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夏商服饰 一服饰品类的两分 （一）夏代服饰品类 服饰品类是就服饰及其饰品材料而言，涉及其来源的难易。质地的贵贱，制作的精粗，形制的新旧，种类的多寡，组合的繁简，品第的高低，以及穿戴佩挂者身分地位的尊卑和所服之意义。这种服饰品类的两分现象，是随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加剧而出现，并逐渐制度化。早在夏代立国之前，这种现象当已存在。《尧典》有“舜修五礼，五玉三帛”之说。《盐铁论·散不足》有谓：“及虞夏之后，盖表布内丝，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若从历史宏观发展场景论，多少对服饰形态两分的演进趋势是有所揭示的，将其加剧的分水岭定到夏代以前，也是附合事实，可以成立的。藉服饰品类以序等级尊卑，在夏代进一步深化。文献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传闻。《说苑》称禹“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史记·五帝本纪》言：“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山海经·海外西经》谓夏后启“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称夏代“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以车马及服饰品类示有功者的尊贵宠荣。服饰品类的两分现象，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晋南襄汾陶寺遗址，据碳素年代测定数据，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前后延续约500多年，中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①。发现的1000多座墓葬，绝大多数为小型墓，无随葬品。相反，约占总墓数13％的大、中型墓，随葬品十分丰厚，墓主骨架有衣装和饰品遗存。一座编号为1650号的中型墓，男性墓主仰身直体，平置于厚约1 厘米的网状麻类编织物上，周身裹以平纹织物，上体白色，下体灰色，足部橙黄色，织物外遍撤朱砂，骨架上又覆盖麻类编织物，反复折迭成10～12层，直到棺口盖板，棺盖上又覆麻类编织物一层。可见墓主衣服之众多与华贵鲜然，“服其服”而显示其生前身分之显尊。陶寺遗址的一些大、中型墓，墓主的人体饰品种类均相当高级，有的头佩玉梳、石梳，有的臂戴精工镶嵌绿松石和蚌片的饰物，有的佩带玉臂环或玉琮，腹部挂置玉瑗、玉銊等。有一座202号墓，墓主颈部戴着项链数圈，共用了1164枚细工制成的骨环。显而易见，当时统治阶级权贵人士的服饰饰品，论其质地、做工、形制组合，是一般族众或奴隶绝难奢望的，其反映的品第大概也有内在的等次之序，可能容或有表示权力大小的细微区分。服饰品类的等次之分，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有其揭示。1980年发现的一座4号墓，虽曾遭盗掘，仍出有200余件绿松石管和绿松石片的饰品①，墓主身分当为高级贵族。1981年发掘的一座出有漆鼓的4号高级权贵墓，墓主颈部佩戴2件精工磨制的绿松石管串饰，胸前有一件镶嵌绿松石片的精致铜兽面牌饰，背面粘附着麻布纹②，可能原先是衣服上的华饰，又起有表示显赫身分的象征。中等贵族的服饰没有兽面铜牌饰的饰品，但一般较注重于颈胸部的装饰。1981年发掘的一座贵族墓，出有一串87枚绿松石穿珠项链。1984年在一座随葬铜爵等物的6号墓内，也发现过这类项链，绿松石串珠达150枚①。但一般贵族，其持有的人体装饰品就大为逊色了。如1981年发现的一座漆棺3号小型墓，仅在墓主头部有一件用于束发的骨笄。至于大量的平民墓，则难得有饰品出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56座墓葬，绝大多数无饰品，而少数出饰品的墓葬，可见到以下几类现象，一类饰品为镶嵌绿松石片的兽面铜牌饰，一类饰品是绿松石串成的项链，一类是绿松石与陶珠相兼的项链，一类是陶珠项链，一类是贝壳串饰②。表明在乎民之上，贵族成员的身分地位不同，服饰品类确有其分的。 （二）商代服饰品类 商代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远逾夏代，大大助长了贵族服饰的奢靡之风，服饰的礼仪制度也相应承前代而继往开来，得到深层次的确立。《帝诰》称商汤居毫，“施章乃服明上下”，“未命为士者，不得朱轩、骈马、衣文绣。”《逸周书·周月解》言“其在商汤，……变服殊号。”《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言汤赐下国之主冠冕串饰。《史记·殷本纪》谓汤“易服色，上白。”《逸周书·世俘解》记商王帝辛临亡之前，犹“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从衣着的质地、款式、色彩，乃至佩戴饰品，无不构成商代等级制服饰的基本要素。就殷墟王邑的考古发现言，当时政治身分和社会地位不同者，所享服饰品类的质和量，差别极为显著。以代表王妃一级的妇好墓为例③，出土的玉类装饰品多达426件，品种相当复杂，有用作佩带或镶嵌的饰品，有用作头饰的笄，（图45 ：1）有镯类的臂腕饰品，有衣服上的坠饰，有珠管项链，还有圆箍形饰和杂饰等等。饰品的造型有龙、虎、熊，象、马、牛、羊、犬、猴、兔、凤、鹤、鹰、鸱鸮、鹦鹉、鸟、鸽、鸬鹚、燕、鹅、怪禽、鱼、蛙、鳖、蝉、螳螂和龟等27种，走兽飞禽虫鱼，陆上空中水生动物均俱，精美至极。玉料有青玉、白玉、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等。自原始时期玉雕动物形象的人体装饰品之出，至此可谓臻入一集大成而又呈全新面貌的繁华境地。另外还有琮、圭、璧、环、瑗、璜、玦等175件礼仪性质的玉饰品，47件绿晶、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等宝石类饰品，499件骨笄，以及数十件骨雕和蚌饰。还应注意者，有28件玉笄集中出自棺内北端，疑原先是插在华冠上的饰品。墓中又出铜镜4面，（图46）玉梳2秉，用于净耳的玉耳勺2件，（前图45：4）可见墓主生前是极注重梳妆打扮的。代表商代王室上层贵显一级的服饰品类，可以1977年小屯北地发现的18号属5套觚爵等等的墓为例①，墓主头上有排列齐整、相互叠压的骨笄25件，玉笄2件，呈椭圆形，原先是插在一高冠上的饰品，玉笄一件插在中部，一件插在右侧。冠上笄数稍少于妇好之冠，彼以玉笄为主，此则以骨笄为主，当为级别之异。墓主头部还满布细小绿松石片饰，不知是否为冠上镶嵌物。墓主左手边有圆箍形玉饰，右腰侧有玉戚、柄形饰等。还出有玉耳勺一件，也少于妇好墓。代表中等权贵一级的有1984年殷墟戚家庄269号墓，为3套觚爵等列墓②。出有大型丝织彩绘帷帐，织物经纬细密，绘有兽面纹图案，镶以小圆骨泡纹，图案红色施底，间敷黄黑色。帷帐原盖在椁顶和二层台上。墓主耳部佩玉玦，颈胸部有骨管、玉虎、玉璜、玉螳螂和柄形饰，较偏重于上体装饰。代表一般贵族的服饰品类，可参见以下几座2套觚爵等列墓的考古发现。殷墟西区M222，椁顶和二层台上也满铺了彩绘画幔①。1959年大司空村发掘的101号墓，出有较粗的麻布花土，白黄色相间，上用黑色线条绘以兽面花纹②。1986年同地发掘的25号墓，出有铜镜一面，装饰品有玉环2、柄形饰2、玉管1、玉璜1、怪形玉饰1。另在所出铜戈上发现附有红黑色相间彩绘织物印痕③。大体直接或间接揭示了这一社会阶层的衣着状况和人体饰品。殷墟西区M1052一座出一套铅觚爵的墓葬发现材料，有助于了解当时末流贵族或上层平民的服饰状况。人架上有数层彩绘布，厚3～4毫米，上绘蝉形图案，以红色为底，黑线勾勒，填以白黄色。其色调同于上一类墓中织物，唯彼为兽面花纹，两者有差别，可能表示了品第高低的意义。商代还有大量中层以下平民墓葬，一般有棺，或随葬陶器数件，有的人架附有质粗色单的织物痕，有装饰品者也无非是质地低贱的水产生物介壳之类。如殷墟苗圃北地PNM56，人架头顶有黑色织物痕；PNM103人架腰部亦有织物痕，又有蛤蜊壳2个④。殷墟西区M450，出有穿孔螺1872个⑤，实称得上这一社会阶层中服饰之姣者了。殷墟一般居址常见的是骨笄、蚌、牙饰品⑥。安阳后冈59AHGH10人祭坑所见，对于了解商末宏观社会服饰状况颇具意义。坑内凡73个个体，分埋三层，中、壮、青年男女及儿童均有，部分人架上发现附有平纹丝织物及粗麻布。有10人头上施骨笄，男女均见，插笄法不一，有的自前向后插于头顶，有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自右而左插于脑后，也有的自下而上插于右耳上方，表明了不同的束发施笄形式。从人体装饰品看，一成年男性佩带一串由玉珠、玛瑙珠和蚌片串成的项链，足端有穿孔花骨饰物一件。另一青年男性头下有贝两串，每串10枚。还有一人左腕戴贝45枚一串，颈胸部垂挂贝两串，分别为40和35枚。有一青年右臂佩一玉璜，右腕有一玉鱼。一位儿童的颈部戴有玉珠、玉鱼各一①。疑这是一支弱小族氏或父系大家族组织，其成员的辈份年龄或族内身分不同，在服饰上也有若干差别。商代各地遗址所见，服饰品类的等级之分亦甚显明，且各具地方特色。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在112座墓葬中，出人体装饰品的仅有18座，占16.07％。