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复仇

　　唐代统治阶级在维持治安方面贯穿着贵仁义贱刑罚、先仁义后刑罚的原则，体现了礼和法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当礼和法在同一事情上发生冲突时，统治阶级或者设法回避，或者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度加以调和。这在人命官司的报复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

　　为了突出礼教，唐政府制定了"亲属为人杀私和"律。《唐律疏议》卷17《贼盗》解释这条律文时说：某人因其祖父母、父母或者丈夫被人杀害，应和凶手具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忘大痛之心，舍枕戈之义"，或者贪图凶手的财利，和凶手私下和解，其人要判处二千里的流刑。如果被杀害者是自己的期亲（服丧一年的亲属），私下和解者判处二年半的徒刑。若是大功（服丧九个月的亲属），私下和解者徒二年，是小功（服丧五个月的亲属），徒一年半，是缌麻（服丧三个月的亲属），徒一年。接受凶手财物量大者，按盗贼律治罪，譬如缌麻私和应徒一年，受凶手财物价值十匹绢，则按盗贼律改判为徒一年半。即使不曾私下和解，但知道凶手杀害自己期亲以上的亲属，30天过后还未上报官府，也要治罪，只是根据自己和死者的亲疏关系，各减上述私和罪二等处分。

　　同时，唐政府为避免出现礼教精神感召下的复仇行为，以控制事态扩大，制定了"杀人移乡"律。《唐律疏议》卷18《贼盗》解释说：杀人凶手按照法律被判处死刑，如果恰好遇上国家大赦，而死者在当地有期亲以上的亲属，为了避免复仇，官府就将凶手移乡千里外为户。如果是多人共同行凶杀人，只将主谋和亲自动手杀人的凶手移乡。如果死者没有期亲以上的亲属，或者凶手与死者亲属原本相距千里，凶手就不在移乡之限。应移乡而不移，或者不应移而移，负责该事者要判处二年徒刑。

　　唐代民间子复父仇事件屡有发生，崇儒者和执法者各持一端，互有异同，很难调和。衢州（治今浙江省衢州市）人余长安八岁时，其父亲、叔父二人被方全杀害。到元和四年（809），余长安刚够17岁，终于如愿复仇。因擅自杀人，他被大理寺判处死刑。刺史元锡为此上奏唐宪宗，引《公羊传》中"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古训，说："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他主张赦免余长安，提请由朝中大臣们讨论。当时的宰相是年轻儒生裴洎，同意赦免，终因刑部尚书李鄘主张判处死刑而不果。老儒薛伯高致函元锡，发出感叹："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唐国史补》卷中）

　　对于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在长时期内，统治阶级不断展开讨论，企图找到一个既符合礼教又不违背法律的折衷方案。

　　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今陕西省谓南市）人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徐爽子徐元庆卖身为佣保，在驿站中做工。赵师韫后来调入朝中当御史，一次，偶然住进这所驿站，徐元庆趁机杀掉他，然后投案自首。朝中不少大臣都认为徐元庆为父复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该赦免他的死罪。左拾遗陈子昂不同意赦免，上《复仇议状》，指出："先王立礼，所以进人也，明罚，所以齐政也。夫枕干仇敌，人子之义，诛罪禁乱，王政之纲，然则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故圣人修礼理内，饬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能使暴乱不作，廉耻以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徐元庆为父复仇，本意不在作乱，而只是行子之道，足以弘扬礼教，感化忍辱之辈，因而不应该受到诛杀的制裁。但是，杀人者死，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法典。如果为了肯定徐元庆的名节而不执行法典，将来必然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因为"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那么，徐元庆也就不能免于死罪。徐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因此，"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表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全唐文》卷213）群臣都赞同这一主张。

