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但耕地的剥夺依然是租佃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1937年初，总统任命的“租佃委员会”报告，过去十年来，佃户以每年新增40,000个的速度在增长，以至五分之二的农民都成了佃户，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属于这一阶层。紧跟着这次全面调查之后，罗斯福于1937年2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请求制定一项计划，以改进佃农、谷租佃农和农场劳工的命运。

    在这种紧迫性的背后，也有着被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所刺激起来的公众兴趣，这些作品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长篇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1932，它后来被改编成了戏剧，创下了这十年的票房纪录），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跪》（Kneel

    to

    the

    Rising

    Sun，1935），以及这位乔治亚州人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照片文献。还有一些人得知谷租佃农的故事则是通过威廉•福克纳的那些尖锐的长篇小说、像《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

    Cotton，1932）这样的电影，或者霍华德•W.

    奥德姆、阿瑟•雷珀、鲁珀特•B.

    万斯及教堂山其他同行们在乡村社会学方面所作的扎实研究。

    在背后，还有南部佃农联盟的抗议和鼓动，这个组织是1934年7月一小撮白人和黑人佃农在阿肯色州组织起来的。其种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进主义气味一样，把普通的棉农吓得够呛。但是，尽管有鞭挞和夜袭——这些让人不由得想起三K党，南部佃农联盟到1937年还是发展了大约35,000名成员，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并在这个节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在华盛顿维持了一个活跃的游说团，并帮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济地位最卑微、处境最艰难的农场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班克黑德－琼斯法案”设立了农业保障局（FSA），最初一笔拨款为1,0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万，第三年是4,000万），向农业劳工、谷租佃农及其他贫困佃农提供为期40年、利息为3%的贷款，以购买他们自己的住所。从一开始，申请人的数量就远远超出了现有资金的能力。还款非常及时，平均超过了97%。FSA还发放小额贷款，用于跟债务人清算债务；帮助度过洪水、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时期；设立乡村合作社以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服务，包括为贫困社群提供团体医疗服务。作为附带的、但却很重要的服务项目，FSA的县监督人还要给借款人上课，教他们节约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生产牛奶和蔬菜以改善伙食标准，同时还有家庭经济顾问指导农民的妻子使用高压锅，以及制造罐头的科学方法。FSA另外的活动还包括管理161个宅地项目，作为示范和试验，其中有些项目是跟居民一起合作管理。

    在迁居管理局及其继任者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间，总共大约有125万人被给予某种形式的金融帮助，为自力更生做好了准备。到1930年代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租佃到所有权的适度逆转清晰可见，特别是在南方白人中间。FSA自然无权独揽所有的功劳，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这个方向上的拉动是强有力的。新政为了失地者和贫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这些努力，决不是联邦政府与农业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于农村的3,200万人当中，典型的家庭既没有接受救济，也不像绝大多数佃农和季节性劳工那样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然而，独立农户的命运也并不是什么好运。多亏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的长期萧条，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20年的15%下降到了1929年9%，以及1933年的7%。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产过剩这把利剑砍入了农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国内大企业的包围，迫使农民在贸易市场中总是低价卖、高价买；缺乏资本让他们的农场实现机械化，以便跟上大生产者；干旱和土壤损耗。另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消费者的品味始终在变化。棉农们苦苦思量的，不仅有一些新兴地区（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东方和南美）更廉价的产品，而且还有合成纤维的出现。至于饮食习惯，有一点很清楚：谷物、马铃薯和肉类正在对祖辈们的传统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当中逐渐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