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奚、契丹两族，唐代称为两蕃。唐朝建立后，两族内附，唐廷在当地设置府、州，任命其首领为都督、刺史。武则天时，朝廷和契丹关系破裂，契丹发动叛乱，朝廷进行镇压，中原一方损兵折将，契丹则多次侵入内地。此后，契丹时附时叛；奚有时内附，有时叛归契丹。唐玄宗时，"奚既破伤，殆无遗噍（jiào，活人）"（张九龄《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而契丹正处于大贺氏部落向遥辇氏部落转变的原始社会末期，胜兵四万多，私有制和阶级开始萌芽，建立政权正在酝酿之中。契丹为了掠夺财物，扩大地盘，不断寇边内侵；加上作为奴隶主阶级先驱者的军事贵族在酝酿建立政权时期的扩张野心，唐的民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唐朝对于契丹的强悍缺乏正确的估计，误以为"契丹馀孽"（《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孤弱"、"残蕞（zuì，小）"。（《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唐玄宗执政初期，发动过对奚、契丹的战争，没有成功。后来，他对契丹的经常性抄掠，采取克制态度，《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说："寇抄之来，边境常事，苟非大敌，不劳我师"（《张曲江集》卷8）；《敕平卢使乌知义书》说："委卿重镇，安辑两蕃。"（《张曲江集》卷9）唐玄宗还多次以下嫁公主的政治联姻手段，来缔结同奚、契丹的友好关系。契丹这时虽然在酝酿建立政权，但由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还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国家，于是，不依附唐朝，就依附唐的宿敌突厥。契丹依附突厥后，受尽剥削，权衡利害，又转而附唐。唐玄宗《敕契丹王据埒、可突干等书》说："卿顷年背诞，实养祸胎，今而知之，亦犹未晚。固是转灾为福，因败而成。""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兹又来，又何智也。""一则兵革都息，二则君臣如初，百姓之间，不失耕种，丰草美水，畜牧随之。"他布置边将做好安置工作，"务依蕃部所欲"。（《张曲江集》卷8）同时，唐玄宗下《敕突厥可汗书》，警告道："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契丹及奚，诸蕃穷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马不足以贪求，远劳师徒，兼冒锋镝，胜不为武，不胜亦危，以此言之，当务其大者。"（《张曲江集》卷11）唐玄宗羁縻奚、契丹，可以牵制和孤立突厥，保障中原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奚、契丹的社会进步和本族利益。然而奚、契丹屡次叛唐，唐玄宗不胜其忿，多次予以谴责。在给奚族首领的敕书中，他说："朕于诸蕃，含养过厚，忝预人类，亦合知恩"（《张曲江集》卷9，《敕奚都督李归国书》）；"而常持两端，遽即背叛，忘恩负义，岂是人心！"（《张曲江集》卷8，《敕投降奚等书》）在给幽州、平卢军镇兵将的敕书中，他说："顷者慰抚降虏，每事优给，而终不知恩，惟图反噬（反咬一口），名虽人类，实甚豺狼"（《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两蕃残贼，馀类仅存，朕尝怀抚柔，冀其迁善，而数年之内，谋叛相仍，信是枭鸱，固非人也。"因此，他勉励军士们说："顷者所以列置军镇，递为唇齿，所虞在此，岂欲劳人？卿等委身边疆，为国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讨除？"（《张曲江集》卷9，《敕平卢诸将士书》）安禄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元二十九年（741）由幽州（治今北京市）调到邻近奚、契丹的营州（治今辽宁省朝阳市），担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对奚、契丹的所谓"押"，其含义并非要将两族从肉体上消灭，而是怀柔、羁縻、监视、防范，以及还击其侵扰，这是唐玄宗对待奚、契丹政策的全部内容。

　　我们先看看安禄山的主要履历。起初，他只是个诸蕃互市牙郎，由于通晓东北多种民族语言，负责边地各族贸易。接着，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手下任捉生将、偏将、衙前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736）任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开元二十八年（740）任平卢军兵马使。次年所任职的具体情况，上段刚刚提到。天宝元年（742）分平卢别为节度，他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744），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七载（748），由柳城县开国伯晋爵为柳城郡开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并赐铁券赦免死罪。天宝九载（750），晋爵为东平郡王。次年，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当时全国共设九个节度使职务，他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天宝十三载（754），加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

