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窦建德所建夏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的说法不能成立。夏政权是由隋朝官员着手操办，按照隋朝封建政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经济方面，夏政权劝课农桑，依然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政治方面，夏政权设立同隋朝一样的职官、法律等典章制度；吸收大批隋朝官员，把持各级要职；公开打出拥隋的旗帜，为业已覆灭的隋王朝报仇雪恨；同唐朝封建政权一样和突厥结为联盟。窦建德死后，其同伙继续叛乱，基本力量是豪强地主。因此，夏政权是封建主义的政权，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具备另外的性质。

　　隋末唐初，群雄逐鹿，窦建德领导着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从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起事，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失败，历时十年之久。它不仅在广袤的河朔地区纵横捭阖，叱咤风云，而且还建立了政权，与隋唐封建王朝次第并存达四年之久，成为历史书籍不得不提及的一桩大事。关于这个政权的性质，流行说法认为是"农民革命政权"。（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第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然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史实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农民政权的说法站不住脚。

　　一

　　隋恭帝义宁元年（617）正月，窦建德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筑坛场，自称长乐王，改元丁丑，署置官吏，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后来更号夏王，定都乐寿，又迁都洺州（今河北永年县），"备百官，准开皇故事"（《新唐书》卷85《窦建德传》），称夏国。可见，夏政权是把隋文帝开皇时期的封建政权模式奉为自己的蓝本的。

　　当时有的武装力量"得隋官及山东士人皆杀之"，窦建德不然，"每获士人，必加恩遇"。（《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夏政权成立伊始，就把俘获招纳的一批隋官员吸收为自己政权的成员。例如：隋的景城户曹张玄素被署置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后置为黄门侍郎；隋的河间郡丞王琮被署为瀛州刺史；隋的饶阳县长宋正本被"引为上客，与参谋议"（《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后署为纳言；隋的景城丞孔德绍被署为内史侍郎；隋的冀州刺史麴棱被署为内史令；隋的信都郡司功书佐刘斌被署为中书舍人。到了破灭宇文化及以后，"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选事，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自馀随才授职，委以政事"。（《资治通鉴》卷188）窦建德"事无节文，矩为之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宪章颇备，建德大悦，每咨访焉"。（《旧唐书》卷63《裴矩传》）夏政权官制的裁定、法律和典章制度的设置及官吏的遴选，皆由隋的黄门侍郎裴矩一人包揽，裴矩也就成了夏政权的开国元老。大量的隋官员渗入夏政权内部，把持了各级要职，掌握了夏政权的命脉。可见从职官名称到组织结构，夏政权和隋王朝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把按照隋朝开皇故事建立起来的夏政权看作隋政权的袖珍版、修订版，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一定的上层建筑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夏政权要想维持下去，不能没有自己的经济。关于夏的经济情况，史乘极少记载。《资治通鉴》卷188说窦建德在统治区内"劝课农桑"，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生产方式不是可以由人们随意选择的，人们怎么可以在封建主义的社会条件下采取封建主义以外的生产方式呢？马克思的一段话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那么，窦建德要想维持政权，就必须像封建社会任何时期的统治者那样，致力于"劝课农桑"，这样，既存在一个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也存在一个获取税收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课税一律是力役、实物并征的封建方式，夏政权不可能例外。当然，课税在程度上有多寡急缓的差别，政治局面会随之而出现窳败或清明的状况。但政治状况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当时经济基础的性质。不能在因其窳败而目之为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同时，就因彼清明而目之为农民革命政权下的生产关系。夏政权"劝课农桑"后，生产发展了，民众生活可能会相应改善，但在群雄逐鹿、战争频仍的社会环境里，民众的生计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社会秩序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所谓"境内无盗，商旅野宿"（《旧唐书》卷63《裴矩传》），不过是溢美之辞，不足凭信。

　　在封建社会里，在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农民群体对经济的要求，只能产生一些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要求均田均产，这是农民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历史现象。在窦建德的时代，他是连这一点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要求都不曾提出过的。

　　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应该看它的生产关系。夏政权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因而不是农民革命政权，而是同封建主义的隋唐王朝一样的封建政权。

　　二

　　现在再考察夏政权的一些重大活动，来看它的政权性质。

　　夏政权是在隋王朝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的情况下建立的。它一建立，就公开打出一面拥隋的旗帜，成为与李渊、王世充等武装势力角逐的一支重要力量。