　　一百年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撰《驳复仇议》，批评陈子昂的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柳宗元指出："礼"和"刑"，二者的根本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防乱"，但它们的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因此，"旌"和"诛"不能同时运用到一桩案件上。如果"诛其可旌"，那叫做"滥"，是严重亵渎刑法的现象；如果"旌其可诛"，那叫做"僭"，是严重败坏礼教的行为。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无罪而被杀，那是赵师韫滥施淫威，残害无辜，州牧和法官不去追究赵师韫的罪过，反而上下相蒙，渎职犯法，都有不可饶恕的罪责。徐元庆"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为父报仇，"是守礼而行义"，执政官员应该面有愧色，向他道歉尚且来不及，又怎么能诛杀他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有罪被杀，那便是赵师韫执法行事，徐元庆的父亲不是死于吏，而是死于法。"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陈子昂"人必有子"云云，是对礼的曲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公羊传》中"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说法，由紧接着的下文做了补充和限定："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这样你来我往，儿孙们之间不间断地复仇行杀，虽报了仇，却消除不了祸害。"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礼而闻道者也。夫达礼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仇敌者哉？"陈子昂反而主张将他处死，"黩刑坏礼"，是不可以列为国家法典的。（《柳宗元集》卷4）

　　元和六年（811），富平（今陕西省富平县）人梁悦，又为父复仇，杀掉仇人秦果，然后到县衙自首请罪。唐宪宗下敕说："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职方员外郎韩愈认为：律文没有关于复仇的明确规定，并不是法典的疏漏，"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玩味儒经，可知"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但"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若孤稚羸弱，报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旧唐书》卷50《刑法志》）

　　以上这些议论没能完全达成共识，处理也就难以找到通式，这是由于礼法二者在同一事情上不能统一所致。但从总的倾向来看，人们的认识依然体现了贵仁义贱刑罚的原则。

　　二、 斗殴

　　所谓斗殴，《唐律疏议》卷21《斗讼》释为"相争为斗，相击为殴"。对于民间的斗殴，唐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法律加以制裁。唐律规定：徒手殴打者，笞40下。用器物（包括"兵不用刃"）殴击，以及将人打伤出血，都杖60下。伤人达到须发拔截纵横各长一寸者，杖80下，达到血从眼耳流出，和受内伤而吐血、便血，杖一百下。伤人达到折损一枚牙齿，毁坏耳、鼻，一目眇（严重损坏视力，但未失明），折毁手足一指，打破骨头尚未折断，以及烧烫致伤等，判处一年徒刑；达到折损两枚牙齿、两个手足指以上，以及头发完全拔截等，判处一年半徒刑。如果使用兵器，即使未伤及对方，也要杖一百下；对方有刀伤，以及肋骨折、双目眇、流产等，要判处两年徒刑。致使对方肢骨折断、骨节错位、一目盲，要判处三年徒刑。如果对方伤损不止一处，或者由废疾殴击而成笃疾，以及断舌不能说话，生殖器毁伤不能繁衍等，要处以三千里流刑。殴击中矛盾激化，由本无杀人动机发展到杀人，凶手处以绞死。如果一开始就持刀殴打，表明有杀人动机，杀人后凶手处以斩死。殴斗平息后双方散离，一方去而复归，将已受伤的对方杀掉，凶手按故杀伤法判处斩死。

　　唐律对于伤害罪作了保辜规定。所谓"保辜"，是根据殴击者伤害对方的手段、部位和程度，规定相应的期限，来观察受伤者状况的发展变化，以决定对殴击者处分的轻重。这一规定指出："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以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以本殴伤法。"（《唐律疏议》卷21《斗讼》）

　　对于多人事先商量，共同参与殴击，致使对方伤亡，唐律区别他们责任的主次，予以处罚，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者减一等，其余参与者减二等。如果下手重者就是元谋者本人，那么，其余参与者都减二等。如果多人各殴击对方身体的某个部位，由哪个部位伤势致死，则殴击该部位的凶手处死。如果多人事先并未商量，与某人偶然忿争，共同殴击致伤亡，那便依据各自的责任处罚。譬如："甲乙丙丁不同谋，因斗共殴伤一人，甲殴头伤，乙打脚折，丙打指折，丁殴不伤。若因头疮致死，甲得杀人之罪，偿死；乙为折支，合徒三年；丙为折指，合徒一年；丁殴不伤，合笞四十。"（《唐律疏议》卷21《斗讼》）如果责任不清，以后下手者为重罪。譬如："四人共殴一人，其疮不可分别，被殴致死。……丁下手最后，即以丁为重罪，馀各徒三年，元谋减[丁]一等，流三千里。"（《唐律疏议》卷21《斗讼》）如果分不清先后轻重，即以谋首为重罪，不同谋者以初斗者为重罪。如果凭借官威或依仗势力指使他人殴击，致使对方伤亡，虽未亲自动手，但责任重大，处以重罪，打手减一等。如果参与殴击的双方都有伤亡，那就根据各自的责任和对方的伤亡状况，分别依照法律治罪。后下手还击者理直，减二等处罚，但若因还击致使对方死亡，则不能免死。

