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案 自6月下旬以来，顺案就一直在策划之中。⑤6月22日，从北 方逃来的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这一禁令是针对那些曾投降过大顺又想南下避难的人而发的。①7月4日，马士英又力荐其好友李玉田任兵部尚书，以酬劳他在北方杀死过许多“伪官”。②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试图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③史可法并不想对曾归降大顺的人实行大赦。④实际上，他还要求对自己的堂弟、翰林庶吉士史可程实行惩治，因为史可程曾加入过李自成的政权，并写信劝史可法也归顺大顺。⑤但史可法也主张区别对待曾与大顺合作的官员。他以略带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现在叫嚷着要求惩处“从贼官”的人们，倘若在北京陷落时也在北方，可能 会做出与之完全相同的举动。总之，史可法认为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往事，许多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原是被朝廷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恰好因之而免受监禁之苦。史可法指出，高杰和刘泽清都没有坚守北方的岗位，而自己与马士英也未能营救北京的崇祯帝。他暗示南方的官员都未能挽救北方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官员的幸存正是由于北方官员没有严守臣节，因为如果北方官员都像忠臣义士一样杀身成仁，那么像他这样深受先帝厚恩的南方官员也都应效法。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①但就在史可法上疏建议只惩处罪大恶极的降贼官员时，江南士民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②吴地缙绅上疏谴责陈名夏、项煜等降过贼而今又仓皇逃到南方的官员。③随着公众对从贼官员的义愤日益增长，对公然背叛明朝者也深感气愤的阮大铖发现，将众人的义愤引向那些反对过他的“正人君子”是很容易的。④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等人的住宅便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清政府。⑤在“顺案”爆发期间，周钟极大地损害了复社在明朝忠臣心目中的形象。周钟是1643年科举榜眼，复社领袖。他曾担任过李自成的顾问，并答应帮助李自成征服江南。周钟和其从兄周镳都为阮大铖所仇视。阮大铖因他们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而怀恨在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周镳——他嫉妒并疏远周钟——公布了其从弟周钟在北方叛明降顺的内情。①周镳的一个门徒透露了周钟所写的那道不光彩的“劝进表”的内容，其中还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周镳本人还私下印了两种记述北京陷落时状况的书（《国寿录》和《燕中纪事》）。其中详细描述了他那位从弟卑躬屈节的丑行，包括他对大顺大学士牛金星的奴颜媚态。②我们简直无法描述南直隶的士大夫在得知周钟变节行为时是多么震惊，他们“远近切齿”。③周钟的密友嘉定籍哲学家黄淳耀听到此事后立刻病倒了：天哪！难道周钟竟能如此丧尽天良？他如何能做出此等事情？我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这种大逆不道之举。我希望我交友不慎的教训能使其他人在交友时引以为戒，周钟作为大臣的行为将会使未来的大臣们引以为训。④人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曾在科举中荣登榜眼的人竟会背叛恩重如山的皇上。在传统的观念中，获得最高级科举出身的人，理所当然应为其皇上献身。①宋朝的伟大爱国者文天祥②不就是状元吗？周钟失节不仅被看作是对明朝的背叛，而且还被许多士大夫视为对儒家信仰的背叛。因此，周钟的背叛，为那些嫉恨自视清高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的人提供了绝妙的例证，他们以此来揭露所谓“正人君子”在政治上的虚伪。此外，由于周钟的两位伯父被指斥为宦官魏忠贤的党徒，周钟本人的变节行为便为马士英和阮大铖提供了良机，使他们可以巧妙地将“逆案”与“顺案”联系在一起。1644年7月13日，马士英上疏要求处死周钟。他对弘光帝说：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驰马于先帝梓宫前，臣闻不胜发指。其伯父应秋、维持皆魏忠贤鹰犬，今钟复为闯贼忠臣，枭獍萃于一门。逆党钟③于两世，宜加赤族诛。其胞兄铨尚厕衣冠之班，从兄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宜从坐，用清逆党。④此后不久，周钟和周镳相继被捕入狱①，并很快地被处决。②随着“从贼官”被一一认定，对周钟的逮捕揭开了一场大清洗的序幕。③1644年10月14日，大理寺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罚条例。④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⑤随着搜捕的进展，宦官控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又得以恢复，令人畏惧的东厂打手又来到南京，重操旧业。⑥正直的士大夫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激烈党争如今又全面爆发了。顾锡畴（高弘图辞职后他继任礼部尚书）等“爱国之士”又重新使用起17世纪30年代的政治术语，称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为“阉党”，借翻旧账以自卫。例如，这位曾亲身遭到魏忠贤迫害的大臣，坚持要求弘光帝以渎职罪取消对温体仁的封谥。⑦这个问题虽一度转移了朝廷对“顺案”的注意力，但似乎 也证明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论断，即“正人君子”正在重新挑起危害甚大的党争。