组织编制也是完全配合的。
《通典·食货一》称：
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这应理解为废除百亩授田制），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杜佑此说本于《商君书》，《商君书》虽然不是商鞅所作，认为是商鞅变法后秦国通行的典制，却是不会错的。不过商鞅改制，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只是把每夫可耕之地，由旧田亩的百亩扩大为新田亩的百亩，即旧亩的二百四十亩。这已是当时一夫所能耕种的最大极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原来一易、再易的中地、下地，可能都成了不需休耕的田，商鞅把一夫可耕之地统行规定为新亩百亩，统一征收赋税，所以说是“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把赋税固定下来，《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就同改革田制差不多同时的。杜佑以为“开阡陌”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这却还不是当时的事实，而是其后发展的结果，它需要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吕氏春秋·上农》称：“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吕氏春秋》是秦王政时吕不韦宾客所著的书，这就反映了战国末年秦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现象。当时只有年齿未长和量力不足的人，才不敢任意开辟园囿和耕地。又如牛耕，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就有了。《国语·晋语九》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牛耕最早的记录。但是，战国时代也只有秦国才能普遍推行牛耕。《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对赵王说：“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牛田就是用牛耕田；水通粮是用船从水道运粮，即后来的漕运。可见这还是秦国在经济上突出的优势，不是各国均有的普遍现象。古代牛耕要用二牛、三人，一人在前挽牛，一人居中压犁入土，一人在后驱使前行，这在西汉赵过教民牛耕时还是如此。因而只有在秦国“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条件下，牛耕才易于推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四年（前243年）规定：“百姓（人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人民有这样多的余粮用来买爵，这便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结果。
但是，商鞅改制之初“开阡陌”，只是扩大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通典·州郡四》称：
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
杜佑此说亦有所本，《玉篇·田部》即称：“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西汉时代尚存在三种不同的田亩：一种是东田，亩积最小；一种是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一种是通行的大亩，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亩是怎样来的呢？《盐铁论·未通》篇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先帝（汉武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图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代官员认为大亩是汉武帝制定的亩制，这是不对的。据上引杜佑之说，商鞅改革田制即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以此百亩为一夫所耕之田，这是当时任民所耕一夫所能耕种的最高限额。汉武帝不过是就秦以来逐渐通行的大亩，作为征收田赋的标准，汉代官员就说这是对人民莫大的恩惠了。至于古亩和东田又是怎样来的呢？《礼记·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郑玄注称：“当作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当时东田亩积最小，仅通行于东方，故称东田，这是井田所遗留下来的亩制。古步与汉步不同，古尺也与汉尺不同，郑玄更正《王制》的换算法，我们不必打这官司，我们只认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约数就行了。汉文帝时称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亩为“古者百亩”，这就是商鞅所废除的亩制，因为在关中早已不通行，所以称为“古亩”。《周礼·遂人》云：“上田夫百亩，莱五十亩；中田夫百亩，莱百亩；下田夫百亩，莱二百亩。”上田田莱共百五十亩，恰好约大于井田百亩的三分之一。但是这在爰田制中是可耕的最小的百亩，所以商鞅废弃而不用。中田及下田田莱五百亩，其平均数为二百五十亩，这个数字便很接近于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百亩，大约便是商鞅所取法的。