　　这些规定是针对民间普通关系者之间的殴击而言的。如果殴击双方存在着贵贱、良贱、尊卑、长幼等关系，那便依据各自的身份和责任，减轻或加重处分。种种关系相当复杂，规定因而极为细密繁缛，备载《唐律疏议·斗讼》各卷，兹不赘述。

　　三、 诬告

　　唐政府为了及时掌握治安情报，规定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指斥皇帝、妖言惑众等事，知情人要及时密告官府，否则处以死刑、流刑或杖刑。对于强盗、杀人和窃盗，受害家庭和同伍、比伍，也要及时上告，否则处以杖刑或笞刑。同时，为了维护尊卑良贱秩序，规定奴婢最贱，等同畜产，没有法律地位，部曲地位虽高于奴婢，但也不具备同主人平等的资格。他们对于主人和主人的亲属，无权告发，否则处以死刑或徒刑。卑幼对于长辈亲属，要孝敬谏诤，为尊者隐，除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事可以密告以外，一般情况不许告发，即使所告属实，卑幼也要判刑。若是告发祖父母、父母，处以绞刑。但长辈对于卑幼，即使诬告也不治罪。

　　处于一般关系的社会成员，诬告会搅浑清水，制造混乱，增添官府麻烦，危害社会治安，因而在严禁之列。唐律规定：有意诬告他人谋反、谋大逆者，处斩，随从诬告者，绞死。如果不知底细，误以为他人谋反、谋大逆、谋叛，而加以告发，须汇报中央，听候处置。诬告者根据诬罪轻重反坐。如果告发他人两罪以上的事，有实有虚，按告发事所应判刑，实和虚相冲销，剩下的反坐告发者，即所谓"反其所剩"。譬如："假有甲告乙盗绢五匹，合徒一年，又告故杀官私马牛，合徒一年半。若其盗是实，杀马牛是虚，即是剩告半年之罪，反坐半年。"（《唐律疏议》卷23《斗讼》）如果告发多人多事，有实有虚，即使实者居多，仍以虚反坐。"假有人告甲乙丙丁四人之罪，三人徒罪以上并实，一人笞罪事虚，不得以实多放免，仍以笞罪反坐。"（《唐律疏议》卷23《斗讼》）如果上表告罪，属虚，以上书诈不实，判处两年徒刑。如果告发小事属虚，法官受理追究，却查出重大案情或类似案情，可根据情况反坐或者除罪。譬如："假有告人盗驴，检得盗马，其价又贵，是为'得重事'。……假若告盗甲家马，检得盗乙家骡，其价相似，是为'事等'。'若类其事'，谓骡、马、驴等，色目相类，所告虽虚，除其妄罪。'离其事'者，谓告人盗马，检得铸钱之属，……仍得诬告盗马之罪。"那么，"告人私有弩，狱官因告乃检得甲，是类事以否？"答道："称'类'者，谓其形状难辨，原情非诬，所以得除其罪。然弩之与甲，虽同禁兵，论其形样，色类全别，事非疑似，元状是诬。如此之流，不得为'类'。"（《唐律疏议》卷23《斗讼》）诬告他人流罪以下，在对被告拷讯之前，诬告人自首，减一等处分；如果被告和证人已经拷讯，则不减罪。诬告自己所在地的县令、州刺史和府主者，加所诬罪二等治罪。在押囚犯，只许上告狱官虐待自己事，其余一律不许告发。已赦免的罪不许再告，否则以其罪反坐。

