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认为：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元稹作《连昌宫词》，呼吁"努力庙谟休用兵"，是12年前同白居易应制举时所持"销兵"说的继续；"休兵"说同于唐穆宗初期宰相萧俛、段文昌的"消兵"说，元稹因而得志于朝；他与主战派裴度政见对立，故又受到攻击并遭贬；"消兵"说导致朝廷再失河朔。陈说不确。白、萧、段的"消兵"说，指天下军队逃、死不补，自然减员。元稹从无这种主张，所说"消兵革"，指朝廷推诚于下，推敬于外，化解矛盾，消除战争，核实军籍，农战相兼。元稹一向主张并积极参与镇压藩镇叛乱，"努力庙谟休用兵"，是盼望最终太平，不再用兵，这同裴度完全一致。元稹见重于穆宗，并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文才学识；遭裴度等忌恨并因而遭贬，也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勾结宦官，谋取私利。朝廷再失河朔，不是"消兵"说所致，旧史已讲到物资供应、宦官监军、指挥管理、宰相才干和朝廷遥控等五方面因素，还应考虑河朔地区特殊文化背景。元稹"休兵"说不同于萧、段"消兵"说，即便再失河朔是"消兵"说所致，也与元稹无关。

　　一

　　元稹是唐代东都洛阳籍人氏，曾在当地生活和当官。东都西南侧寿安县（今宜阳县）境内，有一所帝王行宫，名叫连昌宫，元稹写有著名的歌行《连昌宫词》。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冬，平定了淮西藩镇（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的叛乱，这是继元和元年平定剑南西川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叛乱和元和二年平定浙西藩镇（驻今江苏省镇江市）叛乱之后，朝廷对跋扈藩镇用兵所取得的又一次胜利。《连昌宫词》是平定淮西叛乱的次年，元稹在通州（今四川省达县市）司马任上创作的。该诗托宫边老翁之口，总结安史之乱以来60年间统一与分裂、安定与战乱的斗争历程，由作者归纳为"努力庙谟休用兵"，以"卒章显其志"的写作方式收束全诗。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暴崩，穆宗继位。穆宗非常欣赏《连昌宫词》，对元稹恩顾不衰，十分器重。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三章《连昌宫词》中，对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思想渊源、与元稹仕宦生涯的关系以及社会影响，提出了一些说法，我认为不符合历史实际，因而本文提出商榷意见。

　　二

　　这里先看陈先生对《连昌宫词》"休兵"说的含义和由来所做的研究。

　　陈先生立论引证了两则资料。其一见于《旧唐书》卷172《萧俛传》，说萧氏和段文昌在穆宗即位之初当宰相，看到"两河廓定"，"四鄙无虞"，因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其二见于白居易的《策林》。白居易自称元和元年与元稹"将应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其中第44门题作《销兵数，省军费，断召募，除虚名》，有云："臣窃见当今募新兵、占旧额、张虚簿、破见粮者，天下尽是矣，斯则致众之由，积费之本也。今若去虚名、就实数，则十日之内十已减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补、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减其三四矣。故不散弃之，则军情无怨也，不增加之，则兵数自销也。去虚就实，则名不诈而用不费也。"陈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连昌宫词》末章之语"同于萧、段二相的"消兵"说；"销兵"说本为元稹12年前"所揣摩当世之事之一"，"作《连昌宫词》时，不觉随笔及之"。

