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认，大萧条正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迅速蔓延。我们看到，各国就像登山者一样，被贷款和债务、卡特尔和关税，以及迅速交换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主要以农业立足的国家往往首先垮掉，工业强国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惊心动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东方、近东陆续显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国战后的长期萧条则加深了。比美国更后感觉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第二波大约在1931年开始，比第一波更严重，同样影响了所有这些国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开始退潮。

    在大多数地方，类似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尽管危机的形式和严重性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图景，我们会看到：并非只有美国人容易被盲打误撞的繁荣所欺骗，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独一无二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舍我其谁的英雄。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这个事实。1918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生产大国，美国天真地把对外贸易解释为在交易中卖东西的权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没有买东西的义务。的确，外国倾销的噩梦，导致农民和实业家都大声疾呼，要求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并在1930年成功获得了平均40%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把该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数几种农产品，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在国外，《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被解释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它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2年，有25个国家加入了这场报复，从而让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一半。这种恶性循环带来了另一个扭曲。为逃避这种联合抵制的威胁，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的制造商们在外国开设了258家工厂，其中包括71家工厂就在加拿大边境线的那边。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区，所持的政见，以及所从事的行业。

    南方人总是把高关税视为不公正，但是，在工业的北方和农业的中西部，“保护”依然在发挥着它的魅力。毫无疑问，很多实在的市民会附和一家中等城镇报纸的社论：“在美国，就历史所显示的情形而言，好日子和坏时光之间的差别，就是恰当的关税（能够保护我们的农场和工厂的产品）和不恰当的关税之间的差别。”当紧随其后的不是进步而是衰退的时候，这位社论的作者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嘲笑那种认为“欧洲的境况跟美国走出萧条有一定关系”的“错误”观点。

    在美国内部，20世纪20年代，同业公会的数量和影响力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通过这样的组织，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以及诸如此类，并设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范围内，这些组织是有益的，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①，以及在当总统的时候，都留下过这样的印象。但是，下面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组织通过它们对“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的定义，试图在顶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风航行的时候，实现对价格的控制，而且，有时候其作用就是要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最高法院一连串的裁决进一步怂恿了它们的发展，这些裁决，早期的进步主义者会带着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做是本土卡特尔和资本家工团主义不断打进的楔子。

    尽管根据联邦法律，国内的卡特尔依然是非法的，但在国际领域，某些美国公司也在通过集中经济力量让自己受益——杜邦、美国钢铁、通用电气、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钻石火柴、安纳康达铜业、新泽西标准石油等等——在20和30年代与外国生产商达成一致，经常为了抬高价格和增长利润而限制生产，更为常见的是瓜分世界市场和交换专利。在阻碍自由企业卡特尔上，往往要压缩供应流，抑制国外和国内的贸易，防止引入新的产品和改良措施（例如，像可以多次使用的“耐用”火柴之类）。

    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它们对价格的影响：1914年，硫酸奎宁的价格是一盎司25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卡特尔之后，它的价格上涨到了1941年的75美分。下面这个事实让人想到了生产配额的强制推行：1930年，当国内的铝产量超过了10万公吨的时候，德国的铝产量才只有3万公吨，1934年，即美铝公司加入卡特尔三年之后，美国的产量下降到了33,000公吨，而德国的产量则增长到了37,000公吨。在大萧条中，它们的影响显然是恶化了失业和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晚期，因为其所谓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卡特尔开始引起了来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的不利关注。总体上看，大企业的国际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似乎就像经济国家主义在“促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上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白费力气。

    在普通美国人与世隔绝状态的背后，潜伏着的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未还债务的老问题。他们相信，这证明了，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总是上当受骗。孤立是上策。另一些人则把催逼战争债务和赔款看做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最终也会伤害到债权人。1931年6月，胡佛总统决定，倡仪政府间战争债务的延期偿付，这个决定在某些圈子里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对善意和复兴的巨大贡献，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花招，旨在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到富兰克林•D.

    罗斯福走马上任的时候，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毫无希望地被拖欠着。公众对这些未偿付票据怨声载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反战主义，并妨碍了美国人的留学教育。

    1929～1941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祉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地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了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一时期结束于美国卷入一场全球大战的前夕，导致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都同样顽固地拒绝承认它们的安全与所有国家的良好状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一个世界”的观念。关于人的共性和国家的福祉，反复引发大的争论，是这十多年里最有意义的活动。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美国人也不能不受到其结果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