其中112号墓的墓底有黑红色污泥状衣衾残迹，随葬铜觚上附粘着丝织物痕。墓主身侧及腰间饰物有铜泡12、玉璇玑1、玉佩饰1。一座79号的一套觚爵等列墓，墓主腹部有644枚骨串饰及一个铜钮扣。但有一现象应注意，台西遗址往往是凡墓中有殉葬人为女性者，墓主所饰一般均远逊于殉葬人；凡殉葬人为男性，一般均无佩戴饰物，而墓主饰物则丰。如14号墓，殉葬的青年女子头插骨笄，胸前有蛤壳饰物，男性墓主无所饰物，只持有兵器和铜礼器。102号墓殉葬人胸前有骨串饰23枚，头顶骨等一丛19枚，男性墓主仅玉笄1枚。85号墓男性墓主颈部有玉石嵌饰和柄形玉饰，胸侧有圭形石饰，右手边有人面形玉饰，而男性殉葬人毫无饰品。另外不少出一套觚爵的墓葬，有兵器而无装饰品②。由此看来，本地贵族武士重兵不重打扮，其妻妾好事修饰。这颇类似于《礼记·少仪》讲的“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之风气。商代北方及西北方的族落方国贵族好以金饰品为人体美饰。北京平谷刘家河一商代中期墓葬，出有金笄、金耳环及金臂钏一对，（图45）另又有铜人面饰、铜蟾蜍和蛙形铜泡，玉石饰品有璜、绿松石串珠等①。河北卢龙县东闬各庄一商代晚期墓葬也出有一对金臂钏，形制与上一对全同，圆环形，缺口作扁平扇面状，唯直径稍小②。商代西北地区的贵族中还流行一种金珥饰，作圆弧片状，一端作螺旋形，另一端作窄长丝状，有的上穿一绿松石珠子，一般出于人头骨两侧，常以偶数出现。如陕西清涧解沟寺墕一墓出有6件③，与之隔黄河相望的晋西永和下辛角一墓出有一对④。与永和相邻的石楼县后兰家沟、桃花庄和洪洞县上村商代墓中，都曾出过这种金珥饰⑤，前一墓还有玉壁、璜等佩饰；中一墓的墓主头部又发现一带状金饰片。在晋北保德林遮峪发现的一座商代墓，墓主胸前有两件金弓形饰，又有一种由6根金丝纽成的波形饰品，其颈胸部又有珠管串饰，共18枚，用琥珀、绿松石、玉、骨等材料制成。还有石琮两件，似为腕饰⑥。可见商代西北地区的服饰品类，与商代北方地区有若干类似点，也有不同点，其金饰品主要装饰于人体的头部、耳部或颈胸部位，工艺造型奇特，尚未见有用于手饰或臂饰者。不过，商代西北地区方国权贵的服饰品类，与商都王室贵显所服，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汾河东灵石旌介两座10爵4觚等列的方国君主墓，一座出有玉佩饰品鸟、鱼、璜、管等，另一座内玉佩饰品有鹿、兔、虎、蝉、蚕、鸟、燕、壁，以及骨雕蝉形饰等。这些造型的人体装饰品，均为殷墟王邑所常见。唯服饰的等级之别，在商代方国贵族阶层中也俨然存在。灵石旌介另一座3爵1觚等列贵族墓内，饰品不是玉类，而是蚌怖为主，约40余片，有圆形、长条形、曲尺形、璜形等，个别蚌饰边缘涂红色线条，有的刻有沟槽，显然服饰品类不及上两墓。商代东部地区服饰品类，与商王邑所见，一致性最为明显。如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座四墓道的方国君主墓，人体装饰品材料有玉、石、骨料等，颈饰中有一组玉石管串饰15件，另又有玉鱼、玉琮、玉玦、绿松石饰、圆形骨饰等，还有用于净耳的骨耳勺①。这些在殷墟妇好墓均有所见，唯质地制作更趋上乘，如一组17件玉石管串饰，色泽黄、绿、白并俱，表面均抛光，极美观；耳勺亦有，共两件，为玉制，也比上述骨耳勺高级②，这又表明，东部和中原王朝的高级权贵人士中皆有净耳的尚好。长江中游商代南方地区方国高级权贵的服饰品类，既有土著风格，又有吸收自多方的因素。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商代墓，出玉饰品达1072件，玉料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洛翡玉、辽宁岫玉、河南密玉及南阳独山玉、浙江青田玉，还有产于本地区湖北郧县竹山的绿松石等③。其中玉璜的胸饰、笄形坠饰、玉饰腰带等，在史前时期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东南地区；项链自史前至夏商一直盛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而为本地所鲜见，但此墓却出有一串，由16件独山玉饰品串成。表明了服饰的种种外来成分。不过许多环形类饰品，如手镯、环、壁、琮等，恐怕基本承自本地史前人体装饰品的主流而更趋华贵化，有2件高纯度水晶套圈，大小相叠，形制相同，实为罕见，值得注意者，有一件玛瑙蹲居侧身人形饰品，出土于项链顶端右侧，与殷墟妇好墓所见几件浮雕人形玉饰极为相似，两者均有帽冠，身上似穿华服，带臂环，所不同的是此件冠后附有链环，还带腕环两个，衣纹为羽翼，颇类《山海经·海外南经》说的：“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此当本之实际服饰形态的升华，说明商代南方地区贵族的服饰，在维持和发扬地方风格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各方的因素，还特别受有来自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总之，夏商服饰品类，无论在中原地区，抑或在各地诸侯方国领域，均深蕴着等级制的“礼”内容，围绕着各自所由来已久的服饰群体性不断组合分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服饰层次。基于礼制的生成，王朝、诸侯方国领地，统治者为追求服饰系列的等次和级高，已着意于规范“齐衣服”之制的各自带有相对封闭型的服饰政治环境和服饰地域俗约，并有意无意纳取周围外界因素，当然这也进一步促成了服饰等级制的深化。 （三）夏商衣料质地 夏商服饰的衣料质地，文献传闻中多有所云。如《说苑》言禹时有“衣裳细布”。《盐铁论·力耕》称“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帝诰》称商汤时贵族成员可得“衣文绣”。《帝王世纪》谓商未王“纣不能服短褐处于茅屋之下，必将衣绣游于九重之台”。又说纣“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说苑》还说纣“锦绣被堂，金玉珍玮”，至其“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紵之用邪”。由于当时大量物质生活资料为少数贵族统治阶级所聚敛，故其服饰的衣料多种多样，质地也相当华贵。但在平民贱者一方，自当别论。《诗·豳风·七月》反映周初农夫犹常常是“无衣无褐”。大概粗麻粗葛织物是当时平民阶层的主要衣料所属。《礼记·郊特性》云：“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可见下层平民有以秋后变黄的植物草茎编以为服，跟贵族阶级一方锦绣紵的精工编制服饰，形成截然鲜明的对照。考古发掘所见，夏代贵族服饰的衣料，主要有粗细不一的麻布和平纹丝织品。前述晋南陶寺遗址一些晚期的大、中型贵族墓，即发现这类衣料。1975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内，出土一件绿松石镶嵌的圆铜器，正面蒙有至少六层粗细不同的四种布，最粗和最细的经纬线，分别为8×8根/cm2和52×14根/cm2，除最细的一种布未确定性质外，其余都是麻布①。商代衣料基本仍以麻、丝织品为主体，但编织技巧大有提高，品种增多。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所出纺织品中，麻布属于平纹组织，原料是大麻纤维，与原始时代的麻布出土品相比，残留胶质较少，经纱是由两根纱合股加拈而成，为S拈向，纱线加拈均匀，说明当时随着韧皮纤维脱胶技术的提高，已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麻纱。在出土的丝织品中，计有平纹的“纨”，平纹纱类，平纹绉丝的“殻”，绞纱类的纱罗等，特别是生产绉这种富有弹性而轻盈透明的丝织物，需要有较复杂的工艺技术，另外似乎还懂得利用羊毛编织衣料，在所出麻布中，即发现若干山羊绒毛②。麻、丝织品，在商代各地遗址中每有所见。北京平谷刘家河一座随葬有铁刃铜钺的商代中期墓中，出有平纹麻布，经纬密度分别为每厘米8～20根、6～18根，经纬纱投影宽度为0.5～1.2毫米，纱线大都为S拈向，与台西出土麻布相似③。陕西泾阳高家堡晚商贵族墓，出有麻布和丝绸织品④。长江以南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晚商大型墓，许多随葬器物上也留有麻布、丝绢织物痕，布纹疏密不一⑤。山东膝县前掌大一座晚商的中字型大墓，在所出的一些纺织品上，还涂饰有成层的红、黑、白三色图案⑥。殷墟王邑所见，称得上是集商代服饰布料发现上之大成，各种粗细不一的麻布层出不穷，还有未成品的麻线、麻绳以及成束的丝和丝绳出土①。丝织品种类繁多，仅妇好墓所出就有六种：一是各种平纹绢类，经线密度每平方厘米20～72根，纬线密度每平方厘米18～30根不一。二是平纹丝类织物，还用朱砂涂染过。三是单经双纬组织之缣。四是双经双纬之绢绸。五是斜纹组织的由经线显菱形花纹之文绮。六是纱罗组织的大孔罗，每米大约有1500—2000个拈回，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纠经机织罗②。殷墟王邑所见皮革衣料的加工技巧也令人耳目一新。侯家庄第1004号殷王陵南墓道中，曾发现皮甲残痕，上有黑、红、白、黄四色图案花纹③。甲骨文中有一裘字④，本意当如《说文》所云：“裘，皮衣也”，从字形看，或许同于段注说的“裘之制，毛在外”，这种裘衣大概不同于去毛或翻毛内裹体的战斗护身皮甲。皮革材料乃取之家畜和兽类。