商鞅开阡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并扩大了从西周以来一夫所能耕种的单位面积，诱发了人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必然要走向崩溃的途径；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原则，也必然要为人民群众所公认，土地私有制也就从此确定了。这是古代社会的重大改革，在这样重大的改革之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便日益显著，这在汉代的人是看得很清楚的，《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云：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应理解为授田制），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但是，土地私有制刺激了当时的生产力，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远较东方六国为优。秦人又奖励耕战，于百人中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所以秦国才能征调优势的兵力，对六国作持续不断的斗争。更利用漕运以输送国内积粟，供应远征的大军。这应当是秦始皇吞灭诸侯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
二 生产的发达与国势增强
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的富强，《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第二次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但是商鞅变法并没有使秦国的社会发生什么质变。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去，商鞅被杀。秦惠文君继位，继续进攻魏、韩，到公元前330年，魏献河西、少梁于秦，两年后魏又献上郡于秦，这才恢复到东境至河的局面。到公元前325年，惠文君才称王改元，跟上了东方诸国称王的步伐，标志着国力逐步上升。其后十年，惠文王为继续发展孝公之业，谋划进攻方向，张仪和司马错曾有一番辩论，《战国策·秦策一》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当时张仪主张东进，向中原发展。司马错却建议向西南发展以培植国力，因为秦的实力还不够去中原争雄。他当面向秦惠文王指出秦国“地小民贫”，这已是孝公、商鞅死后二十多年，秦在七雄中还不能算是强大者，可见对商鞅变法的近期效果不能估计过高。秦惠王欣然接受了司马错的建议，张仪也和司马错一道领兵进攻巴蜀，说明司马错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
蜀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生产水平自然比较落后，政治组织、军事力量等都远不及秦国。从四川出土的古器物看，主要是受楚、秦的影响，可见也早有交往。秦国伐蜀很快取得成功，并趁势灭巴，占有今四川主要地区。其后李冰为蜀守，开发都江堰水利，使成都平原发展为重要粮仓，对秦国的富强以至统一六国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前引《战国策》文称秦得蜀后，更加富强而轻视东方诸侯。说明在战国七雄的均势中，秦国此后才强大起来而超过东方六国。所以不能把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国力估计过高，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还要持续不断地多年努力，不能说一变法马上就有很快的发展。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蔡泽说：
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畜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商鞅开阡陌是建立田界，决裂阡陌却是破坏田界，这是后来生产进一步发展后出现的情况。如前所述，公社的田是公有的，大约人均一百亩，需经常调整交换，所以没有固定的田界。阡陌二字在此前的古籍上亦无所见，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新立田制以后才出现的，有了阡陌就是土地私有的开始。随着土地私有，必然发展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决裂阡陌正是每人所耕不止百亩，十人所耕不止千亩，突破了原来的界限，也就破坏了村社的授田制。甚至商鞅变法后新立的田界阡陌也需经常不断地调整，时时被打破，蔡泽所谈“决裂阡陌”便是战国末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年以后）秦国私有制发展的情况。
如果每人耕种百亩以上，扩大了耕地面积，势必需要发展牛耕。在古代东方井田区域，每人耕种百亩不易上田，没有休耕地长草以放牧牛马，是不便于也不很需要推行牛耕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则为牛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战国末年牛耕在秦国已经普遍推行，这就使得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高于东方六国，积蓄了大量粮食。秦始皇四年（前243年），“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在遭遇虫灾的年月，老百姓还能有这样多的粮食用来买爵位，可见秦国部分农民的富足。若在公社体制下每人耕地百亩，绝不可能有人能保持粮食千石的储积。这也说明秦国的公社体制已经解体了，这在当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能够大大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
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是因为秦国生产发达，可以抽出更多的人力从事长期战争，这是东方六国所不及的。农业民族生产若不发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是不可能建成大帝国的，这同游牧民族的容易兴起不一样。当然这不是秦始皇当代就能办得到的，同时也不是商鞅变法的时候就能达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贾谊的评论说：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据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可见从孝公、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世代奉行商鞅建立的新体制，经过百多年的继续努力，才取得建成统一大帝国的空前伟业，这对祖国历史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秦统一之后，在理论上仍然是强调注意发展生产的。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蕃殖。”始皇三十二年碣石刻石称：“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然而实际上却是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从根本上破坏了生产，造成经济崩溃政治瓦解，终于二世而亡。
