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阴经》是唐中叶李筌所著的一部兵书，全称是《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今日容易见到的是两个清朝版本：先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出版，编入第726册；后是《守山阁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入《丛书集成初编》，1935年开始影印出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编为第943、944册。《四库全书》本只有八卷，《提要》说李筌"里籍未详，惟《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传》曰：'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入山访道，不知所终'"；又说《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为十卷。《守山阁丛书》本正好十卷，同《四库全书》本相比，多出李筌的《太白阴经序》、《进太白阴经表》以及阵图等等内容，错字较少，句子完整，大体通顺可读。《进太白阴经表》称："臣筌少室书生，才非武职，敢越樽俎，辄述兵书，……凡一百篇，勒成十卷。……言无文饰，理探玄微。十载修成，四方兵起，识者以为济时之用。"篇末署："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据此可知李筌曾在河南嵩山少室山隐居读书，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完成《太白阴经》一书，四年后安史之乱爆发，遂于乾元二年（759）上表唐肃宗，希望该书能对平定叛乱派上用场。《太白阴经序》称："承帝命，欲备清览，敢昧死以进。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候臣李筌撰。"（《太白阴经》卷首）永泰是唐代宗的年号，只有两年（765-766），没有永泰四年，此前唐肃宗的至德、乾元、上元和唐代宗的宝应、广德等年号，都没有四年，李筌应该不会弄错，只能是传抄者弄错。看来在全国乱糟糟的形势下，唐肃宗没有重视他这本书，并且弄丢了；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宗了解到这个信息，才责成他再次呈上。李筌在《表》和《序》中对自己仕宦履历的交代，补充了《四库提要》的不足。

　　《太白阴经》吸收并演绎了前人的一些说法，但自己的说法仍占主导地位。该书论军事，不仅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人才、庙谋、战略、奖惩、纪律等等宏观方面予以分析评论，而且从战阵、战术、技巧、军器、战马、设备、医疗、娱乐、食宿、军仪等等细节方面加以具体述说，旁及祭祀等迷信活动，因而内容庞杂，甚至矛盾抵牾。这里依据《守山阁丛书》本，对李筌军事思想的几个重要侧面予以介绍评析。

　　一、 道德仁义、奇谋诡道同战争的关系

　　关于道德仁义、奇谋诡道同战争的关系，李筌的见解是矛盾抵牾的。在原则上，他认为道德仁义是战争的最高境界，统治者奉行道德仁义，就可以无往不胜，造福百姓，天下归心；不奉行道德仁义，仅仅凭借兵强马壮，运用奇谋诡道，即使称王称霸，也不能赢得人心，长期奏效。他在很多篇章中申说这个看法。《主有道德篇》把历史分作每况愈下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时期，"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天下无所归其功；五帝则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让其功"。第二个阶段是奉行仁义的夏、商、西周时期，"道德废，王者出，而尚仁义"。第三个阶段是推崇智谋的春秋时期，"仁义废，伯（霸）者出，而尚智力"。第四个阶段是凭借强势运用诡术的战国时期，"智力废，战国出，而尚谲诈"。四个阶段，崇尚不同，军事后果亦不同，"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他看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最终下场，主张奉行道德仁义，"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太白阴经》卷1）《善师篇》又说："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太白阴经》卷2）《贵和篇》又说："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战（原作'见'，据四库本校改）胜易，和胜难。……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白阴经》卷2）李筌的这些说法用意是良好的，但实际上很难贯彻。他对历史阶段的划分违背了进化的原则，对远古时期作了理想化的想象。"三皇五帝"时期的军事和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实际上并不清楚。假如那个时代十全十美，为什么这种状况不延续下来？难道是由那些不喜欢道德仁义的人人为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道德是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变化其内容，战争有所谓"武德"的问题，也有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问题，为着正义战争的所作所为应该有恰当的道德评判。《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记载宋楚泓（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之战，宋襄公对付楚军，不是利用有利时机，而是突出仁义原则，主张"不鼓不成列"（楚军渡泓水，尚未排成行列，宋襄公庶兄子鱼任司马，建议出击，宋襄公认为不仁义，予以拒绝），"不重伤，不禽二毛"（不再杀伤已经负伤的敌兵，不擒获头发斑白的年老敌兵），结果宋军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次年身亡。这种"宋襄之仁"一直受到人们的嘲笑，可见迂腐的道德论不适应战争的需要。