阮大铖甚至感到完全有必要针对“正人君子”集团编制一套新的黑名单。① ⑤ 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 ① 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 ② 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 ③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 ④ 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 ⑤ 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 ①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 ② 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 ③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 ④ 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 ⑤ 《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甲申传信录》，第64—65页；《贰臣传》第十一卷，第1—6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4页。杨汝成和项煜在苏州的家宅遭到暴徒的焚掠。陈名夏化装逃走。徐汧也是复社同仁，同他的密友杨廷枢一样，也是江南常州人。在1626年因周顺昌被捕而引起的首次由复社发动的苏州暴动中，两人都曾出资相助。徐汧还是黄道周的密友，并积极推动复社的事业。其子徐枋是苏州著名画家。《明史》，第3015页。尽管徐汧实际上从未降顺过李自成，但阮大铖和南京朝廷中的某些人却认为徐汧汧背叛了明朝，并将他作为复社成员降敌的又一例证。阮大铖高兴地说：“今陈名夏、徐汧俱北去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其实徐汧已跳河自尽。《明史》，第3O16页。 ① 周氏虽是金坛的大族，但其内部已出现裂痕，“周氏，金坛贵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离心。镳与钟尤以才相妒，各招致生徒，立门户。两家弟子遇于途不交一揖。”徐鼒：《小腆纪传》，第20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4—24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3页。 ① 宫崎市定：《科举——中国考试的地狱》，第91页。 ② 文天样（1236—1283），江西人，1256年状元。1275年，他在赣州试图阻止蒙古人南进，但其所率由贵州土著组成的军队伤亡惨重。后来他奉命出使巴颜，被蒙古将领囚禁；但他设法逃出并在江西又组建了一支军队。再次战败后，他逃到广东，并被南宋进爵为公。他想重整旗鼓，不幸的是，他的许多部将被流行全国的瘟疫夺去生命。尽管如此，他仍率残部坚持战斗，甚至在战败被俘后仍不承认蒙古人的权威。文天祥被带到北京监禁了三年，而其立场从未动摇。最后，当他被带到忽必烈可汗面前时，仍毅然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临刑前，他向南方磕头，犹如宋帝仍在杭州一样。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874—875页（引文中的话见《宋史·文天祥传》——译者）。在满族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文天祥成为明室忠臣的榜样。其祠遍布各地，例如，1645年南京西50公里的全椒县便为其立祠。张其濬等编：《全椒县志》，第192页。 ③ 这种用法无疑是周钟之“钟”的双关语。 ④ 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 ①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五卷，第27—28页。 ② 《明史》，第4112页。虽然按六等治罪者的名单于1645年1月底便上奏，但直到5月3日才下达死刑令。开列这一名单的官员被指责为过于手软而遭弹劾，接替其职者遂下令重挞周钟。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 ③ 例如，曾被迫降于李自成、后逃至江南的侯恂（侯方域之父）也被逮捕。逮捕他的命令可能是阮大铖发出的。据说阮大铖正想除掉侯恂。侯恂设法逃出后，回到商丘老家。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4页。 ④ 刑部于1645年1月20日颁布了关于此案的正式条例。姚家积：《明季遗闻补考》，第103页。 ⑤ 有五种从贼官当处以“磔”刑：从贼攻京师者；邀贼入京并为贼撰写文告者；所有接受大顺政权所授予的三品以上官职者；所有降贼的督抚和总兵；所有主动助贼策划夺取地方的翰林院和科道官员。其他11种从贼官将受到较轻的惩处。若主动自首，则惩处更轻。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13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3—4页。 ⑥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62页。 ⑦ 顾锡畴是昆山人，可能与顾炎武同族。他曾被魏忠贤除名；复职后，又被杨嗣昌除名。弘光帝一度批准了他的请求，取消了温体仁的谥号。但后来因顾锡畴的政敌提出相反的意见，弘光帝又改变主意，恢复了温体仁的谥号。顾锡畴因此而辞职。后来，他到了福建并拒绝了唐王政权的邀请。最后，他定居在浙江东南地区，因警告贺君尧不得毒打当地生员，而被其雇用的刺客暗杀。《明史》，第2512—2513页。 ① 其中一册名《正续蝗蝻录》。蝗，指东林党；蝻，指复社。另一册名为《蝇蚋录》。蝇，指东林党；蚋，指复社。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4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温睿临《南疆绎史》的最早版本中没有提到这两本名册，可能是19世纪编印此书者的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