　　其实，元稹的主张同白、萧、段等人的"消（销）兵"说不一样。"努力庙谟休用兵"，和萧、段"休兵偃武"说一致，但没有他们那层天下军队逃死自行减员不补的意思。白居易模拟策问答卷，表达的是自己的见解，不能代表同时应试的元稹。元和元年四月，元稹、白居易都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分别以第一名和第四名录取。元稹的答卷《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说："将欲兴礼乐，必先富黎人；将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古之所谓销兵革者，非谓幅裂其旗章，销铄其锋刃而已也。盖诚信著于上，则忠孝行于下；敬让立于内，则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则边鄙之兵息，敬让立则争夺之患销。争夺之患销，则和顺之心作；和顺之心作，则礼乐之道兴矣。此先王修政、戢兵、兴礼乐、富黎人之大略也。"谈及当时的军队状况，他认为是"卒伍废简稽之实"，"假戎服者无超乘挽强之勇"。军队以外，还有官吏、商贾、百工、宗教徒等等成份，惰游者太多，都依赖农民的供养，农民负担过重，"恋本之心"淡薄，导致国家贫困。他建议对军队进行改革。一个具体措施是"峻简稽之书"，即将现有兵士姓名及武器装备登记为簿册，严格管理。这和白居易"去虚就实，则名不诈而用不费"的说法一致，但没有他那层兵士逃死不补的意思。另一个具体措施是"兴耕战之术"，即实行军队屯田，使兵士成为农业劳动力，减轻国家军费开支。在这里，元稹说的是"息兵革"、"销兵革"；而白、萧、段说的是"销兵"、"消兵"。元稹的意思是推诚于下，推敬于外，化解矛盾，消除战争，核实军籍，农战相兼；白、萧、段的意思是天下军队自然减员。

　　然而化解矛盾，消除战争，双方皆应具备诚意，仅仅由朝廷单方面推诚于下或推敬于外，依然不能奏效。元稹认识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对策是针对皇帝策问而答卷，因而仅就朝廷一方立论。他参加制科考试之际，剑南西川叛乱爆发，他向宪宗上《论讨贼表》，指出朝廷推诚于下若不奏效，即应采取讨伐行动。他认为由于物性不一，天道便相应表现为"和煦"和"震曜"两种情况。万物处在萌生、成长阶段时，天"动之以幽伏，被之以春阳，扇之以仁风，润之以膏雨"，万物即可"油然而生"。万物到了枝干坚硬、内心顽固、凝滞蛰伏阶段时，天"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润之以膏雨而不滋，则必迅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后顽滞之心改，幽蛰之气宣"。他认为叛乱已经爆发，宪宗应改"和煦"为"震曜"，却反而对叛乱元凶姑息优容。他不禁连连感叹道："其如天下之愤何！其如天下之愤何！"战争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加重农民负担，他认为必要的代价应该付出。他的《田家词》有"官军收海服"句，像是针对平定浙西叛乱而作。说：农夫们为官军驱牛驾车，运送军资，有的甚至丧生。牛被兵士吃掉，幸存的农夫只能收拾牛角归来，重铸农具，从事生产。农民全家都在为平叛战争作贡献，"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雠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关于"兴耕战之术"，他所上《论西戎表》说得很具体。他指出当时边防能力低下，供给困难，原因在于边地"为农者不教战，屯聚者不兼农"。他建议在边地实行军队屯田和组织农民习武，说："塞下诸军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于野，限之名田，复其租入，然后因其阡陌，制之闾井，因其卒伍，树之师长，固其塍堑，以备不虞。"吐蕃入侵，就能有连阡接畛的军民共同抵抗；吐蕃退归，军民便转入农业生产。"若此，则曩时之聚食者，尽归之于服勤之农矣；前此之系虏者，尽化为守御之兵矣。三五年间，塞下有相因之粟，边人无侵轶之虞。"那么，当时边地有实施这一建议的条件吗？《资治通鉴》卷238载：边将李惟简在邻近吐蕃的陇州（治今陕西省陇县）"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馀，贩者流及他方"。看来只消稍加变通，元稹的建议即可实施。

　　白居易的"销兵"方案并非自己的创见。早于他草拟《策林》将近40年，常衮为代宗拟定《禁诸道将校逃亡制》，即说诸道节度使、团练使"额内官健有逃死者，不须更填"。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认为常衮此举在唐代是"戢兵之渐"，其目的在于"节财省费"。元稹、白居易为应制举而一起揣摩时事，预拟答卷，必然会参考已有的思想资料。但从元稹的制举答卷到《连昌宫词》，都可看出他并没有吸收常衮的说法。

