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元·明·清

第三节 明代实物

中国建筑史 作者:梁思成 著


  一、都市

  北京城,今日北京市之规模,实明太祖以下诸帝所陆续经营,而有系统之计划,则定自成祖之时。盖明之北京本元故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其后更展其南里许,遂成今日北京近似正方形之内城,其外城则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所建也。成祖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改建皇城于燕王府之东,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遂形成明清之规模。其制以宫城(紫禁城)为核心,周以皇城,最外乃为京城。禁城西侧,皇城以内,就原有之太液池琼岛作西苑,以为游宴之所,即今之三海公园也。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之属为饰;而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

  我国自上古以来,营国筑室,首重都城计划。汉唐长安规模尤大,而隋文帝所建之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皇宫,官府,民居,各有区域,界限清晰,树后世城市设计分区制之型范,高瞻远识,尤足钦敬。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就近代都市计划观点论,庞大之皇城及西苑,梗立全城之中,使内城东西两部间之交通梗阻不便,为其缺点之最大者,然在当时,一切以皇室尊严为第一前提。民众交通问题,非设计人所考虑者也。

  二、明代木构

  大同城楼[1](第124图) 山西大同东南西三门城楼与城同为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所建,为现存明代木构之最古者,诸楼平面均为凸字形,后部广五间,其前突出部分广三间,全部周以回廊。楼之外观,分上中下三层,檐三层。下两层檐之上缘,即紧沿其上层窗之下口。每层均较下一层收入少许。屋顶前后两卷相连,均为九脊顶。其各层梁架,均为月梁,各层梁间承以极低之驼峰。外檐斗拱下檐为单杪重拱,上两层檐为双杪重拱,逐跳计心。补间铺作正面三间用两朵,山面用一朵,梢间走廊不用,其斗拱之特点数事:

  (一)上两层泥道拱与慢拱之上更施拱一层,成“三拱”之制,为罕见之例;

  (二)上两层柱头铺作之耍头乃梁头之延长,其宽较华拱稍大,为后世明清梁头加大之始。

  大同钟楼[见注1](第125图) 在大同城内。平面三间,正方形;高两层,檐三重;上层周绕以腰檐平坐,上作九脊顶。下层斗拱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一朵;平坐双杪重拱,上檐单杪单昂重拱,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一朵,稍间无。腰檐斗拱特小,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两朵,志称钟楼建于明,今考其全部结构手法,与城楼诸多相同,想当时所建也。

  开福寺大殿[2](第126、127图) 在河北景县。寺建于明洪武中。大殿则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殿广五间,深四间,单檐四阿顶;但在前面另加廊,两端仅及梢间之半。殿身中三间开敞,安装格扇,而稍间为雄厚砖墙,以接受廊之两端,权衡至为洽当。殿身斗拱单杪双昂,昂嘴纤长,虽梁头不见加大,但补间铺作,当心间及次间均增至四朵之多,已渐呈繁琐之象矣,殿内藻井于斗八之上以交叉斜拱构成螺旋顶,至为精美(第127图)。

  社稷坛享殿[3](第128图) 殿在社稷坛之北,建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今中山公园之中山堂也。殿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简单阶基之上。殿斗拱单杪双下昂,重拱造;其第一层昂为平置假昂,第二层则后尾挑起,其上耍头亦将后尾挑起,但在第二层昂尾之下,另施上昂一层。殿内梁枋断面高厚之比例,近于三与二;其阑额亦颇高,而普拍枋宽度,则与阑额之厚相等,皆明初显著之特征也。

  长陵棱恩殿[见注3](第129、130图)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南麓,明十三陵所在。长陵为成祖陵,十三陵中规制最宏。关于陵寝当于下文另述,兹先叙长陵棱恩殿木构。陵以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完成,殿亦同时物。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较之北京清故宫太和殿深度虽稍逊,而广过之,两者面积大致相等,同为国内最大之木构。其外观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下檐斗拱单杪双下昂,上檐双杪双下昂。其下檐斗拱自第二层以上,引伸斜上者六层,实拍相联,缀以三福云伏莲销,已形成明清通行之溜金科。其补间铺作当心间加至八朵之多。上檐斗拱则唯第二层昂及耍头后尾延长,压于下平榑之下;在比例上,其昂尾之长,尚为前所未见也。殿全部木料均为香楠,当心间四内柱特大(径一点一七米),自顶至根,一木构成,为稀有之巨观。殿梁额横断面均狭而高,不若后世之近乎正方形者。殿内藻井当中三间较高,两侧三间较低。殿于民国二十四年经北平市政府修葺。