　　对于告发的具体程序，唐律规定：凡告发他人的罪行，书面必须写明事情发生的时间、经过，不能说怀疑有其事，违背其中一项，笞50下。官府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告发，有关官吏减所告罪一等处分。受雇为人代写状词，有意夸大被告的罪行，笞50下，情节严重者"反其所剩"，如系受贿故做手脚，按受赃罪处分。凡是以匿名书或冒名书，或弃于街途，或置于衙署，或悬于旌表，从事告发，不论所告虚实轻重，作者一经查获，一律判处二千里流刑。得书者应随即焚毁，如果呈送官府，呈送者判处一年徒刑。官府受理，有关官吏判处两年徒刑。被告不予追究推按。但若所告是谋反、谋大逆等事，不须焚毁，要立即上报，听候指示。这样做，"用塞诬告之源，以杜奸欺之路"。（《唐律疏议》卷24《斗讼》）

　　四、 奸情

　　在唐代，男子宿娼狎妓和按照非正规结婚程序与正妻以外的所谓"外妇"结合，都不算不正当两性关系。关于宿娼狎妓，杜牧《樊川文集·外集》所载《遣怀》诗的夫子自道，是以毫无顾忌甚至颇为自得的口气表述的。诗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一作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妓院）薄幸名。"关于外妇，《柳宗元集》外集卷上《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披露的情况是：这位姓李的官员将马淑"纳为外妇"；李氏的朋友们承认这一婚姻关系，与这对夫妇过从亲密，"日载酒往焉"。马淑去世，李氏将她堂而皇之地予以埋葬，请柳宗元撰写了这份墓志铭。唐代不正当两性关系属于奸情，有强奸、和奸两类。"'和奸'，谓彼此和同者"（《唐律疏议》卷26《杂律》），即后世所说的通奸。

　　唐律对不同身份、关系的人之间的奸情做出不同处分的规定。具有良人（平民）身份的男女和奸，双方各判处一年半徒刑，妇女若有丈夫，不论是妻还是妾，都加一等处分，徒二年。杂户、官户、官私奴婢，都是贱民，社会地位最低。良人男子以及官私男奴同官私女婢和奸，各杖90下。部曲、贱民同良人妇女和奸，并加良人和奸（凡奸）罪一等处分，徒二年。良人男子同他人的部曲妻子以及杂户、官户妇女和奸，杖一百下。男子强奸妇女，依受害者的身份各加一等处分，妇女无罪。若女方抗拒强奸被殴击折伤，男子各加斗折伤罪一等处分，即："良人从凡斗上加，官户、杂户、他人部曲妻、官私奴婢各从本斗罪上加，与强奸为二罪，从重而科。"（《唐律疏议》卷26《杂律》）缌麻以上的亲戚和奸，男子同自己妻子前夫的女儿以及同母异父姐妹和奸，都判处三年徒刑；若属强奸，判处二千里流刑，因强奸殴击女方折伤，绞死；若是亲戚的媵妾，和奸、强奸、强奸斗折伤，各减一等处分。男子同自己的堂姑奶、堂姑母、堂伯母、堂婶母、堂兄弟妻、侄媳之类的亲戚和奸，都判处二千里流刑，若属强奸，男子绞死。男子同自己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妾，以及伯母、婶母、姑母、姐妹、儿媳、孙媳、曾孙媳、玄孙媳、侄女等亲属和奸，都处以绞死。同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所嬖幸的女婢和奸，减二等处分。男奴同良人妇女和奸，判处二年半徒刑，强奸者流放，强奸斗折伤者绞死。部曲、男奴同自己主家妇女以及主家期亲妻和奸，男方绞死，女方减一等处分，强奸斩死；若是同主家缌麻以上亲属中的妇女、妻子和奸，判处流刑，强奸绞死。各种身份、关系的人之间的和奸，居中撮合者减奸者罪一等处分，罪名不同者，从重者减。举例来说："假有俗人，媒合奸女官，男子徒一年半，女官徒二年半，媒合奸通者犹徒二年之类。"（《唐律疏议》卷26《杂律》）监临主守在自己所监守内奸良人妇女，加凡奸罪一等处分，徒二年，若是有夫之妇，再加一等，徒二年半。在为父母和丈夫服丧期间男女和奸，以及道教佛教的男女教徒有和奸行为，各加监临奸一等处分，即加凡奸罪二等。

