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探索来看，还是从中国私营经济五十几年起伏跌宕的历史图画来看，刘少奇1949年4月天津之行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它的立意和构图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刘少奇去天津之前，华北生产形势很是逼人。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私营老板或者关门不干，或者准备逃跑。原来，天津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之后，没人理会私营老板。既不接见，也不谈话，更谈不上帮他们。有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说工人怎么怎么好，说到私营老板，都是罪恶。有些工会一个劲儿教育工人用各种招数跟私营老板斗。有些不懂政策的军管会成员还鼓动工人说，在城里斗资本家跟在农村斗地主一样，分光资本家的工厂和财产。私营老板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赔钱。比如，当时天津有一个私营久大盐业公司，把盐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私营公司，就想法子整他。国营贸易公司故意把盐的价格猛地一跌，迫使久大公司大赔本。类似事情接连发生，弄得天津私营老板叫苦不迭。

其实，北平、天津接管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就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谈到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生活无着，北平更多。1949年4月，薄一波又向毛泽东写报告，详细列举平、津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之外，未能处理好公私及劳资关系也是突出问题。于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解决问题。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4月10日抵津，5月12日回北平。一个多月的时间，仆仆奔走，多次讲话，并与干部、工人、职员座谈，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持召开了私营企业主座谈会。

他在讲话中说，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还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有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4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企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的很多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16字城市政策很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①

刘少奇着重批评了“左”的情绪和做法。他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资本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他强调说：“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①

在与私营企业主座谈中，针对他们害怕被称为“剥削者”的问题，刘少奇说了一番后来引起争议的话，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刘少奇指着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私营企业主最害怕搞社会主义，有人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 ”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

有人问：“怎样搞法？”

刘少奇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又有人问：“具体怎么个搞法？”

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

宋斐卿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

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①

座谈会之后，私营老板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

4月30日，宋斐卿提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阁下惠临训话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的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以上各项知关廑住，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②

这封信真切反映出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