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50—80年代的那些前辈们相比，今天的商业领导人都明显地保持着更高的曝光率。他们不再隐藏在公司的帷幔之后，他们都愿意接受诸如《商业周刊》、《时代》以及《经济学家》等杂志的采访。根据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商业顾问迈克尔·麦科比的分析，这种热中于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的心理，主要源于他们的人格——尤其是被弗洛伊德（Freud）称为自恋型的人格。

　　自恋型人格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当一个公司需要一位富有想像力和勇气的领导人带领它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时，自恋型人格会表现出其好的一面;而与此同时，具有自恋型人格的领导人也会使自己的公司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往往拒绝倾听他们的经理所提出的建议或者警告。

　　那么，一个自恋型的领导人应该如何避免跌入因其个性所导致的陷阱呢？首先，他可以寻找一位值得信赖的密友。当自恋型领导人不断地产生一些宏大的想法时，其密友就会提醒他并指出这些幻想的可操作性，从而使之能够脚踏实地。其次，自恋型领导人可以让自己的组织打上他们人格的烙印，让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思维，并最终让他们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成为公司活的化身。最后，如果自恋型领导人愿意接受治疗，那么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诸如请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帮助其克服致命的性格缺陷。

　　随着当今世界上一些剧烈变化的不断发生，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正在成为产生自恋型领导人的温床。人们发现在如今这个创新的年代，他们无法替代这些自恋型领导人。对于一些公司而言，如果它们那些自恋型领导人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那么它们就会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如果它们那些自恋型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那么它们就会处于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正在改变着现代产业的那些首席执行官们，常给人耳目一新和敢作敢为的感觉。如果将他们与20世纪50—80年代的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相比，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前辈们对媒体往往是退避三舍，即便是发表一些公开的评论，也都是由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经过仔细的斟酌后撰写的。然而，今天的首席执行官们——诸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和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等超级明星——他们都雇有自己的公共关系专家，著书立说，接受不受约束的采访，并且积极地推介自己的个人哲学。他们的照片往往出现在《商业周刊》、《时代》以及《经济学家》等杂志的封面上。而且，我们逐渐认为，当今世界的商业领导人是我们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的真正制造者和塑造者。他们建议学校应该让学生们学习什么；他们建议立法者应该如何确定公共事务的财政预算。从电子商务到休假胜地，几乎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在寻求他们的看法。

　　今天的商业领导人之所以比他们的前辈们有着更高的曝光率，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商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比以前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商业领导人也比以前更多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今天的商业世界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呼唤着一些富有想像力和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但是，基于25年来的咨询经验（包括作为公司实践活动的心理分析师和作为高级经理的顾问），我认为，还应该有第三个原因——也就是，企业高层的战略领导人的人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努力地理解他们进行商业活动所基于的时代背景；而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师，我往往是通过与众不同的弗洛伊德“透镜”来观察他们。据我所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些明星式的领导人的人格类型，基本上都类似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称之为“自恋”的人格类型。当弗洛伊德在描述一种明显迥异于正常状态的心理类型时，他这样写道：“这种类型的人往往被别人称为有个性的人”，“他们尤其适合扮演别人靠山的角色，适合从事领导工作，他们往往会为组织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或者破坏组织目前对有关事务作出的具体规定”。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自恋型领导人总是在激励着人们并塑造着未来。当军事、宗教和政治等活动主宰着我们的社会时，诸如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等自恋型领导人决定着社会的前进方向。同样，当商业成为我们社会变革的引擎时，它也会产生大量的自恋型领导人。而这也正是20世纪初期的事实，在那时，诸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汤姆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伟大的人物不断地开发出新技术并改造了美国工业。并且，我想这也将是今天的现实。

　　但是，弗洛伊德也认识到自恋型人格有其阴暗的一面。他指出，自恋型领导人通常性格孤僻，并且对别人往往高度地不信任。一旦意识到别人的威胁，他们就会发怒。而只有工作的成就才能满足他们对崇高感的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认为自恋人格是所有人格类型中最难以分析的。为此，我们可以看一下甲骨文公司（Oracle）的一个经理是如何谈论自恋型的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的。他说道：“在上帝与埃利森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上帝不相信他是埃利森。”对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作出这样的评论的确很有意思，但是这也着实让人担忧。很显然，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看待自恋型领导人的。毕竟，弗洛伊德宣称，那些具有自恋人格特征的神奇人物，往往都因为病态地全神贯注于自身而致最终死亡。