　　五、 左道

　　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蠹政之深，左道为甚，所以先王设教，犯者必诛，去其害群，盖非获已。"（《全唐文》卷31，唐玄宗《严禁左道诏》）因此，统治阶级对于左道行为严加禁断、惩处；同时，考虑到顺应民间习俗，在不危害政治的前提下，"缘婚礼丧葬卜择者听"。（《全唐文》卷31，唐玄宗《禁卜筮惑人诏》）此外，对于民间通过卜筮了解个人前途，一般不予禁止。《唐语林》卷7记载：李躔在洛阳天津桥曾就自己改名是否科第顺利一事问过卜者和筮者，20年后，根据应验情况，评价为"筮短龟长"。

　　左道有多种表现，唐律明确做出处分规定。

　　《唐律疏议》卷18《贼盗》解释"蛊毒"时说："蛊有多种，罕能究悉。……或集合诸蛊，置于一器之内，久而相食，诸虫皆尽，若蛇在，即为蛇蛊之类。"当时人们认为蛊可以用来害人，谋取财物，这在论述隋代的情况时已做介绍，兹不赘述。利用蛊毒来害人，有自造、传畜和教令他人两种情况，发现后一律处以绞死。自造、传畜者的同居家口，不论是否分籍，即使不知情，也要判处三千里流刑。里正、坊正、村正知而不纠，也判处三千里流刑。若遇上大赦，造畜蛊毒者、同居家口和教令者，也要流三千里。80岁以上、十岁以下，笃疾，无家口同流者，予以放免。蛊毒造畜已成，尚未作恶，向官府自首，不能完全赦免，依旧判处流刑。

　　同书同卷解释"厌魅"、"符书咒诅"时说："厌事多方，罕能详悉，或图画形像，或刻作人身，刺心钉眼，系手缚足，如此厌胜，事非一绪；魅者，或假托鬼神，或妄行左道之类；或咒或诅，欲以杀人者。"凡是以这类手段欲将自己所憎恶的人置于死地，各以谋杀罪减二等处分。若是针对自己的期亲尊长、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及父母，则以谋杀罪处斩，不能减刑。凡是以这类手段达到杀人目的，各以本杀法治罪；达到折磨人目的，减本杀法罪二等处分。但子孙对于父母、祖父母，部曲、奴婢对于主人，各不减罪。凡是以这类手段对待皇帝，无论首恶、胁从，一律处斩。

　　同书同卷解释"妖书"、"妖言"、"休咎"、"吉凶"时说："妖书"指"构成怪力之书"；"妖言"指"诈为鬼神之语"；"休"指"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指"妄言国家有咎恶"；"吉凶"指"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并涉于不顺者"。对于自造和妄说者，一律处以绞死。传播妖言，使用妖书，蛊惑三人以上者，也处以绞死，蛊惑不满三人者，处以三千里流刑。妖书、妖言虽然涉及变异，但与政治无关，只是预言自然灾变，有关人员处以杖刑一百。如果保存前人所作的妖书，自己即使不曾行用，也要处以两年徒刑，言辞无害于时政者，杖60下。

　　同书卷9《职制》解释说："玄象器物"指"象天为器具，以经星之文及日月所行之道，转之以观时变"。"天文"指关于"日、月、五星（按：金木水火土五星）、二十八宿等"的书籍。"图书"指"河出图，洛出书"之类的书籍。"谶书"指"先代圣贤所记未来征祥之书"。"兵书"指"《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之类"。"七曜历"指"日、月、五星之历"。《太一式》、《雷公式》指"占吉凶"的式书。这些器具、书籍，私家不许保存，违者判处两年徒刑。如果传播、使用，言涉不顺，从造妖言法处分。私家虽无此类书籍，但转相学习者，也处以两年徒刑。

