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喜好文学，上小学五年级时就曾经写出长达数十行的诗歌，“发表”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在“激情燃烧”之下奔赴“北大荒”，开始了“屯垦戍边”的农场生活。艰辛劳作之余，我仍然喜欢写诗，并偶有诗作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或广播中。然而，我那时尚未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除了朦朦胧胧的革命理想之外，我当时还不懂得个人的追求。后来，生活中的变迁与挫折熄灭了我心中的“革命激情”，遂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我选择了文学创作，我要写一部能让很多人记住的长篇小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我坐在“黑土地”的田边构思，趴在集体宿舍的炕头上写作，终于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当红霞撒满天空的时候》。然而，无论从思想性还是文学性来说，那都是一部注定不会变成铅字的小说。

　　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我“逃离”了“北大荒”，回到已经让我颇感陌生的北京城，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谋生的工作。在体力劳动之余，我仍然执著地进行着没有任何成效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和短篇小说。然而，爱情的力量使我决定改变生活路径并终止文学创作，毅然迈入“高考”那拥挤的考场。这一次，命运眷顾了我，于是，我带着兴奋、好奇的心情步入了法学的殿堂。在十五年的时间内，我把文学爱好置于脑后，一心一意从事法学研习和教学。直到有一天，那蛰伏于心底的文学情结又点燃了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于是，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我连续写出了五部长篇小说，其中四部是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破案推理小说。先在报纸上连载，后由出版社出版，这些小说在社会上的影响超过了我的那些法学著作。我因此而成为法学教授中第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还作为中国的第一位代表到保加利亚参加了“国际犯罪文学作家协会”的第12届大会。

　　我的小说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1998年。日本一家用中日两种文字出版的报纸《留学生新闻》连载了我的推理小说《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该报的记者周彬先生后来还专程到北京对我进行采访。他在采访我的文章中说道:

　　我与何家弘先生是初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本小说《疯女》，被里面的情节所吸引，一气读完。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大陆推理小说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大陆的推理小说称为侦探小说，多案例，少推理，读后让人荡气回肠的不多，百看不厌的恐怕找不到。而这部小说让我不得不回头看一看作者，于是何家弘这个名字走进了我的脑海……何家弘的推理小说所涉及的生命领域是极其广阔的。也许这得益于他的人生经历吧。所有 的生活场景都是他经历的缩影。他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生的思索巧妙地融入现代的社会背景中，使他的推理小说离每一个读者很近。

　　1999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法国的信，作者是一位名叫玛丽·克劳德的女士。她正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她读到了我的小说，很感兴趣，决定把我的小说作为她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并希望到北京来与我面谈和收集有关资料。有人研究我的作品，那是我的荣幸，何况研究者还是外国人。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后来，她果然来到北京，也果然完成了那篇很厚重也很精致的硕士学位论文。再后来，她说想翻译我的小说，并找到了一家法国出版公司。从2001年到2005年，她以每年一本的速度，翻译了我的《神秘的古画》、《龙眼石之谜》、《双血型人》、《股市幕后的罪恶》。就这样，我一不留神成为了第一位被介绍到法语国家的当代中国侦探小说作家。据说，我的作品在法国的反响很不错，还上过畅销书的排行榜。法国的《世界报》、《读书杂志》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不乏褒奖的书评。下面便摘引一段:

　　我们可以说他（何家弘）既是个有艺术天分的人，而又精通法律、犯罪学和其他有关的知识。很自然，他作为几部非常有时代感而又充分体现他广博知识的侦探小说的作者也就不会令人惊讶了。何家弘是四部“系列推理小说”的作者，这些作品塑造了一个叫“洪律师”的人物。这四部作品中的最后一部——《神秘的古画》成为第一部在法国出版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何家弘像一个国际象棋的棋手一样，以歇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推理和演绎方法安排着各种悬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