  北京护国寺[4] 寺本名崇国寺,其创始无考,金元之际毁于兵。元代重修,另营寺于大都,称崇国北寺,即今寺所在也。寺中现存建筑物则大多为明宣德成化间(公元15世纪中叶)物,现有规模亦当时所增扩也。寺平面布置,前后可分为三部,共九层,最前为山门三间内为广场,为其前部。广场之北为金刚殿五间;殿之北计殿四座,曰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均为明构,最后千佛殿则元构也。四殿前左右均有配殿,缀以廊房,自金刚殿左右折而北至千佛殿左右围绕,为寺之主体。千佛殿之北为垂花门,入门至寺之后部,计有护法殿,功课殿,后楼,共三层。此部地址较前部狭隘,无东西廊。垂花门内东西各立舍利塔一,即第二节所述之舍利塔也。

  寺现状极为残破,其中轴线上殿屋,中部除金刚殿外,无复有屋顶者,后部护法殿与功课殿则较为完整。至于东西廊屋及各殿配殿,则东面诸配殿及钟楼已不复存在矣。

  寺平面布置,以中部为主,殿数座在中轴线上前后相直而列,四周绕以廊屋配殿,盖历来佛寺之通常配置。然如唐以前之建塔于中线之上者,明以后已不复见矣。

  鹫峰寺大雄宝殿及兜率宫[5] 寺在四川蓬溪县西门外里许。其中轴线上自外而内,为牌楼,天王门,大雄殿,兜率殿及后堂。兜率殿之前,左右建钟楼鼓楼,其后为廊庑杂屋,配列殿之两侧规制颇为整然,大雄殿之左则白塔凌空,高十三层,甚峻拔。寺创造无考。元末毁于兵灾。明宣德间重修。

  白塔为南宋时建,其余木构则明中叶遗物也。

  大雄宝殿(第131图) 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前砌月台。檐柱间上施阑额二层,下施地栿。外檐斗拱双杪,除当心间外,均无补间铺作。其第一跳华拱之上施瓜子拱。但第二跳华拱不与瓜子拱相交,而自其上齐心斗内出跳,同时左右更出斜拱。在原则上此法与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斗拱第二层昂之位置相同;为木构中罕见之例。屋顶前后坡均作一阶级,如汉阙所见为此殿重要特征之一。殿建于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佛像三尊亦皆明塑。{ewl MVIMAGE,MVIMAGE, !WXZY0177_0273_1.bmp}

  兜率宫 建于高台之上。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斗拱单杪重昂,昂嘴细长。泥道拱慢拱之上,更施长拱一层,成三拱之制,如大同城楼所见。其两层昂跳头横拱,拱端不齐切,而斜斫作“出锋”状。背面及两山将檐柱加高,上施栌斗挑梁以承檐。殿之建造年代,无纪录可凭,但右庑枋下题明成化己丑(公元1469年)年号,想时代相去不远也。

  七曲山天尊殿[见注5] 四川梓潼县西北七曲山,山顶柏林中文昌宫,殿堂多座,为明代所建。其中天尊殿在院内最高处,结构较为宏丽。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其斗拱之分配,前面单杪双下昂,背面及两侧则仅在柱头施栌斗挑梁,如鹫峰寺兜率殿之制。其前面斗拱两昂不平行,第二层昂尾挑承下平榑之下。内部梁架作叉手,襻间,替木等;梁栿上施蜀柱及十字斗拱,与元代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大殿颇有相似之处。殿营建年代文献无征,其结构样式,当为明初或明中叶所构也。

  曲阜奎文阁[6](第132、133图) 曲阜孔庙本无奎文阁。至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始建“书楼”,金明昌二年赐名“奎文”。现存之奎文阁则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所重建也。阁在大成门之外;广七间,深五间,高两层,中夹暗层,檐三重,九脊顶,下层四周擎檐俱石柱,立于砖石阶基之上。阁之构架可分为上下两半,下半为下层,上半为平坐以上之全部。盖下层诸柱之上施列斗拱,以承平坐柱,而自平坐以上,则内外诸柱均直通上层,虽平坐柱头铺作,亦由柱身出华拱。其制已迥异于辽宋古法矣。在柱之分配上,下层当心间减去前面两内柱,而上层则前面内柱一列全数减去,以求宽敞。三层檐均承以斗拱,并平坐斗拱共为斗拱四层。但上层腰檐之外缘平坐四周施擎檐柱及绦环楣子。平坐斗拱掩以雁翅版,故骤观唯上下两檐斗拱为显著。阁所用昂均为平置假昂,后尾不挑起,为明清标准做法。但柱头铺作上所出梁头,已较华拱宽加倍,清式桃尖梁头之雏形,已形成矣。