　　总之，从思想方面加以考察，元稹的见解和白、萧、段诸人的消兵说不同。

　　三

　　判断元稹的见解，除了从思想方面加以考察，看他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还需要从行动方面加以考察，看他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宪宗对藩镇联绵不断的用兵，使得国用虚竭，民众困苦。平定淮西叛乱费力最大，历经三年之久。淮西战事未毕，宪宗还打算同时对成德藩镇（驻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动武。多年来，天下厌苦宪宗用兵；白、萧和钱徽等人先后奏请罢兵；张弘靖、韦贯之奏请先平淮西，再征成德。宪宗拒不采纳，结果，张、韦罢相，萧、钱解职，以儆其余。白居易上奏在处分这几位官员五六年以前，当时朝廷中斗争不激烈，因而未受处分。

　　元稹的态度和上述诸人不一样。他认为天道对万物或和煦或震曜，"岂天之道仁于彼而厉于此乎，化与不化之异也"。这就把藩镇的"物性"作为朝廷采取何种态度的前提条件，必然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对于跋扈叛乱藩镇，朝廷应以武力予以镇压。他对剑南西川和浙西叛乱的态度已见前述，这里再看看他对淮西叛乱的态度。

　　元稹在通州得知平定淮西叛乱的喜讯后，立即向朝廷奏上《贺诛吴元济表》，歌颂宪宗"凝兹睿算，取彼凶残"，"威动区宇，道光祖宗"。同时，他致上《贺裴相公破淮西启》，推崇宰相裴度主持平叛战争是"功高振古，事绝称言"。他特别赞扬裴度硬顶住朝野巨大的罢兵声浪，完成了平叛任务。当时群臣"守见习闻，咸怀阻沮"。裴度却"英猷独运，卓立不回，内排疑惑之词，外辑异同之旅"，"忠诚愤激，亲自拊巡"。裴度称得上是"举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谓之明，群疑未亡而计先定者谓之智"。元稹敢于指责"咸怀阻沮"的群臣，显然同这些罢兵派毫无瓜葛。

