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指标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再次把市场的注意力转向通货膨胀率、固定投资比例、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等与经济波动直接挂钩的经济指标上。当然，单纯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来看，央行这次和市场预期一致的透明化的做法（再次加息）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们从最近的宏观数据中还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正在开始出现“质”的转变迹象，比如，在固定投资比例同比增速下降的同时，企业的业绩和社会消费水平反而在提高。尽管这种迹象的生成机制还不十分明朗，它却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是中国经济摆脱流动性过剩问题纠缠的标志，也是中国央行未来渐渐恢复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希望。

因此，基于上述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判断，接下来国家的发展战略不应该将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主旋律来实施，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将各个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宏观调控问题上，更不应该通过“规划”固定投资的比例来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如果没有达到经济运作效率的优化目的，而人为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流动性过剩是中国经济现阶段增长模式的副产品，通货膨胀则是这一副产品的表现形式；相反，通货紧缩的压力才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所可能释放出来的内在力量。如果宏观调控只是暂时控制住了表面伤口（通货膨胀）的恶化，而没有相应地、进一步及时地采取解决内部肌体发生病变的有力措施，那么，对外依存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隐藏的、内在的“通缩”危险，将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绊脚石。

以下我将结合2007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和经济运作效率强化的重要性。

一、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结构冲突带来喜忧参半的经济指标。

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约30年的历程，中国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它们利用开放的环境（引进外商投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制度保证），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正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品牌和市场开拓的国际竞争力。2007年上半年企业业绩不断提高就是最好的佐证。中国企业的成长从宏观层面上也推动了中国的行业和产业的发展，缓解了庞大的就业压力。从客观的指标上看，它们确实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大多数业绩表现好、有竞争力的企业，它们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的景气和国外价格信号的变化。不少企业，尤其是那些生产上会带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企业，更摆脱不了国内制度（汇率制度的刚性、出口退税制度的“保护”、环境“税”的缺失等）给它们带来的成本“红利”，而且这种制度上的保护倾向也容易诱发企业过分地推行降低成本的海外价格竞争战略，从而延迟了产品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虽然近期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它们在吸收就业、出口创汇、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方面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今天中国企业业绩的提高伴随着巨额对外贸易顺差的扩大，这客观上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深深地打上了贸易“大国”的烙印。但是，中国企业的业绩急速增长并没有相应地带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相反，有限的收入提高，却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进入了中国目前还很脆弱的金融体系（市场和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品种有限、运作效率扭曲等）。这主要是因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先由国家承担的成本并没有过渡到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化解，而是落到了消费者的个人负担之中。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带动消费的增长，成为消费的“大国”，反而导致了储蓄的膨胀、贸易顺差的扩大，这些因素又进一步造成被动的货币供给持高不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加剧、资本市场的价格大起大落这样一种经济波动局面。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过度依赖前期自身利润的积累而脱离了金融体系的支撑，宏观调控的措施就根本不会产生效果，消费者也不能分享到企业业绩上升所带来的劳动收入和金融投资业绩实质性提高的好处。这也从另一方面，再次验证了当前改变中国经济这种金融“小国”特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2007年上半年的经济指标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这种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双重特征。

二、改革开放是提高中国经济运作效率、解决结构性流动性过剩冲击的制胜法宝。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结构变化的迹象：在企业业绩提升的过程中，持高不下的固定投资的比例（同比增速）开始向下调整，社会消费能力开始回升。如果这种变化真的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制度完善和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劣质企业的退市）、金融体系配置效率的提高（银行信贷、企业上市和增资扩股行为与企业绩效挂钩）、社会福利体系的改善（减少老百姓未来支出的负担），而不是暂时性的宏观调控的结果和市场策略性的选择所致（与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那么，如今中国经济的运作效率确实在不断提高。只要我们充满信心，甚至敢于承担当前一些经济波动的成本，而不轻易导入大规模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免经济运作的效率受到破坏），那么，结构性流动性过剩问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一定会不断减小，直到消除。但是，目前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这些好迹象出现的同时，贸易顺差和货币供给在大幅度地增加，流动性过剩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不能忽视。所以，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生成机制还是不明朗，中国经济是否开始进入了良性循环还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不管怎样，改革开放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且它也是彻底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的关键所在。因为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并不是由于央行主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致，也不是因为银行积极地扩大资产规模拼命放贷所产生的恶果，根本的原因是在较为刚性的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的膨胀所导致的日趋严重的外汇占款问题（相伴随的是银行存款的急速上升——这是导致近来银行贷款加速的根源所在）。“外汇占款”就像一个打开的却又无法自由调节的水龙头，“流动性”就像哗哗喷射出来的水柱，央行的加息、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央行票据的大规模发行等手段就像人们在拼命地更换不断灌满水的脸盆、水桶等盛水工具，来缓解势不可当的货币流动性对企业投资、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等所产生的较大负面影响。可结果，汹涌的水流还是会因为盛水工具的缺失而溢出到没有很好排水能力的水泥地上。因此，解决这样的流动性冲击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坏了的出水口尽快堵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汇率自由浮动）！这种做法是否立即可行，取决于人们当前喉咙的干渴（对外经济依存）程度和新建可以自由调节的水龙头（内需支撑的经济结构）的速度以及全体相关人员对未来水源的期待力度（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共识和信心）。