  太庙 今北京故宫太庙主要建筑,多为明建。庙在天安门内之东侧,今辟作公园。庙周以围墙两重;外垣正南辟琉璃花门三道,内垣正南为戟门五间。戟门之内,正面为前殿,左右为东西庑。前殿之后,更有中殿及后殿,亦各有东西庑。

  太庙之初建,在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其后则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所建也。至嘉靖二十年太庙灾,二十三年重建,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完成,以后未再见重建纪录。考今太庙诸建筑,独戟门斗拱比例最宏,角柱且微有生起;前殿东西庑柱且卷杀,作梭柱,当均为永乐原构。其余则嘉靖重建也。今存前殿十一间,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第134图)。其正中三间,梁柱均金饰,清代飨祫行礼在焉。中殿九间,平时奉安历代帝后神龛。后殿亦九间,奉祧庙神龛。

  建极殿[7](第135图) 今北京清故宫主要殿宇中,唯保和殿为明构,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所重建之建极殿也。殿于明初名谨身殿,至嘉靖间改名建极殿。明末李自成焚烧北京宫殿,建极殿得幸免。清代未见重建保和殿纪录,而著者于民国二十四五年测绘故宫时,发现藻井以上童柱标识,楷书“建极殿右(或左)一(或二三)缝桐柱”墨迹,足证其为明构无疑。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重檐九脊顶。斗拱纤小,当心间补间铺作用至八朵之多,已与清式难于区别矣。

  三、陵墓

  长陵[见注3](第136图) 明代陵寝之制,自太祖营孝陵于南京,迥异古制,遂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型范。按自秦汉二代,皇帝陵寝厚葬之习始盛。始皇陵建陵园游馆,汉陵有寝庙之设。自唐太宗昭陵设上下二宫,上宫有献殿,仍如汉陵之寝;降至南宋犹有二宫。明太祖营孝陵,不作二宫,陵门以内,列神厨,神库殿门,享殿,东西庑,平面作长方形之大组合。其后成祖营长陵于昌平天寿山,悉遵孝陵旧法,而宏敞过之;献陵景陵以次迄于思陵,悉仍其制凡十三陵。清代诸陵犹效法焉。

  十三陵之中,以长陵为最大。陵以永乐七年兴工,十三年(公元1415年)完成。陵可分为二大部:宝顶及其前之殿堂是也。殿堂东西南北三面周以缭墙,在中线上,由外而内,为陵门,棱恩门,棱恩殿,内红门,牌坊,石几筵,方城,明楼,宝顶。

  陵门为三道砖券门,单檐九脊顶。门外,明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五间,今已不存。门内中为御道,东侧为碑亭,重檐九脊顶,有巨碑。亭东昔有神厨,御道西有神库,今俱毁。棱恩门五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白石阶基上。中三间辟门,阶基前后各为踏道三道。棱恩门内广场御道两侧有琉璃焚帛炉各一。东西原有东西庑十五间,久毁无存。其北为棱恩殿,巍然立于三层白石阶上,即上文所举之木构也。殿北为内红门三洞,门内复另为一院,院北方城明楼,巍然高耸。方城为正方形之砖台,其下为圆券甬路,内设阶级以达城上明楼。甬道北端置琉璃照壁,照壁后即下通地宫之羡道入口也。明楼形制如碑亭,重檐九脊顶,楼身砖砌,贯以十字穹窿,中树丰碑曰“成祖文皇帝之陵”。楼后土阜隆起为宝顶,周以砖壁,上砌女墙,为宝城。