　　义宁二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扬州被部下宇文化及杀死，消息传来，窦建德为之泣下。后来，宇文化及北上，在魏县僭称皇帝。窦建德宣称："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雠也。"他于是领兵讨伐宇文化及，连战连捷，攻下宇文化及所据守的聊城。入城后，他先拜见隋炀帝的遗孀萧皇后，与语称臣，身着素服，为隋炀帝大哭尽哀；然后，"悉收弑炀帝元谋者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对而斩之，枭首辕门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载以槛车，至大陆县斩之"。（《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不难看出，作为夏政权领袖的窦建德，其是非爱憎是以隋政权的旧秩序为标准的。他自认对隋的隶属关系，杀鸡给猴看，整饬纲纪，为隋王朝报仇雪恨，正表明他的重大活动的目的在于维护旧秩序。

　　王世充是打着隋炀帝孙子越王侗的旗号以洛阳为据点的割据势力的头目。窦建德与他结好，遣使朝越王侗。越王侗被王世充废黜后，隋政权便从形式上表明已彻底被推翻。窦建德立即与王世充断绝关系，把自己的地位由"与语称臣"的夏王，提高到"出警入跸，下书言诏"（《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的天子级别。他给隋炀帝追加谥号为"闵帝"，封炀帝的孙子杨政道为郧公，以表示夏政权是隋朝的延续和合适的继承者。在这一点上，唐高祖李渊的作法比窦建德高明。唐高祖登极之前，玩弄过一套套花招。他进入隋京师长安，率百僚，备法驾，尊隋炀帝孙子代王侑为皇帝，遥尊身处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废除炀帝年号大业，改元义宁。虽然唐高祖窥鼎之志昭然若揭，却做得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因而能通过掌上之物义宁帝，从礼仪的正当途径，取得"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录万机"（《旧唐书》卷1《高祖纪》）的合法权力，进而经营自己的政权建设。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义宁帝就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演出了一场禅让滑稽剧，唐高祖正式即皇帝位。唐高祖的作法仅仅是策略，不过是利用隋的名义为自己服务，使隋唐两个政权的嬗替不至于太突然，以便顺顺当当地被社会接受。唐高祖接替隋政权后建立了封建主义的唐王朝，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窦建德接替隋政权后，难道能建立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吗？何况窦建德对于隋的封建主义的肯定是远远超过唐高祖的。隋炀帝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成为独夫民贼。对他来说，"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隋书》卷4《炀帝纪下》）老于世故的唐高祖把他尊为太上皇，年号改为"义宁"，就否定并取缔了他的政治地位，表示此举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义举，要以安定社会、救民倒悬为务，因而容易收到稳定情绪和众望所归的社会效果。而窦建德却在隋炀帝死后痛哭流涕，治丧致哀，追谥为闵帝以寄托对他的同情，那就看不出有什么否定的意思了，反而证明窦建德拥护的封建主义，是不加选择地包括着封建主义中最黑暗、最反动、最残酷的内容的。

　　窦建德对隋的旧官吏表示什么态度，完全以他们对隋的态度为依据。隋的河间郡丞王琮同窦建德武装对抗一年多，得知隋炀帝遇弑，遂投降窦建德。窦建德的部属说："琮拒我久，杀伤甚众，计穷方出，今请烹之。"窦建德答道："此义士也！方加擢用，以励事君者，安可杀之？……何得害忠良乎？"（《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宇文化及僭号后，任命隋的大理卿郑善果为民部尚书。郑善果被窦建德俘获，窦建德因他曾为弑君贼效力，就十分鄙薄他，不加礼遇。同样是隋朝旧官属，同样为窦建德掳获，同样处在窦建德需要网罗士人的时候，王琮和郑善果却得到不同的对待，窦建德的取舍完全是以这两种人的气节这样的封建主义标准为依据的。窦建德当时不杀王琮，在策略上是正确的，但把王琮评价为"义士"、"忠良"，那就反映了其是非观念是建立在拥隋的封建主义立场上的。这一点从另外一件事也得到反映。滑州刺史王轨被家奴杀掉，该奴携带主人的首级投奔窦建德。窦建德说："奴杀主为大逆，我何可纳之！"（《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于是立即将该奴处死，把王轨的首级送还滑州。对于自己风雨同舟的弟兄们，窦建德表示的态度却十分强硬，宣称："先与王琮有隙者，今敢动摇，罪三族。"（《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明明是王琮对于窦建德部属多所杀伤，是敌我双方的对立和仇恨，窦建德却解释为"有隙"，是私人间的矛盾和恩怨，并且以"罪三族"相威胁，爱憎是何等分明！

