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节，在四川成都经商的1000多台商都选择回乡过节，但是温州商人却选择了在成都过节。

　　32岁的吴海在成都经商已经有10年了，他是青年路一家服装店的老板。每天，吴海和他的妻子都会热情地招呼顾客。

　　当记者问到他们怎么不回家时，吴海憨厚地说：“回家？成都就是我的家嘛！”

　　在吴海的脑海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自己的家，这是他的生存策略，也是他的经商策略。他说：“温州商人遍天下，我以前的同学、邻居都在外面闯荡。”

　　如今，吴海的儿子已经在成都盐市口小学读书，吴海的母亲也来到他们身边，成都已经成为他们真正的“家”，他们已经深深地在成都扎了根，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杨介生原来是一位代课教师。

　　1980年，杨介生带着300元钱，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业务员的身份只身来到大上海。

　　杨介生这样回忆自己在上海滩的第一个夜晚：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不仅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像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有人曾经这样描写杨介生刚到上海的生活：

　　“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他将300元钱制订了一个计划：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既然人生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已经注定。第二天早晨，杨介生开始了上海寻梦。钻出地下室旅馆，对着远处的摩天大楼，杨介生默默地念着他的人生格言：‘如果你认为能做，你就能做到，如果你认为你不能，你就做不到了。’”

　　“每天早晨，他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就挤到街头的阅报栏，细细地读一遍当天的《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你必须接近上海文化。’杨介生是这样认为的。”

　　“接着，挤上沙丁鱼罐头般的公交车厢，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的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上海企业名录，一家家地跑。——‘我不能像一般温州购销员一样，进门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好上海人。我每到一个单位，先不说标牌印刷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家乡温州趣事。这样，我不仅能接到加工订单，更重要的是交上上海朋友。’”

　　“晚上，回到地下室，他又像当代课教师时一样，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想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的行程，然后找一个地方去看上海电视新闻。——‘对外地人来说，大上海，就像一本天书，很难读懂。而很少有人知道，亲近上海文化是解读这部天书的捷径。’杨介生说。”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个半月以后，杨介生不仅为标牌印刷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还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他很快地结束了陌生处境中的漂泊生涯。因为已经有上海人邀他去家里作客。当时，对于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人来说，杨介生是荣幸的。每次，他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

　　正是这种四海为家的精神，杨介生在大上海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如今，杨介生是上海锦丽斯集团总裁，拥有10家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分股份，资产逾两亿元。

　　杨介生因此而获得“上海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并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的“十大风云人物”。

　　2003年，杨介生还当选为上海浙江商会副会长。

　　在海外，温州人照样游刃有余地经营着他们的小商品。

　　美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喀麦隆，甚至是你听也没听过的国家苏里南（南美洲的小国家）……都有着温州人的足迹。

　　在巴黎，有一条“温州街”，住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温州人达到8万人之多。

　　沈阳市温州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金俊说：“我发现温州人相对是‘恋乡不恋土’，我们肯定要爱温州，但是也爱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我们。当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奔出温州时，大家都没有什么牵挂。”

　　“多走出去没坏处，温州人出去闯荡后，带回来了资金、产品、项目，更重要的是带回来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新信息、新理念，这对温州和温州人的前进与发展更为有利、有力。”

　　在温州，如果小伙子常年呆在家里，会被周围的人看成是窝囊废。温州人自古四海为家。温州有个说法：“死，也要死在外边。”所以，“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拓展开市场。”有一次，一位意大利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他幽默地对海关人员说：虽然我是第一次到中国，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在欧洲认识的，也有在非洲认识的，他们都是温州人。是不是温州人出国不需要护照？搞得海关人员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