三 私有制进一步发展
我国古代的私有制远在商鞅变法之前早就有了，它是首先在统治阶级贵族方面发展起来的。夏代出现的王位传子局面，就是家族私有制的产物，是父系亲族私有制的上层建筑，也是父系家族私有制确已存在的反映。战国时代距离夏代家天下局面的开始，至少已在一千五百年以上，而当时江淮流域鲁南一带，还存在着一些私有制和阶级刚在萌芽状态的农村公社，北方部分地区土地也属于公社，这充分说明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黄河流域晚新石器时代相当于尧、舜、禹时期，家长制氏族社会的氏族间逐渐有了贫富分化，富有的家长逐步把持了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位置。历史记载如禹的父亲鲧是崇国之君，称为崇伯鲧，这说明鲧已是一个部落的酋长了。他的儿子禹之得为部落联盟的酋长，即是由于继承了鲧的部落酋长位而得来的。其后禹的儿子启变部落联盟的推选制为父死子继制，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又如尧之得为部落联盟的酋长，也是在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帝挚不称职以后，才被推选出来的，这说明当时部落联盟的酋长，开始把持在帝挚、帝尧这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私有制就是这样逐步发展的，《北周书·宕昌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国无法令，又无徭赋，惟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
宕昌羌起初“不相统摄”，说明只有各个独立的部落，还未出现部落联盟。无法令徭赋，说明虽有部落酋长，却还没有国家机构和阶级剥削。但是有了战争军事活动就“乃相屯聚”，即是部落联盟的开始，而“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的局面，也就由于军事屯聚的频繁出现而被打破。宕昌羌后来便出现了一个世为酋帅的梁勤，终于统一了这些“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的部落，创立了称王传子的局面。宕昌羌这个发展次第，也即是尧、舜、禹由禅让以至传子的过程。到了周代，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士有田，这些都是私有者。生产愈发展，他们剥削所得更多，私有制也更加发达，贫富分化日益深刻，所以贵族统治阶级的私有制早就存在了。
那末，一般劳动生产者是否也存在私有制呢？农村公社不是以家族为生产单位，而是以男耕女织相结合的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为生产单位。他们的份田百亩是公有的，他们仅有使用权。早期的爰田是“三年一换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周礼·均人》称：“三年大比则大均”，即是均平劳逸。后来受田还田中间相隔的时间逐步增长，以至最后“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汉书·食货志》），形成父亲还田，儿子受田，这就逐渐变成世代长期占有。但是受田还要归田，说明土地仍不能由自己处置，更不能买卖，还不是完全私有。在东方井田区域，大概到西汉初年还是如此。不过生产者仍有自己的私有经济，除交租外，产品归自己所有。至于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则开始出现更早，私字偏旁从◆，即农具耒耜的耜，说明私有正是从工具开始的。但是公社成员虽然也有一些私人经济，却对贫富的分化起不了什么作用。《史记·货殖列传》称：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在统一的汉王朝里，这些地区贫富分化仍还不那么显著，春秋战国以前私有制的发展就更是很不够了。
但在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开阡陌之后，各家田界固定，且耕地不限多少，有能力的可以尽力多耕，于是土地属各家私有，出现许多自耕农。从前只有贵族才可私有土地，现在生产者自己也能私有，土地便不再属于公社了。如果公社仍然掌握土地，牛耕和纳粟拜爵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开初秦国地广人稀，它攻占六国的土地后，当地原有居民很多都逃跑了。所以秦国常常强迫迁徙民众填补，故“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为鼓励民众多耕而允许他们私有土地。到西汉初年，生活安定，人口增加，生产进一步发展，逐渐出现一些无田地的民众。《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井田是推行于东方低地区域可以连年耕种的田，秦国并没有井田，这里应理解为授田制。授田制是包括东方的井田和西方的爰田两种，都是公社将份田配给公社成员耕种的田制，土地是不能私有的。至于民得买卖土地，那是商鞅变法后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商鞅当时的事。秦国地多人少，开初并没有人需要买地。这是在公社解体多年，贫富分化深刻，人口增加，地少人多之后，才会有买卖土地的事情出现，必然需要一段时期的发展过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
