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只能大举外债，最后落入别人的掌中。如果汉冶萍在日本的话，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而在中国呢？大清帝国的中央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大清银行，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当时中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资本积累远非雄厚。上海的股票市场更是投机者的天下，没人会对如此规模的超级重盘股感兴趣。钱庄规模太小难以成事，票号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

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如果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工业相结合，迟早必会爆发通货膨胀。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教训再次说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脉，失去金融主权，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国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扩张的冲动。而中国的洋务运动貌似热热闹闹，却完全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当中国和日本迎头相撞时，洋务运动的“西洋镜”立时碎成了历史的沉渣。

甲午战争，给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中国不再是从前心气高傲的天朝上国，而是迅速沦为列强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过去安心孤岛的藩镇小国，胜利的狂欢与征服的欲望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权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