　　和李渊、刘武周、梁师都等封建势力一样，窦建德也同北方的突厥政权结成联盟。这个联盟的结成是以突厥和隋王朝的联姻作为媒介的。隋的义成公主先嫁突厥，当他们遣使迎萧皇后时，"建德勒兵千馀骑送之入蕃，又传化及首以献公主"（《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以自己的战绩换取义成公主和突厥的首肯、信赖和支持。这些行为不正反映出夏政权性质的封建主义色彩吗？

　　窦建德后来又主动改变了夏郑（王世充）交恶的状况，在唐军攻打王世充时，与那位被李世民指责为"衅毒三川，腥闻四国"（《全唐文》卷10，李世民《报窦建德书》）的王世充结成反唐的神圣同盟。夏郑之间化干戈为玉帛，沆瀣一气，没有共同的封建主义基础，又怎么成为可能呢？

　　窦建德的起事客观上为促使隋政权的瓦解，推动历史前进，起过一些作用。但就其活动的主要方面来说，是出现在隋祚已移、唐朝初建的时候。夏政权既已打出了一面拥隋的旗帜，和唐朝割据并存而分庭抗礼，那么，与其说窦建德是反隋起义的农民领袖，不如说他是隋王朝的遗民，与其说他建立的夏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不如说它是一度萌动过统一天下的意念而不果，并与唐、郑成"鼎足相持之势"（《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的开明地方封建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史把彼此之间的角逐称为群雄逐鹿，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窦建德作为夏政权的领导人，其历史功绩倒是应该从社会后果方面去寻找。夏政权在河朔地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整顿社会治安，"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定霸一朝，拓疆千里"。（《全唐文》卷744，殷侔《窦建德碑》）这就在隋末天下四分五裂的状况中打出了一个地区性统一的局面，为大一统的唐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唐朝擒获了作为夏政权礼仪象征的窦建德以后，就轻而易举地将河朔地区和盘拿来，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以至于使强悍蛮勇的刘黑闼的叛乱告以失败。窦建德的这个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这个社会后果并不是窦建德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他为了抗拒唐朝统一天下的大业，长保割据分裂状况，就决定支援王世充，带兵南下，在荥阳同唐军作战。就擒时，他股栗而言："今若不来，恐劳远取"（《旧唐书》卷2《太宗纪》），不过是一句解嘲的话。

　　三

　　窦建德就擒后不久就被唐政权杀害了。这时是武德四年（621），天下逐渐趋于平定。窦建德的部属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人商议"起兵报雠"。（《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他们先找了窦建德故将刘雅，刘雅辞以"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被他们杀掉。原窦建德的汉东公刘黑闼，正在家乡过着农耕生活，被他们拥戴出面组织反叛行动。刘黑闼一起兵，"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应之"，"洺州土豪翻城应黑闼"（《资治通鉴》卷189），"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资治通鉴》卷190）可见刘黑闼队伍的阶级成分多是豪强地主。这次起事和窦建德的起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夏政权的性质就更清楚了。刘黑闼的起事在唐统治集团内部引起连锁反应。正当唐高祖的几个儿子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时，有人向太子李建成建议，出面讨伐刘黑闼，"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旧唐书》卷64《李建成传》），以对抗秦王李世民。窦建德的部下程名振、张玄素、裴矩、虞世南、欧阳询等人降唐后，也都受到礼遇，委任官职。这都表明，对于窦建德、刘黑闼手下的人物，唐朝方面从不认为是另一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政权和体系下的人物，因而不须加以任何改造，即可直接吸收到自己的封建政权中来。若不是这两个政权的性质有共同之处和相通之处，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

　　古代文献确实记载过窦建德个人的一些美德，什么"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什么"听谏有道"，"宽容御众"（《全唐文》卷744，殷侔《窦建德碑》）等等，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道德是社会意识，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是属于第二性的。应该从第一性的社会存在出发，来考察社会意识。不应该根据这些观念的东西，来抽象地分析个人的功过是非。更不应该根据个人的私德和小节，来断定他所领导的政权的性质。

　　总之，窦建德的夏政权是封建主义的政权，是当时封建主义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不可能超越社会条件具备另外的性质，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事情。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1981年5月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