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的政治经历

　　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乾封二年（667）出生，祖籍范阳（今北京市），到张说时其家已迁入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多年。天授元年（690），临朝称制的皇太后武则天开制举，全国各地近万名应试者云集东都洛阳，张说考取词标文苑科（又叫学综古今科）第一名。由于甲科一向都是虚设的，武则天把他录取为乙等，但命人把他的对策（答卷）抄写多份，散发给各族使者和各地来京的朝集使，以宣扬国家以得到贤才为美事。张说从此步入仕途，担任太子校书郎（太子属官，掌校勘典籍）、左补阙（谏官）、凤阁舍人（中书舍人的改名，是最高决策机构的机要秘书）等职，并以奉宸府学士的身份，在武则天的亲信奉宸府长官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领导和主持下，在神都洛阳的皇宫中参与修撰《三教珠英》。

　　武则天建周称帝后，是立儿子还是侄儿当皇储，涉及政权的交替或转移，曾引起激烈的角逐和争议，虽然最终还是立了儿子李显，但一直防范李唐正统派官员联合太子剥蚀自己的权利。长安三年（703），二张兄弟向武则天举报当过太子属官的宰相、御史大夫魏元忠想趁武则天年事已高之机，推出太子夺权，并说张说答应出面作证。武则天大怒，召集当事人殿前参对。正统派官员同仇敌忾，纷纷对张说做思想工作。凤阁舍人宋璟利用同事关系告诫张说"不可勾结坏人来陷害好人"。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引孔子话给张说打气："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幾以自己修史吓唬张说："别在史书上流下污点，让子孙后代背黑锅。"而二张认为张说是自己的下属，同属武则天的内朝势力，而且还和自己同宗，答应事成后给他高官厚禄。两种力量都在拉拢张说，他的向背会对事态的进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这时，他无疑分析了政治力量的消长，权衡了利弊，因而对武则天说："我没听见魏元忠讲要奉立太子当皇帝的话，是张昌宗逼我作伪证的。"二张失望，揭发道："张说同魏元忠通谋造反。张说曾说魏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放逐太甲，周公摄成王之位，他这样说，不是谋反是什么？"张说辩解道："我确实说过魏元忠身负伊尹、周公重任，任三品官当之无愧。问题是伊尹、周公，对主上赤胆忠心，为古今所仰慕；陛下任用魏元忠为宰相，不让他效法伊尹、周公，那去效法谁？"武则天盛怒不消，认为张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把他贬逐到钦州（治今广西钦州东北），把魏元忠贬到端州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当县尉。神龙元年（705）唐中宗李显复位，张说的政治投机得到了报偿，从放逐地被召回朝廷，任兵部员外郎（主管武官、军籍、武器、军令等事务的中央机构的官员），后任工部侍郎（主管营造工程的中央机构的副长官）。

　　中宗死后，他的弟弟睿宗登极，以第三子李隆基为太子。张说为东宫侍读（太子的老师），自己的前途和太子的政治命运连在一起。景云二年（711），睿宗任命张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由他监修国史。睿宗能当上皇帝，是由于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中宗的皇后韦氏等人所致。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也参与了这次政变。由于多年经营，她已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把持朝政，权移人主，一直想整掉李隆基。大臣建议处分她，但睿宗认为只有这一个妹妹，不忍心那样做。一天，睿宗对侍臣们说："有术士上疏说，五天内会有急兵进入皇宫。你们要留心为我防备。"侍臣中有的是太平公主的党羽，有的摄于她的权势，面面相觑，不置一词。张说对睿宗说："这是坏人设的计，妄想动摇太子的地位。陛下如果允许太子监国，君臣名分便明确了，自然堵塞了侥幸者的路，灾难就不至于出现了。"睿宗认为这是个办法，予以采纳。第二年，太子即皇帝位，史称唐玄宗。睿宗退为太上皇，仍然掌握一部分权力。