　　元稹对于平定淮西叛乱，并非仅仅流于表态，而是具体筹划，积极干预。元和九年，淮西藩镇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擅自袭继，肆行寇掠。宪宗任命山南东道（驻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节度使严绶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负责对付吴元济。元稹撰写了《代谕淮西书》，以严绶的名义和口气致吴元济及淮西镇将士官吏、申光蔡三州百姓。这封公开信为吴元济分析利害，指明出路。其内容有以下几点：其一，警告吴元济"众不可凭，位不可取"。吴元济企图凭借所谓众人的劝请而袭继节度使职位，违抗朝旨，必然要遭受惩处。当年剑南西川和浙西的叛乱元凶不识时务，自以为"朝廷未即诛擒"，然而一月光景即被镇压，"皆头悬藁街，腰斩都市"。那么，吴元济"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复行于今日哉？"其二，指出吴元济缺乏足够的财力和兵力同朝廷抗衡。国家一方，"命全军之将，用不竭之资"，"以攻则彼有压卵之危，以守则我无出疆之费"。而淮西一方，"百姓日蹙，赋敛日加"，"壮者劫而为兵，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用三州之赋敌天下四海之饶，以一旅之师抗天下无穷之众"，其下场如何，连小孩子和蠢人都能看出来。其三，提醒淮西"势不可久"。国家若"图不战之功"，实行包围封锁方略，淮西即"男不得耕，女不得织，盐茗之路绝，仓廪之积空，不三数月，求诸公于枯鱼之肆矣"。国家若实行征讨方略，淮西"聚而待之则自穷，分而应之则不足"，会很快失败，遭受灭族的惩处。其四，鼓动淮西将士倒戈讨叛，警告吴元济"将不可恃"，"兵不可保"。剑南西川、浙西等藩镇的将士，同其叛乱元凶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所谓的"腹心不贰之将"、"骨肉不欺之亲"，被元凶授以"锐健先锋之兵"、"敢死酬恩之卒"；然而在官军压境之际，他们一旦明白"逆顺之理殊"，"子孙之祸大"，便与元凶划清界限，"倒戈以攻于外"，"纵火以应于内"，立功受赏，荣华富贵。淮西难道没有这种将士？吴元济付出"碎六尺之躯"和"绝公侯之嗣"的代价，不过是作为这种将士的"求福之费"和"受赏之资"而已。"其为人谋也则厚矣，自谋何薄哉！"其五，敦促吴元济选择"自新之路"。"今天子垂恻隐之诏，建招抚之名"，吴元济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束身归朝"，这样便能补救前咎，重新做人，还能保住一官半职，不至于族灭而使吴氏先祖绝奉祀。其六，指出吴元济若不悬崖勒马，平叛战争必不可免，其下场可悲。"如或违天失时"，"则王师进击于外，义士潜谋于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见"，"岂不大哀哉？"这封公开信义正词严，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流畅自然，元稹若不是对这些问题长期萦绕于心，是难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宪宗逝世后，元稹作了《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三首》，第二首盛赞"元和盛圣功"，关于国内的武功，有句云："二凶枭帐下，三叛斩都中。""三叛"句指剑南西川刘闢、浙西李錡、淮西吴元济这三个叛乱元凶斩于京师独柳树下的事。"二凶"指杨惠琳和李师道。这句所说的事情是：其一，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镇（驻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留后。元和元年，宪宗诏令以右骁卫将军李演赴镇接替韩全义的节度使职位。杨惠琳拒不奉诏，据城叛乱。河东藩镇（驻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伐。宪宗诏令结集部队，围剿杨惠琳。于是，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杨惠琳，传首京师。其二，淄青藩镇（驻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县）节度使李师道，为阻止朝廷平定淮西，一面派人焚烧国家粮草储备，折断皇家陵庙门前的列戟，一面组织在东都洛阳武装叛乱。平定淮西后，他十分恐惧，上表归顺朝廷，请献三州土地，并派长子入京师宿卫，既而反悔食言。宪宗诏令诸军讨伐，李师道失败惨重，元和十四年被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斩首，献于京师，淄青十二州皆平。可见元稹完全肯定和支持宪宗时期平定藩镇叛乱的行动。

　　既然如此，那么，元稹为什么在《连昌宫词》中呼吁"努力庙谟休用兵"呢？且看篇末的几句："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原来他为宪宗平叛节节胜利而高兴，为艰难的淮西战役最终成功松一口气，盼望从此天下太平，不再用兵。这种认识和愿望是历史进程的辩证法则所致。古人所谓物极必反，乱然后治，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都是这种思想路数。

　　四

　　现在再来看看陈先生对《连昌宫词》"休兵"说给元稹在穆宗时期政治生活中带来影响所做的研究。陈先生立论除依据上揭萧、段二相"屡献太平之策"的资料外，还依据《旧唐书》卷166《元稹传》的说法：穆宗当太子时，听到妃嫔、近侍吟诵元稹诗歌，"尝称其善"。元和五年以来的四年间，元稹贬为江陵府（治今湖北省江陵县）士曹参军。宦官崔潭峻时在当地任监军，因为敬重他的才华，没有把他当作小吏对待，经常索取他的诗篇，吟哦赏玩。崔潭峻归朝，穆宗登极，崔潭峻奏上元稹《连昌宫词》等百馀首诗歌。"穆宗大悦"，问起元稹的下落，崔潭峻说已调回长安，现为南宫散郎。穆宗即日提拔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而由元稹撰拟的辞诰，词句典雅，与古相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宠"。不久，穆宗把他召入翰林，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因为崔潭峻的缘故，宦官们"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陈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则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弑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故'消兵'之说，为'元和逆党'及长庆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元稹因其《连昌宫词》"休兵"说同于萧、段二相"消兵"说，"宜其特承穆宗知赏，而为裴晋公所甚不能堪"。《连昌宫词》同元稹的"荣辱升沉，发生如是之关系，此则当日政治之环境实为之也"。陈先生这个说法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元稹和裴度处于彼此水火不相容的派别分野，原因在于二人对待平定藩镇叛乱的政治见解不同。其二，元稹在穆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荣辱升沉，是由于自己的政治见解所致。