　　同时，李筌以相当的篇幅论述奇谋诡道对于克敌制胜的巨大作用，这是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因而著为书籍，"其奇谋诡道，论心术则流于残忍，以为不如此则兵不振"（《太白阴经》卷首《太白阴经序》），并将著作命名为《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书名的含义是什么？他在《进太白阴经表》中解释说："《太白阴经》者，记行师用兵之事也。""太白主兵，为大将军，阴主杀伐，故用兵而法焉。"（《太白阴经》卷首）在《太白金星占》中又说："太白，一名长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太白主兵马，为大将军，为威势，为割断，为杀伐。"（《太白阴经》卷8）另外，"阴"相对于"阳"而言，指隐秘的东西。因此，所谓《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也就是《克敌制胜的奇谋诡道》或《兵家秘典》。

　　奇谋诡道有多种。李筌在《国有富强篇》中笼统地说："兵不法谋不足以成其强。……国愚则智可以强国，国智则力可以强人。用智者可以强于内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内而强于外。"（《太白阴经》卷1）在《沉谋篇》中，他又说："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湛然若玄元（玄元即道）之无象，渊然若沧海之不测。……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方寸之心，能易成败。"（《太白阴经》卷2）在《术有阴阳篇》中，他揭示出辅助战争整垮敌国的系统计谋："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觋，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庾。遗之美好，使荧其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恣，贤臣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爱而与官，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赦罪，怒则肆杀。法居而自顺，令出而不行。信蓍龟卜筮、鬼神祷祠，谗佞奇技行于门户。其所谓是者皆非，非者皆是。离君臣之际，塞忠谠之路。然后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行，人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城可拔，其众可溃。"（《太白阴经》卷1）这些阴谋诡计当然不能划归到仁义道德的范畴中，但属于政治家军事家的韬略计策，与战争的成败息息相关，肯定抑或否定，应该根据其所服务的目的加以判定。奇谋诡道是兵书不可或缺的内容，不管李筌如何估价道德仁义和奇谋诡道同战争的关系，他都不得不辟出相当的篇幅介绍这些坏心术的做法。

　　二、 天道、地势同战争的关系

　　关于天道同战争的关系，从主流方面来看，李筌继承了前代兵家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道同战争不相干。《天无阴阳篇》是他阐述这一观点的专文。他说："天圆地方，本乎阴阳"，"万物因阴阳而生之"，"阴阳之于万物有何情哉？""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流金坚土，则知阴阳不能胜败存亡、吉凶善恶明矣"。"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凡天道鬼神，……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这是说天地万物由阴阳生成，但阴阳对于万物却是公正无私的；天道阴阳和战争无关，不能使败者转胜、亡者得存，也不能使凶者化吉、恶者变善。李筌基于这样的看法，进一步认为要想打胜仗，不能指望占卜祭祀和观测天象等迷信手段，只能利用"人谋"，即任用人才，依靠法令，利用赏罚。他引用姜太公的话说："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他列举种种抛弃人谋而依赖天道的现象，认为都是徒劳无益的："无厚德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他引范蠡的话说："天时不作，弗为。"但他把"天时"的概念赋予了唯物主义的内涵："天时为敌国有水旱灾害、虫蝗霜雹荒乱之天时，非孤虚向背之天时也。"（《太白阴经》卷1）所谓"孤虚"，指古人以天干为日，地支为时，占卜推算日时不全，即为孤虚，不利。所谓"向背"，指古人把地势分为正面和背面，以决定利用或废弃。地势虽由天设，但属于地理，李筌有《地无险阻篇》专论地势，这里把向背划归天道一并论述，显得逻辑混乱。李筌关于天道同战争关系的唯物主义见解，在《太白阴经》整本书中并没有彻底贯彻，他甚至辟出比《天无阴阳篇》多出十倍的篇幅介绍和论述各种迷信活动和仪式，举凡对日月星辰的占卜，对神灵山川的祭祀，一应俱全。这未必是他深层次的想法，也许由于想使自己的书成为"战争大全"，遂采取存录求备的态度，把时行的做法和仪式原封不动地记载于书中，以供兵家使用。但他这样做，便不得不使人们对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所占比重大大地打了折扣。