　　这时，太平公主全盘夺权的活动到了紧锣密鼓的地步，引党羽萧至忠、崔湜等为宰相，通过睿宗把不肯投靠自己的张说撤销了宰相职务，赶出京师长安，以尚书左丞（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官员）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张说身在洛阳，心在长安，派人向玄宗献上一把佩刀，示意他及时对太平公主动手。开元元年（713），玄宗杀掉了太平公主一伙。张说因定策清内难，征回长安任中书令（最高决策机构中书省的正长官），封爵燕国公。不久，中书令改称为紫微令。

　　二、为稳定政局而努力

　　经过多年的动荡，社会需要稳定，只有上层出现宽松的气氛，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张说这时已无看风使舵的必要，转而对稳定政局出力献策。

　　还在睿宗刚即位的时候，中宗的儿子谯王李重福在洛阳发动叛乱，打算推翻睿宗，自己当皇帝。东都留守裴谈出兵围剿，李重福投河自杀。裴谈逮捕了数百人，经拷打审讯，有很多人还是无法定案。睿宗派张说前往处理。张说到洛阳后，通过迅速周密的调查，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只将李重福的谋主张灵均和郑愔处死，其他蒙冤被捕的人一律予以释放。睿宗夸道："我知道你办这个案子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漏掉坏人。不是忠正无私，哪能这样！"开元元年，玄宗在宫中发现中宗去世后宰相李峤上韦皇后的一份密表，请将相王（睿宗登基前的爵号）的诸子迁出长安，当然包括玄宗在内。这时，李峤已经退休，有人建议杀掉他。张说对玄宗说："李峤虽然分不清什么是逆什么是顺，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时这样谋划，也是忠于主子的表现。事过境迁，岂能再追究他的罪过！"玄宗接受他的说法，将李峤的儿子调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刺史，命李峤随同前往。

　　接着，玄宗在新丰县（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骊山下讲习武事。这时，征集来的20万兵士排列成50多里长的队伍，旌旗相连，遮天蔽日。要想军容严整，令行禁止，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玄宗见军容混乱，归罪于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兼公安部长）郭元振，下令将他处死。玄宗刚即位不久，想通过讲习武事和严肃纪律来建立和提高自己的威望，实际上无意诛杀大臣，只是作个姿态罢了。当然，在紧急关头，需要有人出来讲情。张说于是和大臣刘幽求一齐跪在玄宗的坐骑前叩头进谏，说："郭元振有拥戴陛下登极的大功，有罪应该赦免。"玄宗就将他减死为流，流放到五千多里外的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县）。

　　开元十年，秘书监（掌管图籍的机构秘书省的正长官）姜皎犯罪，玄宗根据宰相张嘉贞的奏请，在朝堂对他施以杖刑，然后流放。姜皎不胜羞辱痛楚，还没赶到流放处所，就在途中死去。不久，广州都督裴伷先被捕入狱，玄宗召集侍臣们讨论处理，张嘉贞又主张行杖刑。张说反对，说："古训以为'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大夫接近国君，应该有些脸面，培养廉耻感。因此，士大夫可杀而不可辱。今年秋天，我受命北上巡视边地，途中听到姜皎的事。他是三品官，又有一些功劳，犯了罪该杀头则杀头，该流放则流放，怎么能在朝堂上对他行杖刑加以侮辱呢？这实际上是把他作为奴隶来对待。国家法律规定八议，就是关于勋贵犯法的处理条例，应该有法必依。姜皎的处理已经无法挽回了，对裴伷先只能流放贬官，不能再随随便便杖责廷辱。"玄宗很同意这个说法。事后，张嘉贞指责张说把事说得太透。张说回答道："宰相不过时机来了当一当而已，谁能长期当下去？如果重臣都可轻易杖责，恐怕你我也快该轮上了。我那些话，不是为裴伷先开脱的，是为天下所有士君子说的。"张嘉贞无言以对。