　　让我们先看第一层含义涉及的问题。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当宪宗之世,元稹一贯倡导平定叛乱藩镇,与主持用兵的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政治见解没有丝毫分歧。元稹《连昌宫词》标出"休兵"说，表达了自己平叛胜利后盼望天下太平的心情。裴度当时也是这种情绪。他在元稹创作《连昌宫词》之后，创作了《铸剑戟为农器赋》，说："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可见他们的政治见解依然没有分歧。因此，《连昌宫词》的"休兵"说不可能导致裴度与元稹处于政见对立的派别。何况《连昌宫词》之后，李师道叛乱爆发，元稹并未被自己一时浮现的休兵愿望所囿，照样支持平叛战争。穆宗长庆元年（821）秋季，河朔地区藩镇叛乱相继爆发。幽州卢龙军（驻今北京市）都知兵马使朱克融囚禁节度使张弘靖以反，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以反，该地区一些州县，或被他们攻陷，或遭寇略。瀛州（治今河北省河间县）军士叛乱，逮捕观察使卢士玫，叛附于朱克融。朝廷组织大军，前往镇压。裴度由河东调赴前线，担任幽、镇招抚使及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亲自率军讨伐王廷凑。《旧唐书》卷170《裴度传》说：这时，元稹正通过掌管军机大权的宦官魏弘简谋取宰相职位。"稹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裴度怒不可遏，上疏谴责他们是"奸臣作朋，挠败国政"，"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次年二月，元稹拜相，奏请穆宗罢兵，赦免王廷凑、朱克融，"盖欲罢度兵柄故也"。《旧唐书·元稹传》披露了他建议"罢兵"的细节：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攻深州（治今河北省深县），深州处境困难。"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有人推荐王昭、王友明是奇士，曾客游河朔，熟悉贼党，可行反间计解救深州。推荐者提供家财，充当二人的活动经费，还贿赂兵部、吏部官员，从而获得20份委任官吏的空白告身，以奖赏立功人士。元稹一一应允。分析这两则资料，可以认为：元稹本来同裴度"无憾"，由于担心裴度资格老、功劳大，再立功更会妨碍自己的仕途，故而刁难裴度用兵，使其无成。这是私心作怪，是权力之争，不是政见差异。元稹建议对河朔"罢兵"，并非对叛乱放任自流，而是企图另辟蹊径，解决问题，以捞取政治资本，因而不能把他划到主战派的对立面去。元稹这一侥幸方案，是当时客观条件制约的结果，《资治通鉴》卷242说：朝廷对"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至于说崔谭峻是宦官中同主战派代表吐突承璀相对立的消兵派人物，并没有迹象证明这一点。吐突承璀在平叛战争中任过监军，崔谭峻也是这样,他长期在地方上任监军，当严绶任申光蔡招抚使以对付吴元济时，就是他担任监军，元稹为严绶代写致吴元济的公开信，很可能出于他的推荐。