除麻、丝织物和皮革衣料外，商代还有了木棉织物。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的YHI27坑，张秉权先生在后来整理所出龟甲时发现，有65片无字碎甲上面粘附有布纹痕迹，经取样作电子显微镜反射光观察及进行穿透式、扫描式鉴定，又采用生物化学方法验证，得出这些纺织品具有植物性棉纤维性特征，而无动物性丝或毛的特征，从而确定其为棉类织物。棉布为素色平织十字纹，经纬线约平均每3毫米8～12支⑤。木棉织物在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船棺墓中也有发现。原为墓主衣着，已碳化成残片。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鉴定，其衣着中有大麻、苧麻、丝、棉布四种质料，内棉布残片为青灰色，平纹组织，经纬密每平方厘米14×14支，系多年生灌木型木棉。船椁木质经碳14年代测定和树轮校正年代，距今约为3445±150年，相当中原的商代①。《尚书·皋陶谟》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帝诰》云：“施章乃服明上下。”夏商衣料，凡麻、丝、棉织物或皮革制品等，确实每施彩绘及涂染。据《礼记·明堂位》云：“有虞氏服■，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孔疏云：“有虞氏服绂者，直以韦为■，未有异饰，故云服拔；夏后氏画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龙以为文章。”《檀弓》又说：“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史记·殷本纪》也称商汤“易服色，上白。”然以前述考古发现言，陶寺遗址贵族服饰，有上衣为白色，下衣为灰色，足衣橙黄色。偃师二里头墓葬出土织物有红色者。显见，夏人尚黑之说，只是就其大概而言。服饰纹样“画之以山”，也不得其征。同样，殷人服饰尚白而以火为饰，也难尽信。如台西中商遗址贵族墓有出黑红色衣衾。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贵族墓内衣衾遗迹亦为红黑色相间。膝县前掌大晚商大型墓出土织物为红黑白三色彩绘图案，至如殷墟王邑，王陵中出土皮甲上有黑红白黄四色图案花纹，为菱格纹和带状云雷纹。妇好墓出有朱染丝绢织物。中等权贵墓出土织物，有红色施底，在兽面纹图案间敷黄黑色。一般贵族墓出土的麻织物，有白黄色相间，上以黑色线绘兽面花纹。末流贵族或上层平民墓出土织物，有红底黑线绘蝉纹，填以白黄色。而黑色或素色麻织物主要见诸中下层平民墓。从总体看，倒是红、黑色在商代较为流行，唯衣料质地、各类色调的搭配和纹佯图案所示，已相继注入了服饰品第意义上的等级制内容，所谓“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贵贱”，“施章乃服明上下”，在商代当已形成。 二服饰的形制款式 （一）商代人像雕塑反映的服饰形态 迄今所见，商代玉、石、铜、陶人像雕塑约80余例，大致有跪坐、蹲居、箕踞、立式和头像五种，可资以考察当时各类人物的服饰形制和貌态。其一，跪坐像。一般作双手抚膝，两膝着地，小腿与地面齐平，臀部垫坐脚跟上。现举9例于下。（图47）1.1935年殷墟12次发掘，西北岗1217号大墓出土大理石圆雕人像之残右半身。交领右衽短衣，短裙，衣缘裙褶，裹腿，翘尖鞋，宽腰带，衣饰回纹、方胜纹等①。2.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圆雕玉人（原编号371）。头编一长辫，辫根在右耳后侧，上盘头顶，下绕经左耳后，辫稍回接辫根。戴一“頍”形冠，冠前有横式筒状卷饰，冠顶露发，冠之左右有对穿小孔，靠前也有一小孔，可能为插笄固冠之用。《礼记·玉藻》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郑注：“武，冠卷也。”或即指这类带有横筒状卷饰之冠。穿交领窄长袖衣，衣长及足踝，束宽腰带，左腰插一卷云形宽柄器，腹前悬一过膝长的条形“蔽膝”，着鞋。衣饰华丽，神态倨傲。为一贵妇人形象。3.妇好墓出土圆雕玉人（原编号372）。头顶心梳编一短辫，垂及颈后。穿窄长袖衣，圆领稍高，衣长及小腿。衣饰蛇纹和云纹，同上例。跣足。4.妇好墓出土圆雕猴脸玉人（原编号375）。头上截留短发一周。着衣，长袖窄口，衣襟不显，后领较高，衣下缘垂及臀部，背部衣饰云纹。似着鞋。5.妇好墓出土圆雕石人（原编号376）。发式同上第2例，唯辫梢塞入右耳后辫根下。头戴一圆箍形“頍”。裸体，仅腹前悬一“蔽膝”。6.妇好墓出土圆雕孔雀石人（原编号377）。脑后梳一下垂发譬，有上下相通小孔，似插笄之饰。发髻上又有一半圆形饰物。裸体，跣足①。7.传安阳出土圆雕玉人。平顶头，裸体②。8.浮雕跪坐侧面人形玉饰。出土地不明。发式高耸呈尖状，十分奇特。沈从文先生认为其发可能用某种胶类胶固成型，或许是商代敌对西羌人形象，也可能是东夷人形象③。发型外似又用中类裹罩。上衣下裳，遍饰云纹。臀部有一大Å纹，却为殷墟出土人像上常见纹样，所饰部位也相一致。9.1983—1984年四川成都方池街出土青石圆雕人像。双手交叉于身后，作捆缚状，面部粗犷，颧高额突，尖下巴，高鼻梁，瘦长脸，大嘴。头发由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身上无衣纹饰样。石志廉先生以为是商代羌人奴隶形象④。其二，蹲居像。《说文》段注居字引曹宪说：“足底著地而下其■（屁股）耸其膝曰蹲。”知蹲居是曲膝，脚掌着地而股不着地。这类人像一般作侧面形，曲臂于胸前，也有手置于腰部者。举以下12例。（图48）10.1935年殷墟西北岗1550号大墓出土浮雕人形玉饰①。头戴高冠，冠顶前高后低呈斜面，冠上透空，周边有扉棱，意在表现冠上所附装饰品。礼书称周代有玄冠、缁布冠、皮弁、爵弁四种冠式，疑此玉人的高冠为玄冠之前身。《仪礼·士冠礼》云：“主人玄冠”，郑注：“玄冠，委貌也。”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殷之“章甫”，可能以玄冠上有玉、石等装饰品类为名。11.同年西北岗1004号大墓出土圆雕残大理石人像。似有皮革裹腿，无衣痕②。12.传小屯出土浮雕璜形玉人③。石璋如先生认为此玉人“头上戴有高冠，冠向后背，且向下卷，周边有扉棱突出。头之后脑部有向上弯曲之突出如虿尾者，可能象征发譬。”④观此冠近似上述第10例之冠，但显得低扁，又不缕空，可能属于礼书中说的“缁布冠”。《仪礼·士冠礼》云：“缁布冠缺项青组”，郑注：“缺读如有頍者弁之頍，缁布冠无笄者，著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项中有■亦由固頍为之耳。”《礼记·玉藻》云：“缁布冠缋，诸侯之冠也。”郑注：“尊者饰也。”玉人穿长袖窄袖口衣，下着紧身裤，均饰云纹。跣足。13.美国布法罗科学博物馆（Buffalo Museum of Sclence）藏殷代浮雕人形玉饰⑤。头发上束成前后双髻，前譬高而向后下卷，后髻略小而突起。长袖窄袖口衣，下着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有一Å纹，同如上第8例。曲臂，手置胸前，跣足。按发式作前后双髻者，内蒙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石雕蹲居人像有之（见本章第一节一之二），此玉人不知是否为商代北方之贵族形象。14.美国萨尔蒙尼一书著录浮雕人形玉饰（P1.XX：3）①。冠作龙头形，脑后长发垂屈过臀，宛似龙身。衣着款式和纹样略同上例。15.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浮雕人形玉饰②。头戴高冠，冠型同12例。长袖窄袖口衣，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有一Ä纹，与前8、13例同。16.妇好墓出土浮雕人形玉饰（原编号470）。冠型高耸，衣着及纹样全同上例，又似有一臂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一玉人③，与此造型几同。17.同出浮雕人形玉饰（原编号518）。头戴冠，冠型前高后卑，前面和上侧有扉棱，后侧平滑，冠身不透空，与上第10例稍异，疑礼书中之皮弁冠属此。《后汉书·舆服志》谓皮弁冠前高广，后卑锐，为执事者之冠。商代之“皮弁冠”，其扉棱似表示冠上有饰物。玉人衣着颇华丽，衣饰云纹。18.同出半成品浮雕人形玉饰（原编号987）。外形同上例。19.同出浮雕人形玉饰（原编号357）。头戴帽冠，其冠型前低后高，类于《后汉书·舆服制》所云翘舞乐人戴的一种前小后大之爵弁冠。《春秋公羊传·宣公三年》解诂云：“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仪礼·士冠礼》和《礼记·郊特牲》均谓：“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所谓“殷冔”，可能就是指这类前低后高而无饰物的帽冠，为后来爵弁冠之先形。玉人素而无饰，屈臂手指外张，似在表示某种动作，其身分恐较卑贱。20.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浮雕人形玉饰（Collection duMusée Cernuschi）。出土地不详。沈从文先生谓是男性，脑后头发披到颈部，再加工朝外上卷，头顶则剪成短发，外罩一帽箍，为商代西部戎羌、东南淮夷或荆蛮人形象①。