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洛阳与隋唐政治

隋唐历史文化 作者:郭绍林 著


  摘要:隋唐帝室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以长安为京师,同时把洛阳营建成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屏障、拱卫和援助长安。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到国家统一分裂的前途命运。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兴亡的征候和民众安乐忧患的缩影。

  隋唐两代以长安为京师,洛阳为东都。当时为什么要并立两都,洛阳对于隋唐政权的兴衰更替有何影响,它自身的盛衰与世事、政治的关系如何,本文对此一并进行考察。

  一

  隋唐帝室出身于西魏、北周以来形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长安为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之根据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他们以长安为京师,是关中本位政策的核心内容。隋统一天下之前,江南有陈统治的半壁河山,北方有北周、北齐的对峙。北周灭掉东面的北齐后,以洛阳为东京,加强对新区的统治。后来,外戚杨坚辅佐幼主周静帝,周祚将移的命运为一些人看到,相州(治今河北省临漳县)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山东、湖北起而响应。在镇压反叛的过程中,杨坚以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领北齐故地。581年,杨坚代周建隋,是为隋文帝。他虽以长安为京师,也考虑到建都洛阳的事,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及时解决,曾派太子杨勇镇守洛阳。604年,炀帝继位,立即下诏营建东京,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隋书》卷3《炀帝纪上》)可见炀帝不过是完成其父的愿望而已。

  炀帝通过夺宗而当上太子,进而当上皇帝,这引起其弟杨谅的不满。杨谅是汉王、并州(治今山西省太原市)总管,统辖着崤山以东黄河以北52州土地。炀帝继位后,他立即在太原发动叛乱。在平叛过程中,炀帝看到"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而长安在关中,鞭长莫及,即所谓"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特别是589年平陈后,中国复归于统一,"南服遐远,东夏殷大"(《隋书》卷3《炀帝纪上》),长安作为唯一的都城,已难以适应形势所需。于是,炀帝决意立即营建东京。可见,营建东京,是为了在长安作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的情况下,把洛阳建设成为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来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山东,又称关东、东夏,指河南陕县崤山和灵宝市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其南北包含中央统治力量所能达到的最远地带。

  对于洛阳的这一重大作用,炀帝虽有清醒的认识,却未能充分利用。他在位13年,在洛阳累计四年多,在长安竟不满一年,其余时间或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或到各地巡幸。隋政权的覆灭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但覆灭之速,则不能不说是他这种舍本逐末的作法所致。

  二

  洛阳对于长安政权的利害关系,很快就在隋唐政权更替的过程中显露出来。613年,炀帝在辽东主持战事,正在黎阳仓(在今河南省浚县)督运军粮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乘机起兵反隋。谋主李密为他筹划战略方针,认为拥兵北上,截断炀帝归路,炀帝粮尽,兵众自会投降,可不战而擒,这是上计;直入长安,炀帝虽还,失去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这是中计;"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但杨玄感认为这个下计才是上策,因为"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旧唐书》卷53《李密传》)二人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东都的重要性。李密看到东都防守严密,不易攻克;杨玄感看到东都的政治地位,拿不下东都,便谈不上号令天下。杨玄感率领精锐部队攻取东都,因东都将士尽力据守,无法攻克。这时长安派兵四万援助东都,其它地方的援军也先后赶到。东都兵士在援军的配合下,给杨玄感以沉重的打击。他尽管拥兵十万,在东都附近却站不住脚,企图入关,侥幸取胜。但东西二都互为掎角,连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他进入这道防线后,腹背受敌,节节败退,终于陷入困境而丧生。从这里可以看出东都对于长安政权的巨大支持作用。

  后来,李密拥兵百万,和东都势力展开长期的拉锯战,虽占领了周围的几个大粮仓,给洛阳以一定的威慑,但是,即使在洛阳严重缺食的情况下,也未能攻克。617年,关中隋兵又增援东都。有人建议李密分兵留守粮仓,亲率精锐,西取长安。李密辞以部下都是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而入?"这时,东至海岱,南达江淮,各郡县都表示归顺李密。很多支农民军和割据势力的首领,都表示拥戴他登基,他的部下也劝他称帝,他辞以"东都未平,不可议此"。(《旧唐书》卷53《李密传》)他这时已经修正了几年前对杨玄感所建计谋的观点,看到了洛阳在战略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能占领洛阳,就谈不上威胁长安,更谈不上夺取全国政权。