　　接下来看第二层含义涉及的问题。假如元稹在穆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升沉荣辱确实由《连昌宫词》"休兵"说反映的政治态度所致，《连昌宫词》被穆宗见到，才应该是元稹"特承穆宗知赏"的开端，然而早在穆宗当太子时，就因为知道元稹的诗歌而欣赏他。假如元稹的"休兵"说同于萧、段的"消兵"说，而被视为"长庆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那么，长庆元年伊始，即河朔叛乱爆发半年前，萧、段即次第罢相，根本谈不上"得志于朝"，元稹的仕途却未随之波动。可见元稹当时的"荣"和"升"，并非与《连昌宫词》的"休兵"说相关。我认为他之见重于穆宗，完全由于自己的文才学识。由他起草的辞诰，词句雅驯，表述准确，因而受到穆宗和时人的赏识。白居易所写的《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说："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上嘉之，数召与语，知其有辅弼才。"元稹被授予翰林学士承旨是由于自己称职，这个职务号称"内相"，本是极容易真正拜相的。同样，元稹的"辱"和"沉"也不是由于自己所谓的"休兵"说法，他不是"消兵"派。人们所以鄙夷他，并迫使穆宗贬黜他，根本原因在于他与宦官交接，走宦官的门径谋取相位。这时，宦官专权，朝官普遍反对宦官干预政治。当元稹通过崔谭峻的牵线搭桥而被穆宗授予祠部郎中、知制诰职务时，"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资治通鉴》卷241记载：元稹新任命为中书舍人知制诰，和同僚们在衙署一起吃瓜，恰逢苍蝇飞到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蝇，趁势指桑骂槐道："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可见双方对立情绪之大。裴度对元稹"所甚不能堪"，没理由因为《连昌宫词》的"休兵"说，基本背景应是元稹同掌权宦官魏弘简的关系，不过不便对宦官说得太过，只好痛斥元稹。元稹为裴度用兵设置障碍，还在其次。

　　五

　　论及元稹"休兵"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陈先生把它等同于萧、段的"消兵"说，继续引上揭那则资料紧接着的说法加以发明：穆宗采纳萧、段关于天下军镇兵士逃死不补的建议，诏令全国执行。"而藩镇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召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这个说法令人怀疑。军镇兵士按8%的比例自行减员，一年工夫，影响会有多大？朱、王叛军只有一万余人，朝廷动员各镇兵士前往平叛，共有15万之多，可见"消兵"并未导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那么，复失河朔的责任追究不到"消兵"政策身上。

　　《旧唐书》卷142《王廷凑传》讲到复失河朔的原因，却是又一种说法："国家……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馀，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廷凑邀而虏之，兵食益困。贼围深州数重，虽[李]光颜之善将，亦无以施其方略。其供军院布帛衣赐，往往不得至院，在途为诸军强夺，而悬军深斗者，率无支给。复又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悉选骁健者自卫，羸懦者即战，以是屡多奔北。而廷凑、克融之众，不过万馀，而抗官军十五万者，良以统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植不晓兵家，胶柱于常态，以至复失河朔。既无如之何，遂议休兵而赦廷凑。"这里没有提一句萧、段"消兵"说，讲到物资供应、宦官监军、指挥管理、宰相才干等四个方面的因素。《资治通鉴》卷242又加了一个朝廷遥控的因素，说："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这些说法都很通达，陈先生却只字不提，其用意盖在于夸大元稹"休兵"说的负面社会影响。如上所述，元稹《连昌宫词》的"休兵"说和萧、段的"消兵"说不是一回事，即使"消兵"说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同元稹无关。

　　附带交待一下，朝廷复失河朔的原因，倒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除了上述一些因素以外，还应考虑河朔地区的特殊文化背景。当地人和内地人不同，他们不懂得逆顺道理，不讲究尊卑秩序，蛮不讲理，动辄动武，兵变杀伐，犹如儿戏，安史之乱以来60年间，已成常态。这是朝廷无法控制住河朔地区的精神方面的原因，是物质力量摧毁不了的，遑论一朝一夕奏效。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