具体而言，政府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环境，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如企业债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促进金融创新活动；拓宽优质企业和有成长潜力企业的融资途径（尤其是要创造市场环境鼓励优质中小企业上市或增资扩股），降低其融资成本；强化金融体系和企业自身的公司治理能力，以真正提高消费者分享企业业绩增长和金融机构绩效提高的可能性。另外，中央政府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甚至要利用当前流动性宽裕、发债成本较低的“优势”，积极融资，并切实调整和优化好税收结构，将合理筹集到的资金及时用于或扶持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投资环节中，以分担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并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有效地支撑民间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活动，分担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投资风险，以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这里要指出的是，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的阶段，开放确实存在恶化流动性过剩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去遏制开放，遏制竞争和提高效率的外部环境；相反，要通过制度的完善，来确保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供需互动关系。而一旦这种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地运作起来，那么，物价水平、汇率水平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就完全可作为一个有效的信号（看不见的手）被市场所接受。只要它自发地调节市场的供需关系，通胀和泡沫现象的“持续”存在就不太可能了。因此，在这样一种“流动性繁荣”的状态下，也就没有必要过分地依赖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控制价格的变化。

三、宏观调控是为结构调整创造环境、争取时间，而不应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

当前通货膨胀引起了“负利率”现象，在流动性过剩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抑制和消费者支出负担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确实有可能会通过企业投资扩张，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对外依存的程度。同时，由于物价的外部冲击和企业自身的投资扩张行为，很有可能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现象。而且，在当前贫富分化的中国经济环境中，这种形式的价格上涨甚至会引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另外，在“负利率”的环境中，消费者闲置在银行体系里的资金随时可能流向资本市场，尤其当我国资本市场还缺乏深度的时候，其价格形成机制很容易受到波及。再者，银行也会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来冲销通货膨胀的风险，由此会造成银行体系金融风险的沉淀和加剧。所以，适度、及时和透明的货币政策的导入还是十分必要的。

2007年年中，再度加息（利息税的减免只提高了约0.6%的年利率）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点：首先，能够缓解“负利率”现象（虽然央行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货币政策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直接影响并不很大）；其次，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控制固定投资的反弹；再次，显示出2007年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控制通胀水平，而不是资产价格。可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结构中，该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十分短暂，而且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多数的消费者出于缓解未来各种大额支出负担的目的，大量储蓄和投资。他们对资金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十分敏感，而拉美国家中发生的货币错觉所导致的“消费过热”现象很难发生。另一方面，企业业绩十分强劲，流动性十分充裕，所以，贷款利率的上升可能不会太大地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利息税的减免虽然从储户的角度等于加息，但是，它不能当做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滥用，而要根据一国的税基状况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利息税的减免标志着我国税收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在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中选择这样的调整确实抓住了良好的时机。尽管如此，也千万不能形成这样的错觉：货币政策的目标可以随便借助财政政策的工具来加以实施！否则，对其效果的评估一定是“亏本买卖”，得不偿失。而且，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

总之，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为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争取时间、创造环境，但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就是说，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发生暂时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重视宏观运行效率的提高，暂时性的经济波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分担和缓解，而不应该盲目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甚至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一味地追求暂时性的“稳定”。因为当前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是结构性流动性过剩，它无法通过宏观调控来加以解决，而且，为争取暂时的稳定，宏观调控所付出的代价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唯一解决结构性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出路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和开放的战略，形成投资和内需匹配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从而建立起一个良性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提高中国经济运作的效率，彻底走出依赖宏观调控的经济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