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封建时代的商人何尝不是。清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记载：

塞上商贾，多寅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功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蓄故也。其筑城驻兵处侧建室集资，行营进剿，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是以收利盈千万亿，致富不赀。

这是敢于舍身取利的战场上的山西商人的写照。他们甚至冒杀头危险，在明清时期做走私生意。

明代，与蒙古牧民的贸易除了规定时间、地点的官市、民市外，严禁内地商人与蒙民进行贸易。但是，走私活动十分猖獗。据明代任宣化总督的王崇古推论，仅大同墩哨驻军，三个军人中的粮银，有二人的成为私市货资，则大同墩哨军粮银每月同牧民的交易额，至少有3000银两，若以此银两购买布匹前往牧区交易，则有二万余梭布私贩到塞外，同时私贩进牛3000头或羊万余口。1570年（明隆庆四年），有山西榆次商人李孟阳等去蒙古走私马尾，时间长了，竟入住蒙古，并诱蒙古俺答军8000袭击明军事城堡。原来明代嘉靖万历年以后，江南地区百姓使用鬃毛或马尾纺织巾、帽绸巾的风气非常盛行，嘉靖以前只有生员与富有的人才戴鬃尾，到万历以来穿戴鬃巾为上层社会流行时尚，个个生员视鬃巾为必备品。而当时原料来源非常少，物以稀为贵，使商人铤而走险，私贩马尾等商品。由于走私者日众，一些人逐渐定居蒙古地区，其集居地蒙人称为“板升”，对板升的解释有多种，一说为“百姓”之谐音，一说为“堡子”。在板升中以山西人居多，他们在蒙古地区耕作，开发了农牧手工业，同时参与私市，故明朝一直对板升居民作为剿灭对象，但力不能及，只能听之任之。

说来有趣，由于明清政权的更迭，山西有八家做走私生意的商人竟蒙受了“皇商”的荣光。这八家商人在与各少数民族贸易的同时，与满清政权过从甚密，在明政府封锁满清政权的时候，仍然贸易不绝，实际上做的就是走私生意，清政权一统天下之后，这八家受到满清皇族的特殊优待，以答谢雪中送炭之功。

入清以后晋商参与走私贸易活动的仍然相当多。特别在对旅蒙商人采取严厉限制政策的雍正时期，更为厉害。

当时清朝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贸易孔道，并设卡对输入蒙地商品进行检查。还规定，凡赴内外蒙古进行贸易的商贾，必须持有“龙票”，在指定的盟旗进行贸易，贩运的商品也有严格限制，除铸铁锅和日常生活金属器皿外，严禁将武器、铁等金属输入蒙地。

但厚利的蒙古生意，仍然强烈吸引着甘冒风险的山西商人。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律，利用驼队载着货物深入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

私贩玉石是清政府严禁的行为。但晋商曾发生过数起私贩玉石案。乾隆年间归化城有一座晋商开办的三义绸缎杂货铺，掌柜贾有库，山西右玉人，从1773～1778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三年）期间，三义号就在掌柜贾有库主持下，做过几次私贩玉石的大买卖。

第一次是1773年，三义号用一万银两的货物兑换成玉石，私运到苏州贩卖。第二次是1775年，贾有库派其侄子从新疆私贩玉石到苏州，获利3000银两，第三次是1778年，从新疆私贩玉石550斤，作价银7150两，卖给北京城古董商。就三义号的这三笔私贩玉石生意，毛利高达22613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