　　安禄山和奚、契丹打过的大仗，见于记载的只有两次，都失败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奚、契丹初叛，他奉命讨叛，恃勇轻进，损失惨重。唐玄宗认为他"勇而无谋，遂至失利，衣甲资寇，挫我军威"，鉴于他也有勇斗诛杀之功，而寇戎未灭，欲收其后效，故而"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张曲江集》卷9，《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天宝十载（751），他发兵六万讨契丹，被杀伤略尽，自己也差点丧命。次年又发兵二十万打契丹，因内部矛盾，不进而班师。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卓越。

　　史书记有他以奸诈手段诱杀奚、契丹事。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他"常诱熟蕃奚、契丹，因会，酒中实毒，鸩杀之，动数十人，斩大首领，函以献捷"。《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说："前后十馀度欺诱契丹宴设，酒中著莨宕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则说用这种办法"先后杀数千人"。《资治通鉴》卷216竟说成"动数千人"。愈是后出的说法，人数次数都愈多，无疑含有不实的成分。廓清这些成分，现在已有困难，但至少这一情节的严重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其一，一般地说，对于同样的事情，上当受骗不过两三次，为什么奚、契丹经常上当而不觉悟？其二，武则天时，营州都督不赈济契丹饥民，不尊重其酋长，契丹就杀他而叛，占领营州，一直打到今河北境内。既然安禄山打不过奚、契丹，奚、契丹为什么不对他的奸诈诱杀罪行进行报复？其三，民族间的仇隙短期内根本无法弥合，为什么安禄山军队中有奚、契丹壮士八千余人和契丹族将领孙孝哲等，都乐于为他卖命？因此，关于安禄山以奸诈手段诱杀奚、契丹的说法，无疑是由于他后来发动叛乱，名声极坏，而众恶归焉所致。

　　史书上也有几次安禄山献俘的记载。这应该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打胜仗所致，张九龄《贺奚、契丹并自离贰廓清有期状》即说"安禄山复有杀获"。（《张曲江集》卷14）此类情况当不少，从其立功部将的经历可以推知。例如：李忠臣"事幽州节度……安禄山"，"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田承嗣任"安禄山前锋兵马使，累俘斩奚、契丹功，补左清道府率，迁武卫将军"。（《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其二是安禄山执行怀柔、羁縻政策的结果，将纳款归附者冒充战俘送至内地。即使古代民族间缺乏真正平等的关系，免不了打仗，也不会年年打、月月打，民族间的友好总还是日常性的活动。《安禄山事迹》卷中指出：安禄山对诸蕃"潜行恩惠"，"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蕃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待，锡（赐）以衣资，赏之妻妾"。他对于蕃人，"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这是在他叛乱后揭发他招降纳叛、收买人心，却曲折地反映出他作为节度使，代表唐朝廷在东北安辑、抚慰各族人民、特别是契丹人民的一面。同书卷上载玄宗封他为柳城郡公，下诏表扬他为"万里长城，镇清边裔，中权决胜，暗合孙、吴"。"一心之节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内实军资，丰财以润国，外威戎落，稽颡（qǐsàng，磕头）以输诚。"唐玄宗封他为东平郡王，下诏说他"声威振于绝漠，悍御比于长城"；"风尘攸静，边朔底（zhǐ，达到）宁（安定）"。唐玄宗所以破例封他为郡王，推许他为孙武、吴起那样杰出的军事家，把他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活动比作诸葛亮安辑南中蛮族时七擒孟获、攻心为上那样的业绩，理由就在于他承担押两蕃任务后，忠实而全面地执行了唐玄宗的旨意，对奚、契丹镇抚并用，恩威兼施，从而解决了长期使唐玄宗头疼的东北边防问题，既保卫了中原的民族安全，又安辑了奚、契丹人民，对于双方都做出了贡献。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不必因为他最后犯下罪行而加以抹杀。史书已经把这些功绩泯没殆尽，因而这里予以发覆、发微，就更显得必要。