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芸、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说明战国时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时属赵国）的农民还只是私有宅圃，所以能出卖；而田地却只能抛弃，可见并非私有也不得买卖。至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那是贵族的事，并不能说明民间的土地买卖。
一个以公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它的过程在中国是进行得非常缓慢的，公有制一步一步的萎缩，私有制则一步一步的伸张。商鞅变法后贵族逐渐没落，君主集权专制政体逐步形成，同平民一样，贵族也得有军功或生产好才可以做官。在集权的君主之下，贵族和平民都成为编户齐民，丧失了原来的特权。贵族在政治上虽然没落，他们从前私有的土地仍然保持，于是就有田连阡陌的豪民出现，倚恃其富厚的经济力量以役使平民。董仲舒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汉书·食货志》）。仲长统说：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这就是有田的地主同无田的农民对立的状况。豪民地主是平民中分化出来的，必须平民能够私有土地，才会有这样的分化，这正是商鞅变法奖励生产以后发展的结果。
《韩非子·诡使》篇称：
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状匿、附讬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
有威之门即豪民地主，他们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就形成雄厚的政治优势，而和君主集权的政府相抗衡。秦汉以后，由于生产发展，政府的剥削加重，农民除了交纳租税，还要服劳役、当兵，负担沉重。所以很多人宁肯依附于有势力的豪民，以逃避政府的横征暴敛。实际上这也是战国末年就出现了的，同商鞅变法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贫富分化加剧密切相关。同时，贵族没落，豪民发展起来，这又是封建等级制削弱的表现。君主集权专制政体减少了社会等级，人民直接属于最高统治者——专制君主，这是与封建等级制相对立的局面，封建统治有所削弱。
公社解体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贫富日益悬殊。农民丧失土地后，“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从前公社存在时，社会上要互相救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统治阶级有时也要救济贫困，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记晋悼公即位，便宣布“施舍、已责（债），逮鳏寡，匡乏困，救灾患。”又《左传·昭公十四年》记楚平王初立，也采取“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等措施以安抚民众。商鞅变法以后，却采取“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奴役贫困破产的农民，加速社会分化，“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汉书·食货志》），债务奴隶大大发展起来，这也是公社解体、私有制发展后的现象，而为秦汉以后社会上的常态。
四 秦复东征
《左传·文公六年》记：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左传》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为征验，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左传》中预言有应验的，也有不验的。可以说凡应验的预言，都是事后比附的说法，也就是《左传》作者看到了的历史事实。而不验的预言，也是《左传》作者认识到某种历史发展趋势而作的判断，但后来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之外了，这种变化是他未能看到的。秦穆公死时，晋文公、襄公继世称霸中原，阻扼着秦国向中原发展争霸即东征的道路。终春秋之世，晋国长期保持霸权，秦国受阻于晋而不得东进。进入战国以后，晋国虽然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但新兴的魏国更加强大，魏文侯、武侯时，渡过黄河西征秦国本土，《史记·魏世家》记：“文侯六年（前419年），城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今陕西韩城），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筑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十七年……西攻秦，至郑（今陕西华县）而还，筑雒阴（今陕西大荔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陆续攻占了黄河西岸大片土地，设置西河郡。秦国被迫退守洛河一线，于秦简公六年（前409年）“堑洛，城重泉（今陕西蒲城南）”（《史记·秦本纪》），形势比春秋时更为不利。所以秦孝公即位时的求贤令说：“昔我缪公……东平晋乱，以河为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筒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左传》作者大约就是看到了自春秋初到战国前期这几百年间秦晋（魏）国势的对比，从而作出了秦国无力东征的预言。他却想不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步强大起来，而魏惠王在同齐国争霸失败后迅速衰落下去这样的历史变局，秦国收复河西、进取河东以至最后席卷天下，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秦孝公在求贤令中说：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代，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史记·秦本纪》）。
