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士为首等，商为末等。商人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歧视，屡屡遭遇的冷遇使经商之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人们但有三分奈何也是谋求仕途之路。但是在山西，这种“四民”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724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有一些民谣也反映了当时山西人的观念和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应考之童不敷额数的现象。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他省不知也。”这是山西人重商带来的一个社会现象。

在思想观念上，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传统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但他们是“学而优则商”。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为子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尊师重教，但目的并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家族的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王己、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之后并没有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王己创立“十大昌”商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

    陶朱术，就是经商术。中国历史上有个叫范蠡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践复兴越国，打败吴国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乘扁舟浮于江湖，经营商业，最终成为拥有数十万家财的巨富。他别号陶朱公，所以陶朱公在汉语中成为“商人”、“富商”、“善于经营的商人”的代名词。常万育经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孙，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维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仍然弃学经商了。晋商这种以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对于强国富民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