　　这样就涉及一个问题，一位对唐朝国防事业作出贡献的军人，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人说成是阴谋家、野心家，真相如何？《安禄山事迹》卷上说安禄山"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说他"谋逆十馀年"。《资治通鉴》卷217说他"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皇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这些说法不仅年数不一致，而且与其它记载抵牾，于情理也不通。其一，安禄山没有交代材料，别人也没有揭发材料，如果"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只能是他自己隐蔽甚秘的想法，史家言之凿凿，从何而知？其二，如果他在八九年前即制作了百万计的朝服鱼带，难道一点也不会走露风声？既然有大量工匠从事这种僭逆活动，"异志"已经公开，何"阴"之有？再说新建朝廷是否需要百万计高级官员专用的衣袍鱼袋？届时再作，不必远道运往内地更安全、更方便？其三，天宝十四载（755），"[宰相杨]国忠数以事激之，……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馀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资治通鉴》卷217）可见密谋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起兵前三个月才有异常迹象，人们都有觉察。他若谋逆十年，其蛛丝马迹早就会被炒得沸沸扬扬，为什么采访使向唐玄宗汇报他"公直无私"，负责查访他是否造反的宦官对唐玄宗"盛言其忠"，连宰相李林甫也"顺旨""言其美"？（《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其四，他起兵前一年，唐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这和唐后期藩镇节度使例带同平章事头衔那样的使相，实质和性质都不同；但杨国忠反对，说："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他"恨不得宰相，颇怏怏"。（《安禄山事迹》卷中）可见他愿意入朝供职，远离军镇和兵士，阴谋造反的人岂肯这样？可见说他谋反十年，也是众恶归焉的作法所致。倒是唐人杜佑所说"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通典》卷148《兵典·序》），算得上中肯。安禄山虽是个桀骜不驯的武夫，却未必是个老谋深算的野心家，只是在与杨国忠矛盾白热化的时候才决定起兵并发展为叛乱的。

　　杨国忠是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再从兄，由于裙带关系，受到重用，继李林甫之后，久典枢衡。他对于安禄山轻视自己，十分恼火，又看到安禄山执掌重兵，就依靠内援，多次在唐玄宗面前造谣中伤，预言安禄山将要造反，并勾结哥舒翰，共同对付安禄山。安禄山虽然受到唐玄宗的信任，又在唐玄宗对下属搞平衡术的作法下得到同等的保护，但已意识到与杨国忠一伙的力量和地利相比，自己处于劣势，时刻有被杀的可能。天宝十三载（754），他在唐玄宗面前痛哭道："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安禄山事迹》卷中）他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看到唐玄宗亲近杨国忠，很担心对自己不利，随时都有可能被使者宣旨赐死。他从京师回范阳后，"惧朝廷图己，每使者至，称疾不出，严卫然后见"。但照样问候"天子安稳否？"（《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唐玄宗年事已高，一旦驾崩，他会失去靠山，难免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次年，杨国忠加紧了攻势，令门客"求禄山阴事"，指使京兆尹（首都市长）包围安禄山在京师的宅院，逮捕安禄山所亲善的李起等人，令侍御史暗地将他们处死，又将安禄山同伙吉温贬为外官，想"激怒禄山，幸其速反"（《安禄山事迹》卷中），"以取信于帝"。（《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安禄山知道后，上表自理，并奏陈杨国忠罪状二十余事，这是他温和手段的最后一招。双方矛盾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玄宗惧其生变，遂归过于京兆尹李岘以安之。"（《安禄山事迹》卷中）安禄山无疑会认为这是在偏袒杨国忠。他不懂汉文化，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染，因而也不懂得尊卑逆顺道理，在对上级不满时很容易采取贸然行动，于是便"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率领十五万士兵长驱而下。从情理上说，清君侧是他当时起兵的真正目的。杨国忠的党羽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安禄山俘获，安禄山斥责他投靠杨国忠，"斩之以徇"（《资治通鉴》卷217），还说："国忠岂能更久！"（《安禄山事迹》卷中）杨国忠这时十分惊恐，以至于诸杨聚哭，由杨贵妃"以死邀帝"（《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求得唐玄宗的保护。

　　安禄山采取了过火行动，而杨国忠是外戚，内有杨贵妃相助，唐玄宗不再搞平衡术，完全倾向杨国忠一方。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安禄山子安庆宗尚荣义郡主，在京任太仆卿，唐玄宗将他杀掉，以示与安禄山彻底决裂。其二，杨国忠在四川发迹，安禄山起兵后，他以剑南节度使的身份"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潼关失守后，唐玄宗同杨国忠等逃往四川，固然有山川形势、物产资源等原因，但也表明他对杨国忠的老窝毫无戒心。诸杨在马嵬驿被士兵杀掉，唐玄宗不曾主动指使，事后也不怕落入杨国忠的势力圈中，仍然逃往四川。当安禄山得知其子被杀后，大哭道："我有何罪，已杀我儿。"（《旧唐书》卷187下《张介然传》）如果他起兵不是清君侧，而是为了推翻唐玄宗，自己称帝，他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无罪。其子被杀后，他知道与唐玄宗已处于无可挽回的对立状态，极度的绝望和仇恨使他将清君侧的目标扩大为全面叛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