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和苛政折磨着百姓。孔子才为世出，心向百姓，提出了德政。百姓希望有德政。孔子顺应民心，提出了富民的经济政策。有一次，他和学生冉求到卫国去，他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十分惊喜，认为是国家兴旺昌盛的象征。冉求问他：“人口多起来了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那就想法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学生又问：“富了以后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还要教育他们。”

这简短的对话表现出孔子超出常人的见解，对百姓既要“富之”，又要“教之”，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一方面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免受饥寒之苦，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百姓的修养素质，富而知礼，以免越轨犯上。穷而为盗，社会不安定，富而不教，社会也同样不得安宁。富之教之，先富后教，从物质到精神都富有则是最理想的。孔子从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深刻地阐明了富民教民的重大意义。

孔子是教育家，深深懂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从政者不可简单地用刑法来制服人，应该用道德规范来教化人。他说：用刑法来制服人，百姓只能产生畏惧之心不敢去做违法的事，但不产生羞耻之心。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服从，而不是主动地去遵守法规。如果把统治方法变一变，首先用道德规范去教化他们，知道怎样做就是正确的，怎样做就是可耻的，对是非荣辱分辨得十分清楚，那么，百姓就好管理了，就归顺于你了。富与教、德与刑都是缺一不可的，应当相互兼顾，互相统一。

这种兼顾和统一，目的在于使百姓服从统治者。不过，有时百姓不服从统治者是因为别的原因，即统治者重用什么人的问题。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我怎样做事百姓才心服呢？”孔子明确地告诉他：“你要注意用人问题，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位居枉道者之上，百姓看了就高兴，他们就服你；反之，坏人当道，你把枉道者举得很高，压在贤人之上，贤愚颠倒，百姓看了就生气，他们自然就不服。”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治国安民的深层次问题，孔子考虑到了，国君往往没有考虑到。

治国安邦是一件大事，国家能否治理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国者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孔子主张贤人治国，也就是他的贤人政治。

从政的贤人应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呢？

孔子说要有五种美德。其一，从政者要给百姓带来实惠而又不需要从国库里拿出什么，其办法就是要百姓自己去生财，你看百姓可以在哪方面得到利益，就该允许他们在哪方面发展自己，得到实惠，不要干预他们。这样因利而利，国家并不花钱，只是个引导问题。其二，迫不得已要役使百姓的时候，要使他们劳而无怨，不因服劳役而怨恨统治者。其三，只想到自己如何做仁人君子，不贪求别的什么物质享受。其四，待人接物时，无论人家势力大小或从者多寡，都不敢怠慢，做到矜持而不骄傲。其五，注意自己的仪表、衣冠整齐，目光尊严、严肃庄重，让人产生敬畏，但又要人感到不那么凶猛。这五种美德的前两种都讲怎样爱护自己的百姓，对百姓采取正确态度，后三条是讲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不因为官而忘乎所以。

一方面应具备五种美德，另一方面还要去掉四种恶行：不教而杀；不事先打招呼，突然检查人家的工作成功了没有；开始懈怠，突然又要限期完成；昭示允诺奖赏，但在出手时又吝啬起来。

具备五美，去掉四恶，就算是贤人了。这样的人执政，就称得上贤人政治。不过，为官是一件辛苦的事，处处要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学生子路问怎样从政，孔子告诉他：“当官的人要自己先干事，起好表率作用，然后才去叫别人干。”子路又说：“请再指点我。”“你要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不感到厌倦。”

为官者的表率作用在孔子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说，为官者的工作方法也很重要，不可操之过急。不要鼠目寸光。孔子的学生子夏当了地方官，来到老师的身边请教，探讨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孔子说：“不要性急图快，慢一点，莫把注意力放在有小利可图的事情上。你要知道，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要他的学生做事稳操胜券，想事从大处着眼。

看来，孔子的一套从政理论是有道理的，即使在今天有些理论也用得着，并未过时。可惜，孔子研究怎样从政很有见地，而自己却长期未能从政，这实在是他的悲哀。对这种悲哀当时的人也察觉出来了，有的人就大惑不解地问孔子：“你怎么不去从政呢？”孔子自我解嘲地说：“古书上曾说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道德正是我所提倡的，而且要形成一种道德风气，把这种风气影响到社会上，对转变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起到好的作用，这不也是参加了从政工作？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加了政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