其帽箍前方有扉棱及一环饰，带耳珥，腆胸，裸体。林已奈夫先生认为是龙山时期长江流域一带人的形象②。今据1981年湖北钟祥县六合出土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双耳佩环，头戴一平顶而前作角形之冠，脑后发式为椎髻而如虿尾③，大概即“髽首”一型。两者发型不类，《淮南子·齐俗训》说的“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却与此类合。21.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出土玉人④。头戴高羽冠，冠后拖一链环。臂部及腕部戴环，下体似着羽饰之裤。其三，箕踞像。《说文》段注居字引曹宪说：“■著席而伸其脚于前，是曰箕踞。”股坐地上是箕踞的特征，唯殷人均作曲膝前张坐于地。有3例。（图49）22.1929年殷墟第3次发掘，小屯大连坑出土抱腿石雕人像残块⑤。直领对襟衣，长袖窄袖口，衣饰云纹和目雷纹。腹胯间有一大兽面纹。足有履。23.1943年传安阳四盘磨出土圆雕石人⑥。双手后支地，头上仰。戴圆箍形“頍”，但顶不露发。直领对襟衣，衣饰纹样同上例。下着分档裤，腹胯间有一大牛面纹。足穿高帮鞋。24.浮雕双人相背玉饰⑦。出土地不详。造型奇特，一大一小两人形相背靠。主体人形高大，作箕踞式，手置腰间，长发垂颈而上卷，上罩一冠，冠型厚重，为胄类，衣饰云纹。背后小人作蹲式，脑后头发垂至耳际，头顶卷发作髻，似裸体。两人或为主奴关系。陕西长安张家坡84M157出土周初玉雕人像，与此相似。以上24例表明，跪坐和蹲居是商代起居和社交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举止俗尚，贵贱无别。既有表现衣冠讲究、神态倨傲而显得雍容华贵的统治阶级高级权贵与贵妇，如跪坐像1、2、8例，蹲居像第10例；又有普通贵族或亲信近臣，如跪坐像3、4例，蹲居像12至18、21例；还有身分低卑、衣着粗疏甚至赤身露体的家奴或贱民，如跪坐像5、6、7、9例，蹲居像19、20例及24例之蹲居小人。至于箕踞，可能是贵族间放浪不羁的行为举止，大概一般不见于礼仪社交场合。李济先生曾称之为“是一种放肆的姿态”①。沈从文先生则说这类人“身穿精美花衣，头戴花帽，如不是奴隶主本人，即是身边的弄臣或‘亡国丧邦’有所鉴戒的古人，三者都有可能作成酗酒不节、放纵享乐的形象。”②其四，立像。商代立式人像大抵本之写实，夸张成分不多，有男女成人，也有孩童，包括中小贵族、平民乃至罪隶或战俘，基本属于中下层社会成员。有以下10余例。（图50）25.传安阳殷墓出土玉人立像③。后流落美国，先归温斯洛普（G.L. Winthrop），现藏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Fogg Art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④。头戴高中帽蒙覆其发，似用中帻摞卷头部，绕积至四层高，呈前高广、后低卑、帽顶作斜面形。当如郑注《士冠礼》所云：“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也”，乃由额 带或圆箍形“頍”衍演而出。《后汉书·舆服志》谈到一种诸侯大夫行礼时戴的委貌冠，冠型前高广，后卑锐，以皂绢为之。颇类于此玉人巾帻之帽式。玉人双手拱置腰前，身穿长袍，交领右衽，前襟过膝，后裾齐足，近似文献说的“深衣”。内裤稍露，足著平底无跟圆口屦。腹悬一斧式“蔽膝”。这种“蔽膝”，若以皮革为之，可称“韦鞸”，若以锦绣为之，则一称“黻”。玉人衣素而无华，神态虔恭，当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形象。26.上海博物馆藏商代（？）圆雕玉人立像①。头戴扁平圆冠，双耳佩环，两手拱放腰前，赤身跣足，腹部绕弦纹三匝，似简单带类饰物。身分大概为近侍下人。27.安阳文化馆藏商代（？）圆雕玉质孩童立像②。头上束发作左右两总角。《诗·齐风·田甫》云：“总角■兮”，毛传：“总角，聚两髦也；■，幼稚也。”《礼记·内则》云：“男女未冠笄者，……总角，则无以笄，直结其发，聚之为两角”，郑注：“总角，收发结之。”总角有以朱锦束结者，如《礼记·玉藻》云：“童子之节也，……锦束发，皆朱锦也”，孔疏：“锦束发者，以锦为总而束发也。”男女童子束总角，商代己然。此玉雕孩童身穿长袖交领右衽衣袍，束腰带，下着齐足长宽裤，脚穿宽松软履。应属贵族或中上层平民孩童的装束。28.妇好墓出土圆雕男女合体玉人（原编号373）。裸体，跣足，有文身之饰。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可能为某种生命信仰观念的象征物，但当本之男女孩童的形象。头上束左右总角，丫角作蝶形，上有划线，似表现丝绳和布条束结之形。《礼记·内则》有“男角女羁，男左女右”之说，然商代未必如此，男女孩童皆可束左右总角。29.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美术博物馆藏商代圆雕玉女立像（The Sackler Art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原系温斯洛普（Grenville L. Winthrop）馈赠品①。头上束发作左右双牛角形，赤身裸体，乳房和阴户等女性性征明显，臂、腿部有文身之饰，双手被枷于腹前。似属异族女俘或罪隶。30.同馆陈列温斯洛普氏馈赠之商代圆雕玉质女奴立像②。形制略同上例，唯发式作左右两大髻，在头上部，裸体而无文身之饰，双手亦被枷于前。31.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商代圆雕石质男性罪隶立像。传安阳出土。双手被桎梏。瘦长脸，尖下颌，高颧骨，粗眉大眼，蒜头鼻，大嘴，发后梳，贴垂脑后，以頍束发，裸体，仅腹前有蔽膝③。32.1937年殷墟第15次发掘，在小屯358号深窖中出土一批殷代陶俑，大都残碎，此举完整者四例，可分两类：一类头顶秃光，臂被缚于背后，为男性罪隶；另一类头上盘发或束单髻，有的戴额带，臂被缚于前，双手均桎梏于■中，是为女性罪隶④。其中三例身着圆领窄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腰束索。但有一女俑，头顶收发束单髻，浑身一丝不挂，跣足，双手被枷于前，形象近于上述第30例。自29至32共七例玉、石、陶人像，反映了商代社会最低阶层的衣着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战国至西汉广为流行的所谓“深衣”，在商代亦已出现。《礼记·深衣》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孔疏：“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古人说的衣裳，指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身不相连属的服制，前述新石器时代出土陶、石雕塑人像即可见到这种古老款式，深衣则比较后起。据有的学者研究，深衣的特点，是有一幅向后交掩的曲裾，便于举步又不致内裤外露①。上举第25例立像，右衽交领长袍，前襟短于后裾，前露出内裤胫下一部，正是比较标准的“深衣”服式，唯服此衣装者，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均不高，主要见于中下层社会阶层。《礼记·内则》有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看来“深衣”的出现并不太晚，只是未被列入贵人服式之列，当然也不能用于重要的祭礼场合，比起冠式的讲究大逊一截。恐怕“深衣”是由低层社会那种缝制简单的连袴衣——如第32三例男女罪隶之服——直接改进而来。综上所述，商代服饰至少有以下十种形态：一是交领右衽短衣，有华饰，衣长及臀，袖长及腕，窄袖口，配以带褶短裙，宽腰带，裹腿，翘尖鞋（第1例）。是为高级权贵衣着。二是交领右衽素长衣，长袖，窄袖口，前襟过膝，后裾齐足。配以宽裤，宽腰带，鞋履，腹悬一斧式蔽膝，头戴高巾帽（第25例）。是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服。此类带后裾的交领长衣，即“深衣”的先例。三是交领右衽素小袍，衣长至膝，长袖。配以宽裤，腰带，软履（第27例）。是为中上层社会阶层孩童衣装。四是交领长袖有华饰大衣，衣长及足踝。配以宽腰带，上窄下宽形蔽膝，鞋履，头戴頍形冠卷（第2例）。是为高级贵妇之服。五是直领对襟有华饰短衣，长袖，衣长及臀。配花长裤，鞋履，头带頍形冠（22、23例）。是为贵族衣装。六是高后领敞襟长袖花短衣（4例）。是为亲信贵族之衣。七是圆领长袖花短衣。配紧身花裤，帽冠（8、12～17、24例）。是为中上层贵族衣装。八是圆领窄长袖花大衣，衣长及小腿（3例）。是为中下层贵族衣装。九是圆领细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束腰索，衣式简而无华（32之三例）。是为罪隶所服。十是赤身露体或仅于腹前束一窄蔽膝，以及额部戴圆箍形“頍”，或戴一扁平圆冠，乃贱民家奴形象。大体说来，衣料质地和做工的考究与否，衣饰纹样的简繁，是商代等级制服饰的基本内容，而中上层贵族间流行窄长袖花短衣，中下层社会间的窄长袖素长衣，构成了等级制服饰款式差次的分野，与周代所谓“王之吉服，服大裘而冕”①，以宽袍大抽象征权威，恰恰截然相反。除此之外，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其发型或冠饰的差异也是极为明显，这方面倘若结合殷墟等地出土数十例雕塑人头像，以及大量考古发现遗迹，当可进一步获得较充分的认识。 （二）发型和冠式 发型，内蕴着人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既有群体同好的一面，又有个性私嗜的一面，但一般总视为各民族或各居民生活共同体内固有俗尚的无声表露。商代的发型，上揭跪、蹲、箕踞、立四种35例人像雕塑已有所见。如在上流社会阶层，有的高级男性权贵，或将长发胶固加工，做成尖状高耸发型，上缀饰物。有的贵族，头上罩一龙首形冠，长发垂卷过臀，宛似龙体龙尾。有的贵妇，则在右耳后编一长辫，上盘头顶，绕经左耳后，辫梢回扣右耳后。除此三型外，殷代玉雕人头像尚可补充另三种高级贵族发型。一是1937年殷墟第15次发掘，于小屯M331一座三套觎爵等列的早期墓葬中，出土一玉雕高冠人首饰件，脑后发譬如至尾上勾，似男性②。二是故宫博物院藏殷代黄玉人头像①，为男性，头顶绞齐的短发用额箍绾成上冲式，脑后则维持长发自然垂肩，有粗犷豪放气质。三是同院藏殷代青玉女性人头像②，两鬓秀发垂肩上卷，双耳佩环，头戴低平无簷冠，冠顶双鸟朝向中间一钮而对立，女像显出袅娜娇丽之姿。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商代玉女像，与此相似，但头顶结总角。在中层社会阶层，有的贵族长发垂颈上卷，上罩一胄；玉雕人头像有此发型③。有的贵族，收发束成前后双髻，前髻大而高挺后卷，后髻略小而突起，前后照应。有的贵族近臣，头顶编一短辫，垂至颈部；1939年殷墟出土玉人头，也为此发型④。有的亲信近臣，干脆绞成短发一周；妇好墓玉人头标本534、374、577例，以及A.Salmony Pl.X：2著录一玉人头⑤，皆作此发型。（图51）除此四种发型外，尚可补充两种：一是妇好墓玉人头像标本576，头上收发束成左右双髻，作蝶形；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小屯M20、M40出土的两件铜弓形器上所饰人像⑥，以及A.Salmony Pl.X：3⑦与Pl.Xl ：2、5玉人头和Pl.1X ∶2浮雕立式玉人⑧，也为左右双髻，唯其髻有作双角形者。二是A.Salmo-ny Pl. 1X： 3⑨、Pl.X：1玉雕人头，Pl.XX∶2玉雕人像，以及沈书插图四：5人面形玉饰，（图52）还有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商代玉雕蹲居人像的发型⑩，均作头发上曲，外缀饰物或罩以冠胄。至于男女孩童，一般为头上束结左右总角。在中下层社会，有的家奴或平民，脑后束一下垂发髻，上插笄，或再在髻上加一半圆形发饰，似为女性发型。有的男性，脑后剪发齐颈，再加工卷曲，而头顶绞成短发，戴一额箍。有的脑后剪发至颈，头顶则另束一髻。有的在右耳后编一长辫，盘过头顶和左耳后，再回压于辫根。还有的干脆绞作平顶头。至于罪隶或异族俘虏，女性有盘发、头顶束单髻、束左右双髻和束结左右双角等四种发型，男性大都作光头，但也有头发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者，还有头发后梳贴垂脑后而以圆箍形“頍”相固者。由各类人像雕塑揭示，商代发型至少可得见20余种以上，当然有的并非皆为商人固有，如采用胶类定型发式之类，其中有可能表明当时居民中来源成分的复合多元，但有一现象是明显的，即社会的等级结构，同样导致了发型做工美饰上的等次异分。从商代的发型看，一般总有多少不一的饰物，简单者施簪插笄，复杂者有雕玉冠饰、绿松石嵌砌冠饰等，均见于考古发现，大体不外两类，一类依发为饰，一类戴冠增饰。据《开元礼义鉴》云：“古者先韬发而后冠帻卷梁。”①《释名·释首饰》云：“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白虎通·冠绋篇》云：“冠者，■也，所以■持其发者也。”知冠的主要作用，固然有避寒暑保护头部的一面，但增添发型的完美，展示人的精神气质和仪表，是更重要的一面，等级社会中的冠冕制度，实缘后者而起。从这一意义上说，冠饰也即头饰的繁衍。下面来看商代的冠式之制。上节已述，古代礼书中提到的玄冠、缁布冠、皮弁、爵弁、冠卷、頍、巾帻等七种冠式，大体均能追溯到商代，其在人像雕塑中有所揭示。玄冠，据说以玄色帛为冠衣，《仪礼·士冠礼》以为夏称“毋追”，殷称“章甫”，周称“委貌”，三代异名。夏商时以丝、麻、革、葛何种质料做冠衣，今已难悉，所知者，冠上当缀有华饰。二里头遗址夏代墓葬，人头骨周围或残留有绿松石片、管之类饰品，疑原为冠饰。商代的“章甫”冠，是一种前高后低，顶作斜面的高冠，玉雕形象是透空而周边有扉棱（见前第10、16例），推知其冠当遍缀玉、石之类饰品。戴此冠者是高级权贵一类人物。缁布冠，顾名思义，是以黑色布为之。《礼记·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齐则缁之。”商代玉雕有一种前高后低，后向下卷，顶作斜面的中高冠，形制近似上一类“章甫”冠，但略低小，仅周边有扉棱，不缕空，冠上饰品当少些，疑即缁布冠的前身（见前第12例）。戴此冠者，一般为贵族或亲信近臣。皮弁，以皮革为冠衣，冠上当有饰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杜注：“弁以鹿子皮为之。”可参考。文献说的皮弁冠，前高后卑，形制近似委貌冠。商代玉雕有一种前高后卑，冠前冠顶有扉棱的中高冠，外形接近上一种冠，冠者身份也是贵族或亲信近臣，唯冠后平滑（见前第17例），可能为皮弁之属。爵弁，郑注《士冠礼》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白虎通》则谓“其色如爵。”《公羊传·宣公三年》解诂以为爵弁，夏称“收”，殷称“冔”，周称“弁”。《释名·释首饰》云：“冔，亦殷冠名也，冔，■也，■之言覆，言以覆首也。”文献中称此种冠前小后大。商代玉雕有一种家臣贱奴戴的前低后高冠，其上作圜形，颇似爵之圜底之倒形（见前第19例），当属这一类冠。冠卷，《礼记·玉藻》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郑注：“武，冠卷也。”同篇又云：“居冠属武”，郑注，“著冠于武。”江永《乡党图考·冠考》云：“冠以梁得名，冠圈谓之武，梁属于武。”知此种冠式包括冠和“武”两部分，“武”指冠上的卷状饰件。妇好墓圆雕玉人（见前第2例），为贵妇形象，头戴一圆箍形冠，冠前端横饰一卷筒形饰物，当即文献所称之“武”。“居冠属武”，意谓冠前加一卷状饰物，由此玉人冠式可以确知，旧注谓“著冠于武”，视“武”为围于发际之一圈，实因不明其冠式致误，当乙正为“著武于冠”。頍，源起额带，以布或革条箍于发际，是束发的一种形式，原始时代已有，至商代十分流行，戴頍者，有贵族（见前23例，以及故宫博物院藏黄玉人头像，A.Salmony P1.1X：4著录的一例玉雕人头像①等），（见图52∶8）也有家奴贱民（见前5、20、31例）。頍一般缺顶，或有在■结处缀以玉石类饰物。但商代有的頍已非临时用布革围箍于额发际，而是制成固定帽式，有帽顶，成为扁平冠式之“頍”，如四盘磨石刻人像戴的，就是这种“頍”。因“頍”有广泛社会基础，故形制演变也颇为繁化。有的高级贵族有在頍冠的顶上别饰一倒立鱼尾形饰物，高高耸起，前述小屯M331出土玉质人首像，就是这种豪华型頍冠。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贵族女子头像，頍冠顶上还别缀相向双立鸟。当均为“頍”的改进型。中帻，似亦由“頍”演衍而来。《急就篇》云：“巾者，一幅之中，所以裹头也。”《方言》云：“复结谓之帻巾。”《仪礼·士冠礼》：“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也。”頍与中帻的区别，頍为额箍，而巾帻是以巾裹摞头上，可做成各种帽式。商代的巾帻已知者有两类：一类为高中帽，在头上卷帻至四层高，前高广，后低卑，帽顶呈自前向后倾斜形，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戴帽式（见前25例）。另一类为外罩式，随头上发型而裹罩之（见前8例）。长江中游南方地区的商代方国权贵有戴一种高羽冠者，冠后有链环（见前21例）。除此之外，殷墟甲骨文中有称作“胄”的武冠②，字形象胄顶有缨饰。西北冈1004号大墓南墓道曾出土大量青铜胄，据说总数约在140顶以上，形制有6至7种。传世品中也有出于安阳的一件青铜胄①。1978年山西柳林高红一座商代武士墓中，也发现一顶青铜胄，胄顶有钮可作系缨之用，同出还有铜剑、矛、钺、斧、双环刀等②。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也出有一顶青铜胄，顶部一圆管用来插缨饰③。上节第24例玉雕一贵族武士人像，亦头戴厚重之胄，胄前端有一圆孔，似用于系缨。胄非常人所冠，十分沉重，有达二、三公斤者，属于战斗御体装备。狭义的冠饰是指各种品类缀饰的冠式，广义的冠饰因冠的本初在于“■持其发”，故有关头饰自在其列，此点对于全面了解商代冠制不可忽视。事实上，前面在分析商代发型中，已可看出头饰与冠式是一有机联系组合体，不便强分。石璋如先生《殷代头饰举例》一文，曾从上千座殷墟发掘材料中，揭出13种较为典型的头饰形式，有椎髻饰、额箍饰、髻箍饰、双髻饰、多笄饰、玉冠饰、编石饰、雀屏冠饰、编珠鹰鱼饰、织贝鱼尾饰、耳饰、鬓饰、髻饰等，其中不少与冠式有关。现据之作一申述。椎髻饰，系将头发聚结于头顶或脑后，施用笄椎而成一髻。始起史前，夏代已十分流行。二里头遗址81YLVM3墓主人头盖骨上即留有一骨笄④。夏代的笄饰，制作比较简单，以圆形平顶居多。