  地宫结构,文献无可征,实物亦未经开掘调查,尚不悉其究竟,但清代诸陵现存图样颇多,其为模仿明陵地宫之作,殆无疑义,亦可借以一窥明代原型之大略也。

  长陵以南,为长七公里余之神道。其最南端为石牌坊(第137图),五间十一楼,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建。次为大红门砖砌三洞,单檐九脊顶。建造年代待考。次为碑亭,及四华表,再次石柱二,石人石兽三十六躯,均宣德十年(公元1453年)建。自石柱至最北石人一对,全长几达八百米,两侧巨像,每四十四米余一对对立,气象雄伟庄严,无与伦比。次为棂星门,俗呼龙凤门,门三间并列,石制,更次乃达陵门。

  十三陵之中以长陵规模为最大,保存亦最佳,民国二十四年曾由北平市政府修葺,其他各陵殿宇多已圮毁,设不及早修葺,则将成废墟矣。

  四、明代佛塔及其它砖石建筑

  明代佛塔建筑,胥以砖石为主,木材因易变毁,已不复用以建塔矣。有明一代,其佛塔之最著者,莫若金陵报恩寺琉璃宝塔;不幸毁于太平天国之乱,至今仅存图绘。据海关报告[8],塔高英尺二七六呎七吋强,约合八十四点五米。塔经始于明永乐十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讫工,历十九年告成;八面九级,外壁以白磁砖合甃而成,现存佛塔之型制约略相同者,为广胜寺飞虹塔。

  飞虹塔[9](第138、139图) 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木构殿堂,已于元代木构中叙述。其前殿之前,正中线上之琉璃塔,则为佛塔中之极特殊者。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全部砖砌,而壁之柱额斗拱椽檐等,则以琉璃砖瓦镶砌,并饰以多数佛像,外观至为华丽。塔最下层绕以木廊。自第二层以上,塔身逐层收分起点甚低,收率不递加各层檐角亦不翘起;故其轮廓梗拙,无卷杀圆和秀丽感。塔内最下层供极大释迦坐像一尊,如应县佛宫寺木塔之制,其下层藻井作穹窿式,饰以纤细斗拱。塔内阶级结构,于通常用半楼台(landing)之处不作楼台,而使升降者迈空跨上次一段阶级(第139图),虽非安全善策,但在各种限制之下,亦可见设计人之巧思也。志称塔建于北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重修;塔上琉璃多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年号,疑即现存塔之建造年代也。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10](第140图) 寺在北京西直门外,俗称五塔寺,今寺毁仅塔存。永乐间“西番班迪达来贡金像,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座。“累石台五丈,藏经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列塔五,各二丈”[11]。今塔下石台之外壁,最下承以须弥座,上划为五层,各层以檐为界,龛列佛像,上冠以女墙,南面正中砌为券道,高等于须弥座及下两层,通内部阶级可“左右蜗旋而上”台顶。台上五塔,平面均方形,为单层多檐塔,四角塔檐为十一层,中间塔檐十三层。除五塔外,台上正中南部尚有亭形重檐小殿,下檐方,上檐圆,为阶级上端之出入口,塔于民国二十四年经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重修。

  云南昆明妙湛寺亦有金刚宝座式塔一座,其上五塔,均为瓶形塔,天顺间(公元1457—1464年)所建也。

  慈寿寺塔[见注7](第141图) 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寺为明慈圣太后所建,万历四年兴工,至六年(公元1578年)完成,塔亦同时建,今寺已毁,仅塔屹立。塔平面八角形,立于高基之上,基上塔身,上出密檐十三层。其基于土衬之上作须弥座,须弥座上施斗拱平坐及勾栏,更上乃施仰莲两重,仰莲之上乃立塔身,其全部形制为模仿辽塔之作,其蓝本即为附近之天宁寺塔,殆无可疑。但就各部细节观之,其略于辽构之点颇多,如须弥座各层出入之减少,勾栏之每版用一望柱,仰莲瓣之小而密,塔身之低矮、窗之用圆券,阑额之用两层,斗拱之纤小,均其区别之较著者也。

  五台山塔院寺塔[见注7](第142图) 塔院寺为今五台山之中心建筑,其塔屹立台怀中,为五台最显著之建筑。相传寺原有阿育王舍利塔及文殊双塔,今塔则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所重建也。塔为巨大之瓶形。下为双层须弥座,其平面为每面“出轩”两层之亚字形,其上为覆莲及宝瓶,宝瓶上部较下部仅大少许。其上塔脖子平面亦出轩。十三天则下径甚大,收分缓和。最上金属宝盖,较十三天挑出甚少;最上之宝珠,则又为金属之瓶形塔一座也。