　　关于地势同战争的关系，李筌的说法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地势对战争不起作用。《地无险阻篇》说："地利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他举出一系列凭借险要地势而战败失国的事例，归纳出结论："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太白阴经》卷1）在这里，李筌不是单一地研究地势同战争的关系，而是研究地势和道德对于战争的胜负哪一个更重要，为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对地势的作用否定得过头了。地势是战争的物质条件，是否善于利用地势，对于能否赢得胜利至关重要。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另一方面，李筌不得不吸收《孙子兵法》的说法，充分肯定地势对于战争的作用。在《地势篇》中，他说："善战者，以地强，以势胜。"为了说明善战者应该如何利用地势，他化用了孙子的话："高丘无向，背丘无迎"（《孙子兵法·军争篇第七》作"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即敌军居高临下，我军不必仰攻，敌军背靠高丘，我军不必迎战。他完全赞同孙子关于"九地"的划分和对待，于是改写原文，录入《地势篇》中。所谓九地，指的是："诸侯自战于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轻地。彼此皆利，名曰争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属诸侯之国，名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泽险阻，名曰圮（pǐ，曹操注《孙子》曰：'少固也'）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击吾众，名曰围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名曰死地。"对于九地，要有不同的战略："散地无战，轻地无留，争地无攻，交地无绝，衢地无合，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总之，"凡地之势，三军之权"，即在战争中正确合理地利用地势，其作用就像秤锤称物一样重要。（《太白阴经》卷2）在《作战篇》中，李筌再次谈到地势对于战争的作用："夫战者，左川泽，右丘陵，背高向下，处生击死：此平地之战人也。逼敌无近于水，彼知不免，致死拒我。……令其半济而击之，前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敌逆水而来，迎之于水内：此水上之战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险狭，与敌相遇，我则金鼓蔽山，旗帜依林，登高远斥，出没人马：此山谷之战人也。势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陆者，战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太白阴经》卷2）这表明李筌在主流方面，充分肯定地势对于战争结局具有相当的作用。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对他不厌其烦地写下《筑城篇》、《凿濠篇》、《弩台篇》、《烽燧台篇》、《马铺土河篇》、《游奕地听篇》、《乡导篇》、《井泉篇》（《太白阴经》卷5）等等专文，以重视营建和利用地势，才会有合乎逻辑的解释。

　　三、 人同战争的关系

　　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没有现代远程武器和高科技条件，不仅谋划、指挥、侦探、出使、军器制作、物资供应、战马喂养、人畜医疗等事需由人做，而且士兵要与敌人短兵相接，将士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因而战争对人的依赖非常强。

　　李筌探讨了各种人同战争的关系。

　　就中枢政局来说，庙算需要杰出人才居中谋划。在《贤有遇时篇》中，他列举很多例子，说明为了战争的需要，应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如说伊尹是陪嫁奴隶，干着烹饪杂活，"汤得之于鼎饪之间"，用为辅弼，于是灭掉夏朝；姜子牙是卑微的屠夫和酒保，"周得之于垂纶（渭水垂钓）之下"，用为辅弼，于是灭掉商朝。总之，"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太白阴经》卷1）在《将有智谋篇》中，他又说："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太白阴经》卷1）就各级各类将领来说，他在《将军篇》、《阵将篇》、《队将篇》、《马将篇》（《太白阴经》卷3）中，逐一提出选用的标准，或是"通才"，或是某一方面的"偏才"。（《太白阴经》卷2《鉴才篇》）