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共分四层，第四层为二里头文化，相当夏代，骨笄6枝均为锥形；第三层相当商代早期，骨笄数量多出一倍以上，有钉形、刻花、锥形等；第二层相当商代中期，骨笄数又超出上期三倍，有凤头、钉形、锥形等，还出现了墨玉笄；第一层相当晚商，骨笄有风头、方丁形头、重帽形头、锥形等⑤。郑州商城发现的笄饰有玉制、骨制两类，笄头有平顶、钝角和雕饰等①。殷墟出土的笄，数量可观，解放前发掘所见，有朴状顶、划纹顶、盖状顶、牌状顶、羊字形顶、几何形顶、鸟形顶、其他动物形顶等②，1976年妇好墓一下出土骨笄达499枝，大都放在一木匣内，有夔形、鸟形、圆盖形、方牌形、鸡形、四阿屋顶形等笄头；另有玉笄28枝，出自棺内北端。笄之用，一为束发，二为固冠，笄头的精构，又足见殷人对发型美饰的留意。额箍，即頍，殷墓所见，有在頍上饰蚌泡或铜铃，每每成组成对；也有在前额正中部位缀一柿蒂形蚌花，左右两鬓部位对应饰蚌泡。但此种頍饰主要见诸小型墓，系流行于平民阶层。髻箍饰，是椎髻与頍形冠的结合头饰，髻上插笄，而頍上缀骨片或绿松石，也见于平民墓。A. Salmony P1. XXXII：3著录一玉人头，亦为髻箍饰。（见图52 ∶ 9）双髻饰，一般是在双髻上双双插笄，平民大都插骨笄，成人或儿童均然，贵族则施玉笄，并且头上往往兼施石鸟、花骨、玉珠之类饰品。多笄饰，指头上插有3枝以上椎形笄，多者插至8枝，有贵族，也有殉葬者。玉冠饰，是在额前缀一珩形玉冠饰，见于西北冈M2099长方形小墓，玉冠饰内周附有许多绿松石小块，内周弧度与发际一致，推测原乃联缀于冠上。颇疑此为前述缁布冠或皮弁冠上的饰物。编石饰，系用石条编缀而成，并与其他装饰品组成一个整体。见于小屯M149一具人骨的头部和后脑部，这组饰品计有大贝1、石蛙1、石鳖1、铜器3根、小石条18根、花骨2件等，至少合有1斤半重。按此当为冠饰，冠式可能为“頍”的改进型。雀屏冠饰，系在冠上插许多各种各样的笄，如同孔雀开屏一样。西北岗1550号大墓内一具殉葬人额际，有百余枝骨笄呈扇形排开，笄群下的人头左上方横置一剑形小玉器，头顶偏右又横置一玉笄，脑后部位有一堆绿松颈部一侧有一玉兔饰品。可推知其人原戴着一华冠，冠身遍缀玉石饰物，冠顶前方满插笄丛。类似的现象又见于以下数墓：其一，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02号墓内一女性殉葬人，头部有骨笄丛19枚①。其二，1937年殷墟15次发掘，小屯331号一座三套觚爵等列的中等权贵墓内，墓主头部有玉笄26枚，与玉鱼等14件玉饰品聚列一起②。其三，殷墟妇好墓中，有28枚玉笄集中出自棺内北端。其四，1977年小屯发掘的一座18号出五套觚爵等列的上层贵显墓，墓主头上方有骨笄25枚、玉笄2枚，呈扇形排列叠压，其中玉笄1枚居中，1枚置于偏右侧，笄丛尖头均朝人头，夔龙形笄头整体顺放，墓主头部还布满极小的绿松石片饰③。统而观之，所谓“雀屏冠饰”，形制相当繁复，冠型高耸，如小屯18号墓的一顶，至少高26厘米，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结构复杂，大都以笄群和众多玉饰品相组合，且玉类饰品居于要位，大概可用文献中屡屡提到的殷人“章甫冠”相名之。戴此冠者，均为中上层贵族人士。台西遗址所见，可能是为某权贵的妻妾一类人物。殷墟1550号王陵内的殉葬人，因伴出大量玉石饰品和青铜礼器3件，生前身分也必不低。此类冠式，尚可参见一类所谓“鬼神面”的玉雕人头像。如A.Salmony P1. XXXII∶5和P1. XXXI ∶ 2—3著录两件，后者 今藏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Smithsonian lnstitution）①，玉人面部怪诞，口有獠牙，双耳佩环，头戴一筒形高冠，冠顶呈扇形张开，上有14条直线纹，可能指笄丛，也可能指插羽。美国沙可乐（Arthur M. Sackler）亦曾藏有一件类似的玉雕人头像②，唯冠顶所插饰物，似为向左右两侧翼张的长羽丛。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古资料晚商玉人头，也为类似的羽冠饰③。这类高冠带扇形华饰的玉雕人头像，真正的考古发掘出土品，见诸江西新干大洋洲晚商大墓，也是口长獠牙，但珥饰是挂在双耳下，其高筒形冠上部竖刻阳线11组，形似羽翼外张④。（图53）日本林巳奈夫先生曾将此类“鬼神面”，与良渚及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兽面纹相系，认为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史前器物，流行范围则北伸入苏北及山东南部⑤。张长寿先生则据沣西西周早期墓所出一件同类形象的兽面玉雕，认为年代确定不能像以往说的那么早⑥。今据1989年山东临胸朱封202号龙山文化墓葬发掘资料，墓主头侧有一组冠饰，原冠身当遍缀绿松石小薄片，计有980多片，冠顶插有一簪饰，通长23厘米，簪首玉质乳白色，形似扇面，镂空透雕变形蟠螭纹，其间嵌有小圆绿松石，另又有玉笄1枚，笄头浮雕人面像3个，似作固冠之用⑦。由此推测，中原商人以笄丛和玉类饰品为主的雀屏高冠，恐怕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这种玉石插扇形簪饰的华冠有较直接的渊源关系。长江中游商代方国所出“玉鬼神面”的高筒形插羽丛冠，恐怕较多地吸收了江淮流域东部地区史前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受有中原商文化的影响。编珠鹰鱼饰，帽圈用绿松石缀之，下垂玉鱼一周17条，长鱼在边侧，渐内渐短，居中一条上刻“大示害”三字，冠上又有绿松石穿珠181粒，冠后还插一雕鹰玉笄，也出自小屯331号墓。文献有“琼弁玉缨”和“弁加旒曰冕”之冠式。《后汉书·舆服下》称冕冠前后邃延玉藻，冠呈前圆后方，珠旒垂■，郊天地、宗祀、明堂时戴之。《周礼·夏官·弁师》谓冕冠“玉笄朱纮”，皮弁冠“玉璂象邸玉笄”。《说文》谓冕为大夫以上之冠。疑商代这种编珠垂鱼插玉笄之冠，似一种由弁冠繁饰而成的冠，形制近于后世之冕冠，为贵族用于祭祀场合的冠式。织贝鱼尾饰，是在冠身周围缀穿贝百余枚，又系玉鱼11条，冠顶倒置一玉鱼尾形饰，也出自小屯331号墓。此冠式可参见前述同墓所出一玉雕人头像，当为“頍”的豪华改进型。耳饰，商代耳饰主要有环、玦两种，从有关雕塑人像看，恐不是直接将耳饰像后世一样戴在耳垂穿洞中，或卡到耳垂软肉上。如前举第20例人形玉饰所佩耳玦，第26例拱手玉雕立人之耳环，以及新干玉雕人头像双耳下所挂耳环，均不用此佩带法。当时的戴耳饰，大都与冠相关联，或在帽下耳际垂一带与环、玦相系，或干脆束之耳际发束。鬓饰，多成对。如小屯388号墓，墓主左右颊上均有一剑形石佩饰。大司空村殷墓，人头侧每见成对的石珠、蛤壳、绿松石片、蚌泡等小饰件①。大概身分地位不同，鬓饰质地亦异。髻饰，指后髻上饰物，除施笄外，或另加饰品，如小屯232墓两具殉葬人，头后的笄端上下相压两璜，一大一小。前举第6例妇好墓出土跪坐裸体女像，脑后束髻，上有笄孔，髻上带有半圆形饰物，即是髻饰形态的写照。要之，商代社会中的发型和冠式，构成当时服饰仪态的重要环节。低层社会成员，条件所限，大抵依发型为饰，饰品平平，俗风因循而格调寻常。中上层社会阶层，好戴冠增饰，冠式群出，饰品等次有差，率厥前章而推旧翻新，复内抑于礼。依冠式以序等列，建制度以旌其仪，当发轫于夏代而廓立于殷商。后世作为等级制服饰中枢的冠冕之制，在商代后期已规度初显，其章其式，可稽而窥。 （三）履制 古人称鞋为履。《说文》云：“履，足所依也。”《小尔雅》云：“在足谓之履。”履是足衣，也即今人说的鞋。履又有许多异称，《说文》中有：屦，履也。一曰鞮也。扉，履也。鞮，革履也。（《玉篇》谓：“鞮，单履也。”《急就篇》颜注：“鞮，薄革小履也。”）诸如此类，不备列，这里举的履、屦、屝、鞮四种，主要因见于下文所述商代以前古文物。它们同是一物之别名，按清桂馥的说法，“履者，足践之通称。”履之起，是对跣足行走原始生活习性的一种进步，有御寒暑和护足的实际功能。《诗·魏风·葛屦》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进入文明社会，履成为一项关及形象仪态的社交标准，并演成一种“礼”教文化范畴和等级制服饰系统的要素。故《释名·释衣服》有云：“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履既然在古代有各种异称，除了有地缘人群各自习惯称法上的原因外，履制的不同当是主要的。《世本》云：“于则作屝履。”宋衷注：“于则，黄帝臣，草屦曰屝，麻皮曰履。”其在《字书》则说：“草曰屝，麻曰屦，皮曰履，黄帝臣于则造。”《仪礼·士冠礼》云：“夏用葛，冬皮屦可也。”《方言》又立一说：“丝作者谓之履，麻作者谓之屝。”此由看来，古代鞋的质料，履有麻、皮革、丝帛作之者，屦有麻、葛、皮革作之者，屦有草、麻作之者。大凡说去，履的制工精，而屦、屝无疑粗些。《左传》僖公四年：“共其资粮屝屦”，注谓：“屝、屦，皆古之粗履。”履的产生，言黄帝臣于则发明，无非是一种托古。今所知者，新石器时代已有之。甘肃玉门出有一件立式人形彩陶罐，双足即着翘头鞋，相当肥厚，类似今所见胖靴①，显然已非初制。夏代之履尚未见出土，商代履制颇见规度，从人文发展的承续意义言，夏代有履是毫无疑问的。商代履制，其在前节所举35例立、坐人像雕塑中已经可得一窥。首先应看到，这些人像雕塑，足部着履者有8例，约占总数23％，可知当时大部分人尚未脱却跣足的古习。跣足者中，有高级权贵，有普通贵族或亲信近侍，也有平民和罪隶，尤以第三类人差不多均作跣足形象，反映了在古习相沿中，已注入了社会贫富有分的重要因素。富者跣足，固因之习惯偏好，贫贱者无履，恐多出势所不能。其次来看商代履制。