打败魏国，大举东征，正是献公、孝公父子两代梦寐以求的事业。为了完成亡父的遗愿，孝公才公开下令求贤。得到商鞅辅佐实行变法，秦国逐步强大起来，斗争的锋芒自然首先是东征攻打魏国。孝公八年（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攻陷了魏国伐秦的据点。十年，商鞅带兵“伐安邑（今山西夏县），降之”（《史记·六国年表》）。安邑是魏国旧都，这是秦国东征取得的重大胜利。不过，这几次取胜是利用了魏国在其东面同齐国、赵国决战，暂时无力照顾西边的有利时机，并非秦国国力已能超过魏国，所以胜利是不可靠的。一当魏国与齐、赵妥协，回师西征，秦国马上退避，孝公十二年又同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相会重新讲和（《史记·六国年表》）。但在马陵之战（前341年）魏国惨败被严重削弱之后，《史记·商君传》载：
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围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这不仅是对魏国的又一次严重打击，更重要的是重新确定了秦的基本国策，把东征作为长期的战略方针以争夺中原。商鞅就是因此功绩而被封为商君。其后孝公去世，商鞅虽被杀死，但秦国东征的战略不变。秦惠文君五年（前333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六年，魏纳阴晋（今陕西华阴），阴晋更名宁秦。七年，公子卬（应从《苏秦传》作犀首）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今山西万荣西）、皮氏（今山西河津），……围焦（今河南陕县），降之。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今陕北延安洛川一带）”（《史记·秦本纪》）数年之间，泰国尽得魏国河西、上郡，也就是梁惠王引以为耻的“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孟子·梁惠王上》），扭转了几百年来所处的劣势而转入进攻局面，秦惠文君也趁势称王了。
接着秦惠王于称王改元后的九年（前316年），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先灭蜀，奠定了富强的基础。“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今河南西峡、淅川以西丹江以北部地区），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今陕西东南、湖北西北安康、房县一带），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秦本纪》）。这就打开了从东南包围中原的通道，同时也打击和削弱了楚国。惠王死后，其子武王继位，仍然梦想东进。《史记·秦本纪》称：“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四年（前307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今山西垣曲南）。”不仅沿黄河两岸建立起前进据点，又还威胁着韩国王室祖坟所在地平阳，造成对韩国的压力。其后秦昭王继立，仍不断蚕食三晋土地，逐步发展到同代魏称霸的齐国并列为东西两强，国势凌驾于三晋、楚、燕等国之上。
在这种形势下，秦国便提出同齐国平分霸权的建议，并企图孤立和打击赵国。《史记·田齐世家》载：
（湣王）三十六年（前288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应从《战国策·齐策四》作苏秦）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代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放愿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苏秦力劝齐湣王放弃称帝以争取诸侯的好感，又解释联秦攻赵不如联赵伐宋更为有利。于是齐湣王即放弃帝号，并通过赵国李兑纠合韩、魏、燕等五国攻秦。这虽然并未对秦国真正有什么损害，但在这种形势下，秦昭王也跟着放弃称帝，并退还魏、赵部分领土以表示让步。而齐湣王便趁此良机最后灭掉宋国（前286年），一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苏秦竭力为齐湣王谋划灭宋却是一个欲取姑与的圈套。强大的齐国吞并了二流强国宋，不仅国力大增，而且占据中原形胜，对楚、赵、魏、卫诸国构成严重威胁，这就打破了列国间的均势，齐湣王立即成为众矢之的。秦昭王乘机大肆活动，联合魏、韩、赵、燕五国伐齐，楚国以救齐为名，实际上是配合五国的进攻而从南边袭击夺得大片土地，最后还杀死了齐湣王。齐国大部分国土被燕将乐毅攻占，几乎亡国。过了几年，齐将田单才趁乐毅免职的机会打退燕军，恢复齐国（前279年）。然而受此重大打击之后，齐国也丧失了霸国地位，不再是秦国的对手了。此时便进入战国晚期秦国独强的局面，只有赵国在军事上勉强可同秦国较量一下。《韩非子·五蠹》称：“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群弱也。”就说的是这段时期的形势。
为对付六国合从抗秦，范睢向秦昭王提出建议：“不如远交而近攻”的策略，即安抚远离秦国本土的齐和燕，不断蚕食与秦国接壤的楚和三晋尤其是韩、魏这样“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可以不断扩大领土，增强国力，分化六国的联合。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大破赵军，坑杀四十余万人，赵国军队主力被歼。秦军虽也遭受巨大损耗，但是统一六国的最后一个障碍已被扫除，吞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正如尉缭对秦王政所说：
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
也就是李斯提出的：“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秦王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瓦解了六国的抵抗力量，果然从十七年（前230年）出兵灭韩，到二十六年灭齐，十年之内便统一了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空前大帝国。秦国不仅恢复东征而且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真是《左传》作者万万想不到的，而其根源正在于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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