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对日益扩大的联邦管制范围感到惊慌失措，这种扩张已经超出了NRA之外。例如，1933年，在紧急运输法案中，国会通过设立一个临时的运输协调员并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ICC）在重组过程中的权力，从而扩大了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限。两年之后，另一部法律授权ICC通过公共承运人和契约承运人控制汽车运输，为的是确保安全、服务量和公平的价格。1938年创立了民用航空局，以管制空中交通。1940年的运输法案确立了针对所有陆路和水路承运人的全国性政策，授权ICC通过降低农业出口品的铁路运费来帮助农民，阻止“不公平的或破坏性的竞争行为”，并保证“公平的、不偏不倚的管制”。火车与卡车、巴士和轮船在经济运作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一措施变得迫在眉睫。

    由于民营信用机构——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的虚弱和胆小，新政便通过扩大RFC的经营范围和贷款权力（远远超出它在胡佛治下的幼年期），因此使它能够服务于大多数企业与个人，从而承担起对信用流动的额外责任。尽管这一措施受到了工商界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也助长了人们的担心：政府正在获得民营企业资产的抵押权。也是在新政治下，联邦储备体系被转变成了一个更有效的信用扩张或信用紧缩的机制。通过设定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要求，它可以影响流入经纪人贷款中的信贷规模。在另外的一些领域，新政还通过创建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来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通过设立业主贷款公司来帮助贫困的房主。它还通过创办进出口银行，从而帮助了发货人，也帮助了需要贷款购买其商品的外国政府。

    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另外几股线一年接一年地纺着。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35年的公共事业法，不仅试图保护中小投资者免遭控股公司之害，而且还想通过要求执行合理的价格和开放财务账目供联邦电力委员会审查，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像西南部的巨石（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工程这样一些电力企业，把政府转变成了实际的经营者。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治下，政府更进了一步，尝试去做民营企业力所不及的事：改进就业机会、安全和健康，换言之，就是改进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价值。

    在这方面，以及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你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本质差别。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动力，利润则是后者的动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买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的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面对这些需求的政府，着手满足它们时不是基于手头的现金或最终利润的计算，而是要带着这样一种确信：账单会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国家作为供应者的角色，预示了它作为筹款者和收税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开始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最大企业。

    新政的第一笔专门预算（1934财政年度），使得联邦支出比1933年增长了20亿美元，所有拨款的大约60%被用于“复兴和救济”。在1936年结束之前，尽管税收更高了，但国债还是达到了300亿美元，到1940年是430亿。像大多数美国现象一样，国债也变得很庞大。一位云游天下的记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意见采样）发现，接受救济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赞成，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权威人士（甚至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国债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人民会把它记到自己的头上。另一方面，批评者则指控，钱被花在了“疯狂的实验”上，不合理的税收侵蚀了商业信心，它们确实隐藏着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税收纯粹是以更高的价格把压力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而更高的价格导致更低的消费，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正是带着这种精神，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1935年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税、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的立法是滥用联邦权力，“惩罚节俭和成功”。另一个虐待狂式的压力——这些批评者是这样解释的——随着1936年的税收法案而出现了，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这些储备金，没有这些痛苦呻吟的经理，扩张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大声疾呼导致了后一届更有同情心的国会让这项税在1939年终止了。新政参与者们辩护说，这些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的，而那些胆子更大的人则坦率地声称，征税不应该仅仅用来获得收入，还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许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纷纷加入到收税和花钱的行列当中，导致每年的政府开支——联邦、州和地方的——从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8年的170亿。跟联邦资金配套的强烈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像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和公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而且，地方的失业负担也减轻了。就各州的情况来说，对来自其边境之外的商品所征收的“保护性关税”增加了，而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采用了这一税种。尽管累进所得税比联邦所征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带来3亿多美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