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持久的银行业改革开始于1933年6月16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了，规定了存款保险，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阻止为投机而贷款。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1933年冬春之间对华尔街的调查，以及检察官费迪南•皮科拉所搞的严厉讯问，为颠覆市场的偶像出了大力。J.

    P.

    摩根遭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侮辱：把一个侏儒放在他的膝盖上——是一位马戏团的推广代理给他放上去的——但花旗银行的魔术师查尔斯•E.

    米切尔却在道德上受到了严重质疑，以至于他也加入了塞缪尔•英萨尔——最近被废黜的公用事业巨头——的行列，成了无赖中的一员。这位金融家为了减少所得税而亏本卖股票给自己家里的某些成员（仅仅一年之后便购回）的高招，就是皮科拉委员会所揭露出来的、让普通纳税人铭记在心的丑闻之一。缎面礼帽曾经象征着成功的顶点，如今成了戏谑嘲弄的符号。

    这之前就出现了像《华盛顿走马灯》（Washington

    Merry-Go-Round，1931）这样充斥着讽刺挖苦的政治流言的书，以及像《为君而歌》（Of

    Thee

    I

    Sing，1931）这类放肆无礼的音乐剧，如今又添加了一些商业巨人的暴露性传记，像乔纳森•N.

    伦纳德的《亨利•福特的悲剧》（The

    Tragedy

    of

    Henry

    Ford，1932），约翰•T.

    弗林的《上帝的金子：洛克菲勒及其时代的故事》（God's

    Gold:

    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and

    His

    Times，1932），哈维•奥康纳的《梅隆的几百万》（Mellon's

    Millions，1933），马修•约瑟夫森的《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1934），以及稍后出版的费迪南•伦德伯格的《美国的60个家族》（Americans

    Sixty

    Families，1937）。很多美国人不再迷惑于那些曾在纽约和华盛顿一手遮天的财富和权力的超人，3月危机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大银行家似乎都被折磨得焉头耷脑，再也发不出维护自己的声音。

    他们还知道，罗斯福是不可抗拒的——至少暂时是。当《银行业紧急情况法案》提交讨论的时候，共和党在国会里的组织秘书伯特兰•斯内尔声称：“房子正在被烧为平地，而美国总统说，这就是灭火的办法。”威尔•罗杰斯在写到总统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比喻：“全体国民都站在他一边。即便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他们也站在他一边。而他正在做的事情，确实是错的。如果他把国会大厦烧为平地，我们也会欢呼喝彩，并说：‘烧得好，无论如何，我们至少总算点起了一把大火。’”

    国会先后通过了几项立法，显示了国家的新趋势，它们分别是：1933年3月下旬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和1935年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这一立法网络，限制了用于投机目的的银行贷款，设置了防止股票操纵的保险装置，规定了向证券购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设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监管者，通过了在1937年末之后所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死刑判决”——那些“在地理上和经济上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的”除外。所有这些措施，尽管在工商界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为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证，因此赢得了广泛的赞成。1940年，作为辅助性的安全措施，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