  炀帝僻居江都,李密和隋军相互牵制在洛阳一带,各地群雄竞起逐鹿。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在太原起兵,兵锋直指长安。如何利用李密的处境,作为自己的缓冲,腾出手来改朝换代,是李渊亟待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恰好这时李密在幻想自为盟主,同意与李渊联合。李渊看到李密落入自己的圈套中,高兴之极,知道趁机利用李密牵制东都兵力,东都兵力便不可能与长安隋军应合,利用李密扼守成皋(在今河南省荥阳市)险要地势,江都信使便被阻绝,自己"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617年,李渊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安,次年建立了唐朝。李密与东都王世充屡战不利,有人建议他投唐,理由是:"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旧唐书》卷53《李密传》)可见李密与东都势力的周旋,使东都对于长安隋政权的屏障、拱卫和援助作用得不到发挥,对于隋唐政权的更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朝建立后,立即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620年,唐高祖李渊派次子秦王李世民讨伐郑国王世充。王世充想利用洛阳的地位维持分裂局面,对李世民说:"隋末丧乱,天下分崩,长安、洛阳,各有分地,世充唯愿自守,不敢西侵。""王乃盛相侵轶,远入吾地,……未见其可。"李世民义正词严地申明了统一立场,说:"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执迷,独阻声教。东都士庶,亟请王师,关中义勇,感恩致力,至尊重违众愿,有斯吊伐。"(《旧唐书》卷54《王世充传》)唐军攻下一些城镇,河南州县相继降附。但洛阳守御甚严,李世民昼夜攻城,不能占领。将士思归,高祖也命令班师。李世民派人向高祖汇报说:王世充据守洛阳孤城,"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资治通鉴》卷188)可见,洛阳一城关系着唐政权的命运和天下的安危。这时,河北夏政权窦建德和王世充改善关系,派兵救郑,以便"常保三分之势"。(《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621年,李世民擒获了窦建德,王世充率众投降。以洛阳的收复为转机,分裂危机被解除。李世民进入洛阳城,见隋建宫殿奢侈,竟然带着新政权幼稚的冲动心理,"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资治通鉴》卷189)看样子,想抛弃这个东方政治堡垒,以消除分裂隐患。但洛阳的传统地位,迫使唐室不得不加以重视。对唐室忠心耿耿的屈突通,在平定王世充的战斗中立有头等功,因而拜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洛阳。李世民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住在长安。洛阳对于长安的从属地位进一步肯定,二者之间地位的差距又拉大了。

  三

  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逐步结束,高祖三子间争权夺利的争斗日趋激烈。626年,太子李建成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企图置秦王李世民于死地。李世民处于劣势,"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就派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千余名兵士赴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资治通鉴》卷191)高祖鉴于三子同在长安,必有争斗,对李世民说:"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李世民将行时,李建成、李元吉认为:"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他们令人上封事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悦,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高祖这才改变了主意。这场斗争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但李建成、李元吉出于自私心理,却避免了一次分裂和内战,还是应当肯定的。这也可以看出,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到国家统一与分裂的前途命运。

  630年,太宗李世民登基已四年,下诏重建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以当初撤毁宫殿事为据,谏阻道:"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认为太宗此举是"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甚于炀帝",会和桀、纣"同归于乱"。这一恫吓使太宗暂时收敛,表示若到洛阳,"露坐亦复何苦!"以敢于和善于谏诤著称的魏徵称赞张玄素此举"有回天之力"。(《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太宗这次肯定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则魏徵不至于如此推许张玄素。次年,太宗又命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谏阻道:"乱离甫尔,百姓凋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资治通鉴》卷193)但太宗终究还是命人修成了洛阳宫。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批评"修洛阳宫,劳人"。太宗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乃可其意邪"!甚至要追究其"谤讪之罪"。(《资治通鉴》卷194)太宗从谏如流,在帝王中最为突出,偏偏在修洛阳宫一事上,再三听不进不同意见,反映出洛阳问题非同一般,而官员们尚未窥见太宗的心曲。这一方面在于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又当过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对山东人不放心,"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须经营一个据点,来控制东方。另一方面,太宗认为"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后来,胡交《修洛阳宫记》也说:"洛阳实处天下之中。"换言之,洛阳是全国的几何中心,具有处理四面八方各种事务的方便条件,适宜作为都城。但长安的关中本位根据地的地位不可动摇,因而胡交又说:"定都长安,以隆上京";"肇新东都,作对咸秦"。(《全唐文》卷352)即洛阳起到支持长安的作用。

  太宗在位期间,一共到过洛阳三次(中间外出返回算一次)。他首次幸洛阳,诏令东方各地举荐人才,"给传诣洛阳宫"。(《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二次幸洛阳,诏令次年赴泰山封禅。最后一次则是为了经营辽东。他在洛阳特意召见隋代参加过辽战的郑元璹,还召回负责"先击辽东以观其势"的张俭,张俭"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资治通鉴》卷197)还将运送军粮出问题的韦挺,令人驰传械赴洛阳,加以处分。太宗部署了辽战的军事人选,自己亲统六军,自洛阳北上。可见太宗在利用洛阳控制东方,视察民情,处理各种事务。

