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机构给低收入工人与政府的关系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跟州政府负责执行的FERA不同，WPA在被雇佣者与华盛顿雇主之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且，它很快就认识到了地方政府与联邦权力机构之间的区别，就公平和效率而言，后者似乎更高一筹。而且，尽管这一计划也有缺点，但它在心理上的效果，大大有助于证明WPA官员所宣称的目标是正确的：“帮助人们昂起头、挺起胸，手里不闲着。”在1939年由WPA建成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这样的题字：“工作是美国对数百万无所事事者的需求的最好回答。”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工作的权利成了美国政府的基本保证之一。

    WPA在1935年夏天的出现，标志着工作救济与直接救济的分离，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后者如今被交还给了各州和地方当局。到1939～1940年，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直接救济支出是来自各州的基金。这一时期的200万受益人——家庭和单身人士——当中，有很多人不如在老的FERA体制下过得好，每个家庭每月的津贴平均是25美元，在某些州（比如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甚至不超过3到5美元。

    然而，有能力就业的人（WPA就是为他们设计的）一般可以让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好。平均月工资在50～60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40小时。在哈里•霍普金斯治下，WPA尽可能把其经费中的最大份额分配给工资这一块，指望地方税收供养的公共团体在某项既定的计划上合作，提供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工具。最后，据评估，后者的贡献占到总成本的四分之一。生产成品属于州、市或县。一个没能力提供配套资金的穷州，比如密西西比州，其收效就不如境况更好的州，它们无法维持学校、游泳池和运动场，还有穷困者的工作岗位。到1941年1月，财政部花了大约10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WPA为将近800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占全国所有工人的五分之一，总共养活了2,500到3,000万人。

    从一开始，WPA就在极力找出那些被自由企业和公民动议所忽略或推迟的任务。它的成绩单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包括：纽约市4,000万美元的北滩机场，以及全国各地将近600个其他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和街道，超过10座桥梁和高架桥。修建或重建了11万个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礼堂、医院、法院及其他类似的建筑。50万个排污驳引设施和100多万个新厕所，对改善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不亚于WPA所搞的蚊虫控制、排水沟和净化水。在南方，WPA的革新直接带来了伤寒症死亡病例的急剧减少。救灾工作紧跟着1937和1938年显得特别突出的洪水和飓风之后接踵而至。

    同样值得注意到是，到1941年1月——在这个时候，WPA养活着1460家托儿所——提供了将近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儿童和成人缝制了3亿多件衣服。缝纫组构成了WPA女性雇员的大部分，在高峰时期聚集了30～40万人。该机构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们稍后将会讨论，不过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这一时期新添置了将近8,000万册图书，主要在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WPA极大地增进了美国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整洁。在一个不那么切实的方面，WPA就业机会平等（不管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观念，也对实际民主的传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随便选择一份两个礼拜的活动记录，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幅政府通过WPA影响不同地区（特别是贫困群体）日常生活的略图。在1940年1月的两周时间里，有125万人参与了加入国籍、职业训练、艺术、保育及其他类别的活动；17,000人完成了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种；25万人接受了内科和牙科的检查和治疗；100多万人出席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

    起初，普通社群都为WPA欢呼喝彩，视之为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在它的阳光下，市政改善就有可能在市政赤字和穷困人群混合体的漫长冬天之后，再一次繁花盛开。“本地纳税人只需支付不到一半的费用”，就能得到新的桥梁、公园、会议厅和公共高尔夫球场，正如米德尔顿出版社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那样，这的确是一种讨好。人们多少有点天真地把山姆大叔视为一个与老百姓的钱袋子完全无关的慈善之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可靠资金的期望，以及对更大经费的渴望，与老百姓的心里的一些担忧缠斗在一起，他们担心的事情有：官僚作风，对流浪汉的骄纵，以及州权的衰落。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WPA长期工的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企业反复淘汰所沉淀下来的人力精英。此外，不可避免的寄生虫也使得整个计划容易招致批评。例如，在1937～1938年不景气期间，当WPA从工厂购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衣物（既是为了给企业注入活力，更是为了分发给失业者）的时候，据报告，有些无权获得救济的人也领到了免费工装裤、衬衫、被褥及其他供应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