　　此外，朝廷还不断颁发诏敕，对上述精神加以重申或补充。唐玄宗、唐代宗都下过这类诏敕。唐玄宗所下诏敕最多，《禁百官交结匪人制》说：百官"皆合守其正道，无宜听彼异端。至如卜祝之流，妄陈休咎，占候之辈，假托征祥，诳惑既生，愆违斯作，因构谗慝，遂行讪毁，攻陷网罗，良增叹息。……自今以后，各宜谨慎，并不得与如此等色及无职人交游来往，仍令御史访察，有即弹奏，当加严罚"。（《全唐文》卷22）《禁左道诏》说："如闻道俗之间，妄有占筮，诳惑士庶，假说灾祥，兼托符咒，遂行左道。……宜令所司申明格敕，严加访察。"（《全唐文》卷29）其它如《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禁僧徒敛财诏》、《禁卜筮惑人诏》、《严禁左道诏》等等，都重申了类似的精神。同时，唐玄宗还亲自处分一些搞左道活动的人。杨慎矜一案已在关于唐政府对宗教徒的治安管束一节中加以介绍，皇后王氏又是一例。据《旧唐书》卷51《后妃传上》记载：王皇后无子，其兄王守一担心她因此被废掉，就"导以符厌之事"。王守一和左道僧明悟勾结，明悟为他们祭祀南北斗，把天地字和唐玄宗名讳刻在霹雳木上，让王皇后佩带在身上，还祝道："配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事情暴露后，唐玄宗亲自追究，经调查核实，王皇后废为庶人，王守一赐死。

　　六、 兵器

　　唐代把兵器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兵器，有弓、箭、刀、盾、短矛五种；另一类是禁兵器，有甲、弩（用机械装置远距离射箭的大弓）、矛、槊（长矛）、具装（全副铠甲）等。普通兵器允许私人保存、制造、携带、交易，但禁兵器不许这样。凡是私人拥有矛或槊者，要判处一年半徒刑。拥有弩一张，判处两年半徒刑。拥有甲一领或弩三张，判处二千里流刑。拥有甲三领或弩五张，判处绞死。如果私自制造禁兵器，依照种类各加一等处分；制造未成，减二等处分。如果保存不是自己制造又不堪使用的半成品，处以杖刑一百。

　　盗窃兵器，无论普通兵器或禁兵器，私用或公用，一律加以惩处。凡是盗窃矛、槊者，判处两年徒刑；甲一领或弩一张者，判处两千里流刑；甲三领或弩五张者，判处绞刑。凡是盗窃官府所保存的普通兵器或旌旗、幡帜者，判处杖刑90下。如果盗窃守卫宫殿专用的兵器，加凡盗二等处分。如果在行军或宿卫的任上，盗窃兵器用于执行军事任务，各减二等处分。

　　关于以禁物度关的处理，规定以禁兵器私度关者坐赃论，赃轻者从私造、私有法处分。如果携带甲一领私度关，判处两千里流刑，不从私有法，即不计赃而断；携带槊一张私度关，估赃价值绢30匹，判处两年徒刑，从坐赃论，不计槊为罪。如果越度沿边关塞，将禁兵器私下提供给外族，则处以绞刑；提供不果，减三等处分，改为两年半徒刑。

　　七、 警急

　　在通常情况下，都城的治安秩序由金吾卫将士昼夜巡警加以维护，乡村则由游徼卒巡视维护。都城的情况，前文以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为例，已做具体论述。游徼卒的情况，可从周朴的事迹窥其大概。周朴是晚唐闽中（今福建）人士，穷愁潦倒，性格怪诞。一次在野外，一位陌生的樵夫负薪而过，他突然抓住樵夫的胳臂，厉声吆喝道："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猛吃一惊，连忙扔下柴禾（薪），挣脱而逃。"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周朴缓步前往，向游徼卒说明自己所谓"得之"，并非指抓住人了，而是"适见负薪，因得句耳"，想出了"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的诗句。这样，游徼卒才放了樵夫。（《唐诗纪事》卷71《周朴》）

