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阴历九月初一，日升昌京都分号代理经理侯垣携伙友及账簿逃回山西，随之其他地方分号的人员亦闻风惶恐接踵逃避。甚至并无亏本、尚有盈余的上海分号和杭州分号也关闭停业。晚清王朝危局之中如日中天的山西票号，就这样一夜之间如大厦倾倒，一发不可收拾。

《大公报》曾载文分析其倒闭原因说：其一，日升昌营业的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其二，日升昌的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万两亏至35两及五六十两。亏耗之数令人惊异。其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500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根本不用说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始终未停利，这又是一项大的亏耗。以上三项，是为远因。所以关闭如此迅速的原因，还有种种近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西的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

事实上，无论近因远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为鱼水关系，水涸鱼岂能存？晋商因之而盛，亦因之而衰。

晋商同清政府的关系密切在清廷崛起之时，为满清入主中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关系，为其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山西票号在19世纪50年代的迅速发展固然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然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官所助。山西票号在创设的最初30年，只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十家。而从1851年开始到1864年的14年中，又有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大德兴、元丰玖、协成乾、乾盛亨、谦吉升、蔚长厚、其德昌、三晋源、存义公、巨兴源、大德玉、祥和贞、义盛长等十几家票号的建立，它们的营业利润是极其优厚的。如蔚盛长在1856年到1858年三年中，资本虽然只有3万两，而盈利却有82499.13两，每年盈利为资本额的91.66%。各家票号资本大多十数余万两，但汇兑额动辄数百万两，如此巨大的周转资本，主要是靠吸收存款。票号吸收的存款，以各省政府机构之公款及贵族显宦之积蓄为多数，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等，无一不存在票庄之内。所以祁县老商人杨某说：“如其说票号的股东是山西富商大贾，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及其显宦要员更确切些。”

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储蓄和政府公款存储，而在南方贷出流动。票庄放出的资金，因为革命的影响，丝毫不能流动，其余侥幸将贷款母银归还者，便称上乘，至于利息的支付，绝对难以得到。特别是清政府欠票号的银两，“屡恳无效”。京中王公大臣的借款，因清廷覆灭亦难清理。

辛亥革命中，日升昌遭到致命打击。在变乱中，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银30余万两，由于清皇室贵族官吏垮台，放款收不回来，总数达300万两。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标志着晋商淡出历史的舞台。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