商代高级权贵好以皮革或布帛裹腿，足着翘尖鞋。此种形象见诸西北冈M1217大理石圆雕人像，另外西北冈M1004同类人像残块也为裹腿。（分别见前述第1、11例）翘尖鞋的款式厚而不肥，平底，高帮，圆口，不用系带，颇如《古今注》所云：“履者，屦之不带者也。”从其外表挺括坚实而十分合脚看，似属一种单层革履，用《说文》中的一个现成名词，可称为鞮。鞮有作翘头者，如《说文》云：“■，■角，鞮属。”■就是指鞮上翘的履头，《广韵》：“■，履头。”《广雅》则称之为“■角履”。山西柳林高红一商代贵族武士墓，除出有铜胄及一批青铜兵器外，又发现铜靴一只，靴尖上翘，平底无跟，靴底横纹11道，帮为高长统，脚面两边各有直纹8道，高统近脚弯处有4道弦纹，靴筒口缘下一边有一圆穿，另一边有半月形穿①。（图54）靴为窄瘦型，制作精致，当亦为鞮之一型。此铜靴高6.3，靴筒口径1.3，脚长4.1，宽1.1厘米，重50克。显然非实用品，乃是仿自实际生活中的鞮或■角履，然革制的意味是十分浓烈的。可见商代高级权贵和各地的贵显或贵族武士，广为流行穿革制之鞮，鞮有高帮、高统之分，均为平底无跟，履头上翘，穿之而有练达英爽气概。但商代高级贵妇好穿平头高帮履，亦无系带，圆履口，平底无跟。妇好墓所出圆雕跪坐贵妇玉人像（见前第2例），穿的就是这种履，履形鼓满，鞋帮面上饰有圆环纹样，疑为丝履，也可能是以麻类织物村里，外罩丝帛，宜于暖足而增雍容富态。这种鞋面鼓满的平底高帮丝履，亦见诸小屯大连坑和四盘磨所出大理石圆雕箕踞人像，（见前述22、23例）大致身分为上层贵族。丝履的鞋帮上饰有圆环内带十字交花纹。商代中下层贵族或亲信近侍包括一般臣属，有穿素面鞋者，如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安阳殷墓出土圆雕立式玉人，及妇好墓所出圆雕猴脸跪坐玉人均是（见前述25、4例）。鞋作高帮，平底无跟，圆鞋口，比较合脚，鞋面鼓形逊于上述丝履，素而无华，疑指麻、葛制品，或即文献所称“麻屦”、“葛屦”。商代一般贵族或中上层平民的孩童，有穿一种宽松软鞋，见于安阳文化馆藏玉雕立式孩童人像（见前述27例）。软鞋平底宽头，薄型，较适合儿童皮肤细嫩易擦伤的特点，从其鞋绉翘的形态看，似为布帛制品，不妨以后世的“软履”称之。商代还有一类粗屦，见于中下层社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在一座烧陶窑址紧挨的灰坑中，发现一只鞋底的中段，形状与现在的草鞋相似，束腰，系用四经一纬绳子穿编而成，绳子用两股线拧成，经线粗0.5厘米，纬线剖面为椭圆形，直径0.5～0.7厘米。（图55）鞋底的编法是以经绳一上一下压纬绳，周而复始，层层抵紧，与今日民间的“打草鞋”雷同。据北京造纸研究所检测，样品已碳化，用各种方法处理均分散不开，只有在光学显微镜下直接分散，其纤维较粗，视野中无禾草类杂细胞，均为纤维状纤维，鉴定为韧皮类纤维，属树皮的可能性较大①。这只宽约9.4厘米的粗屦，尺幅与成人脚宽相一致，是目前所见唯一商代鞋的实物。据《方言》云：“屝，粗屦也”，凡麻类、树皮类、草类制成的粗屦，古代常称之为屝。这只粗屦可定名为屝。另据《释名》云：“草屦曰屝”，“，草屦也”；《说文解字义证》谓：“有耳有鼻”；今之草鞋也是以耳、鼻穿系脚上，孟庄出土的这只粗屦形同今之草鞋，穿着法当亦同，则其命名既可称屝，又可称为。在周代金文中恒见一种贵族穿的“赤舄”，是双底鞋。《释名》谓：“复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下使干腊也。”《古今注》云：“舄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可知舄是安木底注腊的履，以其涂染红色，故称“赤舄”。殷墟甲骨文中有一地名字作■②，从止从佳，严一萍先生谓金文舄字与之形似，可释舄若鹊，后借为履舄义③。不过，商代是否有履下安木底注腊的双底履，因无明证，不敢遽信。总之，商代在沿习跣足的同时，作为一种时代进步形态的鞋履之用，也已得到相应推广，特别是在中上层社会更为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与等级制服饰紧相联系的履制。商代的履制大致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高级权贵、各地贵显或高级武士，所穿为皮革制高帮平底翘头鞮，或高统平底翘头鞮，也可称作■角履。第二层次为上层贵族集团成员或贵妇，所穿有高帮平底丝履。第三层次为中下层贵族、一般臣属或亲信近侍，所穿有麻屦、葛屦，款式亦为高帮平底。第四层次属中下层社会，所穿粗屦是用草、麻、树皮制之，类似今日民间之草鞋，式样简单，仅做一鞋底，其上用绳纽系于脚上，可称为屝，也可称为。另外一般贵族或中上层平民的孩童，有穿一种用布帛制成的宽松软履，较切合儿童生理成长的特点。 ①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 期。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① 《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②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① 《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 ②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殷虚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② 《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3期。 ①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② 《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③ 《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10、 341页。 ⑤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⑥ 《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77～278、358～361页。 ②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 《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 ② 唐云明，《河北境内几处商代文化遗存记略》，《考古学集刊》2集，1982年。 ③ 《陕西清涧县又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84年8期。 ④ 《山西永和发现殷代铜器》，《考古》1977年5期。 ⑤ 《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62年4、5期合刊。《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山西洪洞县发现商代遗物》，《文物》1989年12期。 ⑥ 《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① 《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 ② 《殷虚妇好墓》，185页，彩版三六·1；150页，图版一二七·2。 ③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① 《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②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73～174页。 ③ 《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 ④ 《陕西泾阳出土一批罕见青铜器》，《光明日报》1991年8月16日。又《泾阳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礼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 ⑤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⑥ 《滕县前拿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76页。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78页。 ② 《殷虚妇好墓》，17～18页。 ③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第一○○四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④ 《合集》4537。 ⑤ 张秉权：《中国古代的棉织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 2分，1981年；同：《小屯殷墟出土龟甲上所粘附的纺织品》，《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上册，中央研究院，1981年。 ① 《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6期。 ① 《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燕京学报）21期，1937年，289页。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948页（下引简称李济文）。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2页，图一：中上（下引简称沈书）。 ① 《殷虚妇好墓》，151～153页。又《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96～106图。又《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9·玉器》，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六二 ② Alfred Salmony：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Berkeley，1938，P1.IX：6：.陈志达：《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文物》1982年12期，85页，图二。 ③ 沈书，5页，又插图四：8。 ④ 石志廉：《商石雕羌人像》，《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1日。 ① 李济文，图五。又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本下，1957年，图版叁：3（以下简称石文）。又沈书，2页，图一：中右。 ②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第一○○四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1970年，图19，图版叁柒、叁玖：1。 ③ 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图初一：○七、○八。 又沈书，2页，图一：中左。 ④ 石文，635页，又图版拾伍。 ⑤ 引自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古史春秋》第6号，1989年，图13。 ① Alfred Salrmony：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Berkeley，1938.（以下简称A. Salmony） ② 石志廉：《商代人形玉佩饰》，《文物》1960年2期。 ③ Doris Dohrenwend：Chinese gades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P.53，1971. ① 沈书，5页，又插图四：7。 ② 前引林巳奈夫文。 ③ 《中国文物精华（1992）》.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版57，又图版说明236页。 ④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⑤ 李济文，945～947页，又图六：2。沈书，2页，图一：中下。 ⑥ 《金匮论古初集》，图初一：○一～○四，又李济文，953页，图六：3。又沈书，2页，图一：下。 ⑦ 沈书，8页，插图四：9。 ① 李济文，951页。 ② 沈书，3页。 ③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の研究》，1941年，图版24。又石文，635页，又图版肆：3。又沈书，2页，图一：上右。 ④ 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年11期。 ①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9·玉器》，图版七六，又图版说明28页。 ② 沈书，37页，插图二一。 ① 照片见前引林巳奈夫一文，图3。 ② 见前引林巳奈夫文，图2。 ③ 引自石志廉：《商石雕羌人像》，《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1日。 ④ 石文，616～617页，又图版参：1、2；插图一：1a、1b。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947～1951年，第2辑，图版三、八～十一。 ① 孙机：《深夜与楚服》，《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① 《周礼·司服》。 ② 石文，图版拾肆：1。又沈书，5页，插图二：1。 ① 沈书，5页，插图二：3。 ② 沈书，5页，插图二：2。 ③ A.Salmonyp LVIIl∶1。又石文，图版拾柒：1。又沈书，8页，插图四： ④ 胡厚宣：《殷非奴隶社会论》，《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1944年。 ⑤ 又见石文，图版拾柒：2。又沈书，8页，插图四：1。 ⑥ 石文，624页，插图四；又图版拾柒：7、8。 ⑦ 又见石义，图版拾柒：3。 ⑧ 又见石文，图版拾柒：5。 ⑨ 又见石文，图版拾柒：4。又沈书，8页，插图四：3。 ⑩ Doris Dohrenwend：Chinese Jades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1971，P.53. ① 《仪礼·土冠礼》，胡培翚正义引。·387· ① 又见石文，图版拾柒：6。又沈书，8页，插图四：4。 ② 《合集》36492。 ① 参见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中国古代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 1985年，8～9页。 ② 《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3期。 ③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④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⑤ 《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2期。 ① 《1952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8册。又《郑州市 人民公园附近的殷代遗存》，《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6期。 ② 李济：《笄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本 上册，1959年。 ①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542页。 ② 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本下，1952年。 ③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① 又见沈书，8页，插图四：10。 ② Dohrenwend：Jade Demoniclmages from Early China，Ars Orientalis Vol. X— 35，1975.又见A. Salmony P1.XXXII.4. ③ 参见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は何を表はしたものか》，《东方学报》第56册， 59页，图80，1984年。 ④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⑤ 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は何を表はしたものか》，《东方学报》第56册，1984 年。 ⑥ 张长寿：《记沣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5期。 ⑦ 《山东临胸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7期。 ① 《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①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2。 ① 《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3期，212页，又图版肆： ① 《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1期，66页，又图一七。 ② 《甲》3867。 ③ 严一萍：《释■》，《中国文字》第3册，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