　　但在出现警急情况时，政府便要相应地采取非常性的措施。安史乱后，社会治安出现危机，特别是在漕运线上，盗贼经常出没，抢劫财物。唐代宗下《缘汴河置防援诏》，做出部署。诏文说："如闻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全唐文》卷46）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国家赋税重心所在的江淮地区治安严重败坏，引起了当地官吏和朝中重臣的高度关注。地方官杜牧上书给宰相李德裕，描述了事态的严重程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份《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指出："今长江连海，群盗如麻"，"日杀不辜，水满冤骨"。这些盗贼或系流窜作案，或系就地配合。其具体分布情况是："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西、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盗贼的劫杀有两种情况。一是"水劫"。大股盗贼"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小股盗贼"不减三二十人"。他们在江河上"劫杀商旅，婴孩不留"，"沉舟灭迹者，即莫知其数"。盗贼将抢劫到的财物，用于从事茶叶走私活动。他们把财物带往南方山中换取茶叶，然后"出为平人，三二十人，挟持兵仗"，"凡千万辈"。有的"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二是"陆劫"。"亦有已聚徒党，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白昼入市，杀人取财，亦多纵火，唱棹徐去"。一次，"劫池州青阳县市，凡杀六人，内取一人屠刳心腹，仰天祭拜"。"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年获安者"。杜牧自称"详观格律敕条百二十卷，其间制置无不该备，至于微细，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尝言及"。因此，他提出"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的方案，以达到"活江湖赋税之乡，绝寇盗劫杀之本"的目的。具体地说，这便是"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樊川文集》校点者陈允吉校勘记说：'按上下文意似当作二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为率，一千二百人分为四十船，择少健者为之主将。仍令本界江岸创立营壁，置本判官专判其事，拣择精锐，牢为舟棹，昼夜上下，分番巡检。……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尽绝私载，每一宗船上下交送"。这样的话，"桴鼓之声，千里相接，私渡尽绝，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樊川文集》卷11）

　　同时，由于会昌毁佛，还俗僧没有生活出路，又在江淮地区杀人劫货。李德裕向唐武宗奏上《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指出："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他建议淮南道地盘广大，可出三百人，浙西、宣歙、江西、鄂岳四道，各出一百人，由熟悉江路和善长弓弩的人充当，组成游奕（即"游弋"，巡逻的意思）部队。每一百人设置一位游奕将，由"清白强干稍有见会者充"。再制造游奕船五十只，将一百名士卒分为两番，轮流乘船，巡察江路，缉捕盗贼。各道的分工是："淮南游奕至池州界首，浙西游奕至宣州界首，江西游奕至鄂州界首。"各自的责任是："常须每月一度至界首交牌，各知界内平安，申报本使。其下番人便于沿江要害处置营，不得抽归使下。"关于对游奕将士的考核奖惩，奏状建议："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贼，委使司超与职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贼赃物赏给，务令优厚。如两度有贼不觉察，游奕将科责差替。如容纵贼盗，不问有赃无赃，并委本道差人所在集众决杀。"奏状还建议各道配合行动："如贼大段巢穴去处，仰数道计会，一时掩捉，倘去根本，军将授官酬赏。所贵邻接之地，同心叶（协）力，江路盗贼，因此断绝。"（《全唐文》卷704）

　　为了对付叛乱和农民起义，政府还设置了防御团练使、招讨使和都统，率领军队进行防御和讨伐。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爆发，为了抵御叛军，经唐玄宗部署，"诸州当贼冲者，始置防御使"。（《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嗣后，很多地方都设置了防御使。这些防御使都设于大州要害之地，主管军事，由刺史兼任，但不像节度使那样赐以旌节。宝应元年（762）以来，停设诸州防御使，改为团练守捉使。大历十二年（777），除都团练使外，诸州团练守捉使全部取消。建中二年（781），又恢复了防御使的建置。

　　招讨使的称谓，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十二月的敕文中已经出现。（《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此后，根据用兵情况临时设置，完成任务即行撤销。都统是乾元元年（758）十二月开始设置的，当时任命户部尚书李峘为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起初，或总三道，或总五道，但并非专管军事，而是包括宣慰、观察等多方面事务的。后来，都统逐渐定名为"兵马都统"或"行营兵马都统"，则成了招讨、平叛的高级军事长官。大中五年（851），唐宣宗任命宰相白敏中为邠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等使，这是用于对付西北地区党项族的侵扰的。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在江淮地区活动，宰相王铎上奏唐僖宗，说："臣忝宰执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愿自帅诸军，荡涤群寇。"（《唐会要》卷78《都统》）于是，唐僖宗拜他为守司空、平章事、荆南节度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又以镇海军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共同镇压黄巢起义。这是用于对付内地反政府武装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