  此塔与北京妙应寺塔相较,虽同属一型,但比例较之略为紧促,故其全部所呈现象,较为舒适稳妥。

  永祚寺大雄宝殿及双塔[见注7]山西太原永祚寺俗呼双塔寺。志称寺塔均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其双塔及大雄宝殿均为建筑史研究中之有趣实例。

  (一)双塔(第143图) 平面八角形,均十三级,高度亦相若。骤观似完全相同而实则区别颇多。其最大之区别,则在南塔收分圜和逐层收分度递加,轮廓清秀柔和,而北塔则每层收分均等,其轮廓生涩,缺乏秀丽之感。两塔均以斗拱承檐,其斗拱颇为繁复,每华拱一跳施横拱两列,一列在跳头,如通常斗拱之制,但在拱眼之上更施横拱一列,则尚为初见也。南塔第二第三第四三层周作平坐,仅叠涩无斗拱。北塔则无平坐焉。

  (二)大雄宝殿及其东西配殿(第144、145图) 全部以砖砌成,其结构法为明中叶以后新兴之样式。殿平面长方形,下层表面显五间,每间为一券;而实际则为纵横三券并列而成。其中部三间,实为一纵列之大券筒,其中轴线与殿之表面平行,而表面所见之三券乃与大券正角穿交之三小券也。至于两梢间则为与大券成正角之小券洞,由前达后。上层仅三间,深广均逊于下层,其当心间为正方形穹窿,两梢间则为两横券。

  殿之外表以砖砌出柱额斗拱椽檐全部模仿木构,至为忠实,唯因材料关系,出檐略短促。正殿两侧配殿,单层五间,其结构与外观均与正殿同取一法者也。

  我国用券之始,虽远溯汉代,然其应用,实以墓藏为主。其用于地面,虽偶见于桥梁及砖塔之门窗,然在宋代,城门仍作梯形。其用作殿堂之结构,则明中叶以后始见也。考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葡租我国澳门,同年耶稣会成立,至万历十五年,利玛窦至南京以后,而耶稣会之势力乃浸入全国上下。时在欧洲适为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其殿堂之结构,多以券洞穹窿为主,而外观上则以砖石模仿古代木构形制,与明末骤然出现之无梁殿,在结构上及外观设计之方法,其原则完全相同,似非偶然之现象。其间蛛丝马迹,可引起研究者之注意也。

  南充广恩桥[见注5] 四川南充县西门外广恩桥,俗称西桥。东西七孔,皆半圆券,券之净跨约十一米,桥面宽九米,规制宏巨,蔚然壮观。县志载宋嘉定旧桥,毁于明嘉靖间,其旧址在今桥之南,今桥则万历六年所重建,至八年(公元1580年)讫工。桥后世累经修改,恐万历原状或已有改变处矣。

  济美桥[12] 河北赵县,除著名之大石桥及小石桥外,在宋村附近,尚有明代石桥一座。桥券下有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题字,是桥之建当在是年以前也。桥四孔而共有五券。居中两孔券大,两端两孔券小。而在两中券之间又施一小券,成为空撞券之制。其样式虽与大石桥不同,而其用空撞券之法,则一也。

  万里长城[13](第146图) 自秦始皇以来,万里长城虽经历代重修,然均为版筑土垣而已。自明初北逐元后,深感北方边防之重要,自太祖以降,历代修筑,山西河北两省境内,陆续甃以砖石,遂形成今日东段长城之外观。今河北省居庸关,南口及山海关附近,皆明代所修筑也。城垣下厚约七八米,顶厚约五六米,高度七、八、九米不等;墙上女墙,高与人埒。每距百米许设墩台,较城垣高出约三四米不等。今墩台似较城垣年代稍古,盖长城初为土筑,甃砖之始,先甃墩台,其后始次第甃及城垣也。

  [1]刘敦桢、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

  [2]刘敦桢测绘,未刊稿。

  [3]刘敦桢《明长陵》,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北平市工务局《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

  [4]刘敦桢《北平护国寺残迹》,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5]刘敦桢、梁思成等测绘;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

  [6]梁思成《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

  [7]梁思成测绘,未刊稿。

  [8]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塔志》。

  [9]梁思成、林徽因《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

  [10]杨廷宝测绘。

  [11]《帝京景物略》。

  [12]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13]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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