　　就士兵来说，有各种各类的人才，李筌认为应该区别对待，用其所长，"各尽其才"，否则难以取胜。在《选士篇》中，他指出："统六军之众，将百万之师，而无选锋，浑而杂用，则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奋其敢，力者无所著其壮，无异独行中原，亦何所取于胜负哉？"他把士兵中的人才分作"十士"，主张悬赏选拔，充分使用。其一，"计谋使智能之士"，即"深沉谋虑出人之表者"。其二，"谈说使辩说之士"，即"辞纵理横，飞箝捭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其三，"离亲间疏使间谍之士"，即"得敌国君臣问间请谒之情性者"。其四，"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即"知山川、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其五，"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即"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诡谲者"。其六，"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即"引五石之弓，矢贯重札，戈矛剑戟，便于利用，陆搏犀兕，水攫鼋鼍，佻身捕虏，搴旗摭鼓者"。其七，"掩袭侵略使趫（qiáo，原作蹻，据四库本校改）捷之士"，即"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无行迹者"。其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即"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其九，"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即"力负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至少"四百二十斤"者（原作二百四十斤，据四库本校改，《通典》卷148《兵典一·搜才》有云："负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可证）。其十，"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即"步五行（金木水火土），运三式（应作栻[shì]，占卜工具），多言天道阴阳诡谲者"。（《太白阴经》卷2）士兵是否愿意为将帅拼死卖命，取决于将帅是否善待士兵和运用刑赏。在《子卒篇》中，李筌说："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上施厚则人报之亦厚。"他引用孙子的说法："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处处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士兵必然感动，甘愿"冒锋镝，突千刃"，"思欲致命而报之于将也"。（《太白阴经》卷2）在《人无勇怯篇》中，李筌指出人在作战时是勇敢还是胆怯，关键在于军队行使刑赏以驾驭人。"勇怯在谋，……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太白阴经》卷1）因此，一方面，李筌在《励士篇》中主张对士兵正面激励："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太白阴经》卷2）；另一方面，他在《刑赏篇》中主张公正行使刑赏："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国之柄。……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一罪而千万人慎。赏无私功，刑无私罪。"（《太白阴经》卷2）为了严明军令，他在《誓众军令篇》中公布出种种斩首的罪行，"有犯命者，命军正准令按理而后行刑，使六军知禁而不敢违也"。（《太白阴经》卷3）

　　以上是就内部人士而言的。战争中还存在如何利用敌方人士为我服务的问题。在《行人篇》中，李筌指出："将能收敌国之人而任之，以索其情，战何患乎弗克？故曰：罗其英，敌国倾；罗其雄，敌国空。"对于敌我双方的行人（使者），要充分利用，为战争服务。敌国潜入我方的行人"来观衅于我，我高其爵，重其禄，察其辞，覆其事，实则任之，虚则诛之，任之以乡导"；至于我方潜入敌方的行人，"观敌国之君臣左右执事孰贤孰愚，中外近人孰贪孰廉，舍人、谒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随之，可就吾事"。（《太白阴经》卷2）

　　李筌关于人同战争关系的说法，其中有一些已由前代兵家作过论述，但经过他阐释、发挥、补充，理论更加丰富、完整、细密、深刻，具有相当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这就把战争人才理论、战争人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推到了一个高峰。

　　李筌的《太白阴经》在军事学领域享有崇高地位，唐人杜佑吸收其中说法，写入《通典·兵典》中，明人茅元仪《武备志》加以引用，清人钱曾推崇为"军事之要典"。《太白阴经》成书时，唐朝立国已经130多年，承平日久，弃武崇文，蔚然成风，李筌以一介书生的身份撰写兵书，倒是一件值得我们深入玩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