  这一点为其子高宗继承。高宗在位33年,七次幸洛阳,累计11年。657年,他首次幸洛阳,就看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直接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加强建设。他在《建东都诏》中说:"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全唐文》卷12)并规定东都所在地洛州,其官员阶品并准长安所在地雍州。这样,洛阳作为都城就制度化、正规化了。675年,他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唐会要》卷30《洛阳宫》)他指示修缮宫殿,搞好东都建设。这时,唐朝同东北方的高丽、百济、新罗,北方的后突厥,西方的吐蕃、西突厥等政权,关系紧张,屡有战争。各方情况都需要尽快上报朝廷,得到处理,洛阳几何中心的作用进一步体现出来。高宗在两京间游弋,主要是利用这个作用,主持战争。他死在洛阳,弥留之际不无遗憾地感叹:天地神灵若能让自己再活一两个月,"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这是因为长安是李唐统治者宗庙、陵寝所在地,具有正统地位和礼仪氛围,高宗首崇长安,想死在老窝,自是人之常情。高宗尸骨将运回长安,陈子昂上疏建议在洛阳安葬,因为"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旧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但未被采纳。这时,洛阳的地位依然从属于长安。

  高宗死后,其皇后武则天执政,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她是山西文水县庶族,不属于关陇集团和关中士族。她企图改朝换代,就必须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选择都城是其中重要一环。684年,她刚临朝称制,就改东都为神都,使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同时,旗色、官名、文字、历法、礼仪等一系列的改动普遍铺开。688年,在神都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虽然照例四时享祀,但已是侨置性质;又立崇先庙享祀武氏祖考。她甚至想把崇先庙立为天子级的七庙,降唐太庙为诸侯级的五庙,因掌管礼仪的官员反对而暂加收敛。690年,她终于改唐为周,当上了大周皇帝。因此,武氏庙改为七庙。次年,改置社稷于神都,纳武氏神主于太庙,而把长安唐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时享祀只有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其余四庙皆关闭,实际上连诸侯级别的待遇也没保住。同时,又迁关中数十万户来充实神都。这样,洛阳成了大周的根据地和唯一的政治中心,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不知不觉地取消了。武则天自从随同高宗到洛阳,长驻洛阳达30年之久,高宗西葬时她都不回长安,只有晚年一度回去两年。她抛弃长安,都于洛阳,无非想要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帝室的回忆和感情,利用洛阳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可见,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

  中宗复辟后,必须否定武则天的一些作法,才能保持李唐政权的色彩。他立即恢复唐国号,社稷、宗庙、陵寝、郊祀、百官、旗帜、服色、文字,都按高宗时制度加以恢复,迁武氏七庙神主于长安崇尊庙,把神都又改为东都。武则天死后,中宗于706年将政治中心迁回长安,不敢再轻易东幸一步。709年,关中灾情严重,粮价暴涨,运关东江淮粮食到长安,牛死十之八九,群臣建议巡幸洛阳。皇后韦氏出身于关中士族,不愿离开老家而东迁。群臣再建议时,中宗发脾气道:"岂有逐粮天子邪!"(《资治通鉴》卷209)这表示李唐皇室首崇长安政策的恢复,和对洛阳地位的矫正、调整,使之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从中宗回长安,经睿宗,到玄宗初年,八年间没有皇帝东幸洛阳的现象。玄宗看到长安和洛阳在创业和守成时期的不同作用,认为:"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全唐文》卷20《幸东都制》)"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全唐文》卷23《幸东都制》)因此,他执政前期恪守定制,多次幸洛。后来,他厌烦巡幸艰苦,任用裴耀卿改革漕运,又在关中地区推行和籴法,解决了因官僚机构膨胀而日益严重的关中经济供应问题,长驻京师有了保障。736年,他由洛阳回长安后,由于"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744年,他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资治通鉴》卷215)玄宗主动放弃洛阳而僻居关中,也就不再观风省俗、维系东方了。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限制,自我孤立。放弃洛阳20年,也就为国家的安定统一局面埋下了隐患。

  755年,安禄山率领15万兵士从幽州(治今北京市)南下讨伐杨国忠,接着发展成为全面叛乱,持续八年之久。如果玄宗不曾放弃巡幸洛阳,按照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当会较快得知叛乱消息,从而部署平叛活动。如果玄宗依然把洛阳作为控制东方的军事堡垒加以经营,也不会让几个不识干戈的文人充当留守官,守着一座缺少兵力的空城,以至于叛军不费力气就占领了洛阳。叛军在洛阳,"杀人如刈,焚庐若薙"。(《全唐文》卷740李庾《东都赋》)接着,安禄山在洛阳即帝位,威逼长安,玄宗仓皇播越四川成都。可见洛阳的失守是长安失守、政权瓦解的先声。肃宗在宁夏灵武登基,主持平叛。为了收复两京,唐请求回纥族援助。回纥两度帮助唐政府收复洛阳。回纥兵进入洛阳后,"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他们"恣行残忍",使得惊魂未定的洛阳士女,登上圣善寺、白马寺的塔阁,以求佛教保佑自己避难。回纥纵火焚烧寺院,"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这些灾难,使洛阳这座繁华的都城化为一片废墟。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诗描写道:"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全唐诗》卷192)李庾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世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全唐文》卷740李庾《东都赋》)也就是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晴雨表。叛乱平定后,唐的版图缩小,国势衰微,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统一和强盛一去不复返。这一切由洛阳的残破体现了出来。