　　三、"安边报明主"，"许国不谋身"

　　张说和姚崇一向不和，姚崇当宰相后，张说心里不踏实，就悄悄去岐王李範府上一趟，想寻求点帮助。开元元年的年底，姚崇向玄宗作了汇报，说："岐王是陛下的弟弟，张说是宰辅重臣。张说私下乘车去岐王府，恐怕会给岐王带来不利。"玄宗于是撤销了张说的紫微令职务，贬为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刺史，并充河北道按察使。此后七八年间，张说多在北方军中供职，当过右羽林军将军、兼检校幽州（治今北京市）都督，检校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朔方军（驻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大使。张说身负安边重任，经常在边地奔波。他作《将赴朔方军应制》诗，以西汉博望侯张骞的事业自许，说："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巡边在河北作》二首之一还说："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他注意区分少数民族中的良莠正邪，恩威并施，和战兼用，既安抚了少数民族的民众，又剿灭了制造骚乱的军事首领，保卫了内地的安全。

　　开元八年，朔方军大使王晙以勾结突厥入侵的罪名，诛杀了居住在今内蒙古一带的少数民族降户一千多人，并州北部的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因而恐惧不安。此事如果处理不当，会使内地和少数民族双方都蒙受损害。张说这时正主持并州军务，就在20人的随从下，手持旌节，奔赴同罗、拔曳固部落，住在他们的帐篷中，向酋帅们宣布朝廷的信任和慰问。副大使李宪急忙派人送上书信，说夷虏难以相信，不应掉以轻心，深入他们中间。张说回信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不怕谁来吃；我的血也不是野马血，不怕谁来放。士人应该临难不苟，见危献身。此时此刻，正是我效死于国家的时机。"同罗等部落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消除了恐惧感，使得这一地区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得以维持。

　　次年，西北地区的胡人康待宾聚众叛乱，自称叶护，攻陷了六州之地。玄宗指示王晙率兵讨伐，张说率众配合作战。叛胡与党项族勾结，攻城掠地，占据粮仓，危害极大。张说带领骑兵、步兵一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西北）袭击叛军，取得重大胜利。张说军队追至骆驼堰（今陕西神木县西北），叛胡和党项互相残杀，叛胡乘夜西逃，叛军溃散。讨击副大使阿史那献建议趁机全歼党项，以绝后患。张说说："国家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对于叛乱者应该讨伐，对于归顺者应当怀柔。如果杀掉降众，那就伤天害理了。"张说于是奏请设置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安抚党项人，使他们有正常的生活环境。

　　开元十年，康待宾馀党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县）降胡康愿子又自称可汗，举兵叛乱，抢掠国家牧场的马匹，渡过黄河逃至塞外。张说率兵征讨，擒获三千多人，将首恶分子押送都城处死，彻底平定了这次叛乱。朝廷讨论将残馀胡族迁至今河南省，与汉族杂居，使河套朔方一带成为空地，减少了他们再度叛乱的可能性。

　　张说实际上无意建立武功。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主张对边地少数民族宽宏大量，包涵容忍，怀柔羁縻，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以武力进行反击和镇压。早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吐蕃就经常寇掠内地，与唐朝争夺西域，双方曾多次交战。玄宗时，吐蕃自恃强盛，对唐廷极不尊重，态度很傲慢，照例抢掠内地，侵占唐地。玄宗难以容忍，想利用国力增强的条件，诉诸武力，解决西部的边防问题。张说认为战争同时也会给自己一方带来一些问题，主张息事宁人。开元十三年，他对玄宗说："吐蕃无礼，是该加以讨伐的。但国家从事征讨年代已久，费了不少精力。临近吐蕃的甘、凉、河、鄯诸州（今甘肃、青海境内），几十年来不断征调人力物力，百姓弄得很苦。有时候，我们还打败仗，就是打了胜仗，所得也抵偿不了所失。听说吐蕃现在悔恨自己的过失，请求和解。希望陛下恩准，以使边境清静百姓安宁。"后来，他得到一只西南地区的斗羊，就献给玄宗，在上表中规劝玄宗不要继续用兵，说："如果这只羊会说话，它一定要说若是斗杀不停，即刻就会有斗死的。我认为最高境界的仁义是没有一点残忍的。还是量力而行，该止即止吧！"但玄宗没有采纳。到开元十五年，由于用人不当，唐军战败，瓜州（治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地区被吐蕃侵占了。