　　具有生产力的自恋型领导人往往有胆有识，并推动着整个社会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然而，自恋型人格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甚至是必需的作用。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弗洛伊德转变了他对自恋人格的观点，并且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定的自恋倾向。最近，心理分析师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些治疗自恋者的方法。当然，只有那些专门的医疗工作者才可以接受培训，并有资格告诉你这种自恋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在本文中，我讨论了具有生产力的自恋者与不具有生产力的自恋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我没有考虑那些极端病态的人，例如边缘人和精神病人。

　　一些领导人，诸如杰克·韦尔奇、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都属于具有生产力的自恋者。他们都是天才的并富有创造力的战略家，他们都能够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充满各种风险挑战的世界里发现机会并规划未来的蓝图，他们都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在这个激烈变化的时代，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些自恋者是具有生产力的，其原因之一是他们能够非常大胆地推动我们的社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具有生产力的自恋者不仅愿意在工作中承担风险，而且是一个能够通过富有煽动性的演讲来改变众人的魔术师。具有生产力的自恋者的危险在于，当他们缺乏自我认识和没有人对其进行约束时，他们就会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家，进而变成不具有生产力的自恋者。他们往往会制定出宏大的计划，并且只有当外部的环境或者自己的敌人阻挠自己的成功时，他们才会暂时地收起自己的幻想。这种对崇高感的追求以及对他人不信任的倾向，是自恋者致命的弱点。正因为如此，即便是那些最优秀的自恋者也往往会被认为是以自我为中心、行为无法预测，而且在极端情况下还会被怀疑是偏执狂。

　　其实，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个自恋型领导人通常并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在此，我们以沃尔沃公司（Volvo）的佩尔·于伦哈马尔（Pehr Gyllenhammar）为例。他有一个有望引起世界轰动的梦想——对传统的车间式生产方式进行改革，以彻底地改变在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滑稽剧《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所描述的缺乏人性的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方式。于伦哈马尔广为流传的观点被人们称为基于团队的制造工艺。他理想中的工厂模式建立起来了，他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但是靠强制推行这些剧烈的变革所获得的成功，也为他自己植下了失败的种子。于伦哈马尔开始忽视工厂中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经理的感受。他热中于达成一些风险巨大且代价昂贵的商业交易——他常常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对其大谈特谈。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于伦哈马尔脱离其员工队伍是由于其推行了错误的战略所致。但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的自恋人格所造成的。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以至于他认为其他人都希望他是一个多国公司的独裁者。很自然，他的这些幻想促使他去兼并雷诺公司（Renault），而沃尔沃公司的瑞典籍员工极不欢迎这个公司的加入。由于于伦哈马尔对这些员工关于兼并雷诺公司的抱怨充耳不闻，所以瑞典籍的经理们被迫将这件事情公布于众。最后，沃尔沃公司的股东们都明确拒绝于伦哈马尔的兼并计划。于是，于伦哈马尔本人除了辞职之外别无选择。

　　由于今天大多数公司的领导人都是一些自恋者，所以这些公司目前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挑战，即必须确保它们的领导人不会自我毁灭并因此导致公司最终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通常需要公司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因为自恋型领导人很难通过自身解决这些问题——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自恋型领导人希望从自身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那么同事甚至治疗专家的帮助就是必需的。但是，由于他们都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因此别人很难接近他们。科胡特一直认为，对自恋者进行治疗的专家必须表现出深厚的移情能力，能够理解和同情自恋者的感情，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自恋型领导人一定要认识到他们可以从这些帮助中获益。与此同时，公司的员工们也一定要学会如何认识自恋型老板，并学会如何在工作中与自恋型老板相处。为了帮助人们认识自恋行为，让我们首先深入地分析一下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类型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