  这时的洛阳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对于皇帝巡幸和驻跸洛阳,以前大臣是主动劝说的,李峤《请车驾还洛表》,苏颋起草的《幸东都制》中所载情况,以及杨齐哲《谏幸西京疏》等等(载《全唐文》卷245、253、260),都反映了这一点;而现在则是极力谏阻。肃宗刚收复两京,即欲幸洛阳,亲征叛军。苏源明连续三次上疏,指出"车驾东幸不便",原因在于:"方今犯王畿者,河洛驿骚;侮侯服者,江湖叛涣";"河南北尽为盗境,淮东江西又见修阻"。(《全唐文》卷373《谏幸东京疏》)763年,吐蕃乘唐廷平叛之机,侵占河陇地区,甚至深入京畿,代宗东避陕州(治今河南省陕县),"欲遂都洛阳"。(《全唐文》卷784穆员《相国义阳郡王李公[抱真]墓志铭》)郭子仪、李抱真等人都表示反对。郭子仪负责过收复洛阳,亲眼看见洛阳一带的残破状况,知道不仅无力承担供应,并且难以号令天下。他说:"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因此,"愿时迈顺动,回銮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代宗表示"亟还京师"。(《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此后,洛阳的重要性日渐减弱,但唐廷还是尽量维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仅仍然在这里开科取士,以分司东都的散秩安置重要官员,设置东都留守,还尽量部署兵力,监视和临制周围的藩镇、州县。宪宗以平定藩镇为务,镇压了地处河南的淮西镇的叛乱,给其余藩镇以极大的震动。这一时期,东都留守权德舆多次上疏,请求增加洛阳的兵力和衣粮。他指出,留镇将士仅3895人,请求增加两千,因为"都畿宫阙之重,四方水陆之中",只有"加此新军,保安洛土",才能发挥"临制东夏"的作用。(《全唐文》卷487《留镇将士加置二千人状》、《请置防御军状》)

  826年,少年天子敬宗提出要巡幸洛阳,宰相、谏官接连上疏阻止,他耍着孩子气,一律不听,还派人到东都察看宫城及沿途行宫。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由治所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来长安朝觐,对敬宗委婉地加以劝阻。不久,河北跋扈藩镇上奏出工匠一万助修东都宫阙,实则别有用心。经裴度分析实情,敬宗最终打消了幸洛的念头。迄于唐末昭宗被朱全忠挟持至洛阳,唐朝诸帝一直没有来过洛阳。

  晚唐时期,腐朽的统治不仅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而且使官吏产生了离心力。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尖锐地指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统治危机已到极点,因而自称"救国贱臣","冒死上谏"。(《全唐文》卷804)他主持科举取士时,出试题为《天下为家赋》,意含讥刺,被谏官驳奏而贬官外放。880年,黄巢起义军攻打洛阳,刘允章作为东都留守,率领留守官吏开城门迎接起义军。洛阳被起义军占领,对长安政权的支持作用再度丧失,长安旋被起义军攻下。唐朝从此大伤元气,虽然维持了26年,但洛阳的失守已预示了它必将覆灭的命运。

  黄巢入洛阳城后,慰问百姓,秋毫不犯,坊市安然。但他没有占据洛阳,随即向西挺进。洛阳这时遭到的破坏,来自东都官军和附近军阀。驻守东都的唐军到处抢掠,畿县百姓生活无着,十分艰辛。时人韦庄《秦妇吟》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全唐诗外编》上册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885年,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的部将孙儒攻陷洛阳,烧宫室、衙署、民居,抢得鸡犬不留,月余而去。东都城只剩下断壁残垣,白骨蔽地,荆棘丛生,居民不满百户。中唐宰相李德裕曾在城南平泉购置别墅,战乱中"洛都灰烬",别墅中的花木异石也散失殆尽。有人指出:"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旧五代史》卷60《李敬义传》)这说明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兴亡的征候和生民安乐忧患的缩影。宋人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即指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24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虽然后来洛阳曾几度做过都城或陪都,但它在都城史上最显赫的时期,已经随着隋唐历史帷幕的降落而成为过去。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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