　　四、改革军制，发展经济

　　镇压康待宾叛乱之后，张说被调回长安，拜为兵部尚书和宰相。开元十年，他就军事方面的改革给玄宗提出两项建议。这时，镇守边地的唐军一直维持着六十多万人的庞大数字，他认为没有太强的敌对政权，用不了这么多驻军，就奏请裁减20万人，一律回家种地。玄宗担心这会削弱边防力量。他说："我在边地多年，很了解那里的情况。军镇将领统率着这么多士兵，只是想强化自己的实力，役使士兵给自己干活。如果要抵御外族，夺取胜利，只要有一定的精锐力量就可以了，不必用闲杂人员来虚凑数目，妨碍农业生产。陛下如不相信，我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担保。陛下英明，各族归服，不必担心裁减军队就会招致外族入侵的后果。"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使得农业生产增加了20万生力军。

　　同时，张说又建议把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唐朝建立后，继续实行府兵制，规定均田制下的农村户口，无论贫富，21至60岁的丁男一律承担在当地军府（折冲府）当兵的义务。府兵既不脱离农业生产，又要承担军事任务。这种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是当时人口资源贫乏、兵源枯竭的产物。但在实行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兼营农业，不违农时，而且对小农家庭和劳动力有很大的摧残作用。府兵整个冬季要组织练武，还要根据军府距离首都的远近而确定轮班宿卫的周期。一年中宿卫和赶路须用去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打仗和戍守有时也在一年以上。府兵是义务兵，要自备兵器、农具、衣粮、用具，负担极重。执行军事任务时，国家只免除士兵本人的赋税徭役，而其家不免。随着均田制的破坏，贫苦农民无以为生，更承受不起沉重的兵役以及赋税徭役负担。他们要么自残手足以避征戍，要么个人或全家逃亡，成为不被国家户籍控制的逃户或地主的荫占人口。玄宗时，轮番宿卫的士兵既贫且弱，逃亡将尽，府兵制已经执行不下去了。而这时，人口比唐初增加两倍，国家的财政实力也比唐初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就为改革兵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面对这种形势，张说向玄宗建议实行募兵制：先从京师的卫士做起，废除府兵轮番宿卫的制度，花钱从社会上招募强壮男子作为职业兵，代替府兵执行宿卫京师的任务；对他们可不分职业、成份，给本人及其家庭以种种优待，以便吸引和安置逃户。玄宗采纳了张说的意见，十来天就招募到卫士13万人，因不再轮班，就称为长从宿卫，后来改称为彍骑。此后，募兵制全面推广，边地军镇招募到几十万长征健儿。兵农从此分家，各自专力于自己的职业，士兵可以全心全意地执行军事职能，农民也不再为当府兵执行军事任务所引起的农桑失时而担忧，从而全力以赴地发展农业生产，逃户问题也得到相应的解决。唐朝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出现了强盛的局面。

　　接着，玄宗由洛阳巡幸太原。张说向玄宗建议："陛下由太原回长安，要路过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当地有汉武帝所立的后土祠。祭祀后土的礼节早已失传，历代都无法施行。希望陛下能恢复祭祀大典，以便为农户祈祷丰收，为百姓造福。"玄宗欣然采纳。张说这个建议，今日看来十分荒唐，但却歪打正着地反映出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民众生活的主张，用意无疑是善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