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低生产率的行业和企业若想打破刚性的工资体系和用人制度，则要及时调整适合自己企业生产能力的经营模式。比如增加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比例，通过购买高生产率的国内企业的技术含量高的设备和部件来保证自己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同时也要把人力资本释放给高生产率的行业和企业，自己则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吸引更多来自农村的闲置劳动力。

通过工资体系和劳动生产率改善的协调发展，不仅能让一部分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对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同时也能通过低生产率行业人力资本的释放，使这类企业能够产生更大的雇佣效果，从而缓解目前个人和地区之间收入非常不平衡的问题，提高各个经济主体抵御暂时性物价上涨的能力，以保证各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培养后代健康成长的能力不受到严重侵害。

同时，也要提高政府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尤其是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税收体系的完善，从而让每个人都能安心消费、合理储蓄、理性投资，真正做到物价上涨是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而这也会进一步促进企业根据这一正确的价格信号进行扩大生产，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三、抑制通胀预期的组合拳也应注意实施的技巧。

当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都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享有高附加价值所带来的利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力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也能享有自己应得的高回报。这时通胀预期的形成就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断紧密地结合起来，短时间的宏观调控就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否则，当参与实物投资所获得的报酬比参与金融投资所获得的投资回报低很多的时候，人们就会选择金融投资而减少实物投资。但是，金融投资改变的是人们未来的购买力，而实物投资则是改变未来可用于消费的商品规模。前者存在推高未来商品价格的动力，后者则存在降低未来商品价格的能力。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比起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保留更多用于未来的生产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只要判断储蓄主要是流向金融资产还是流向实物生产部门，就能够预测出未来通胀的变化趋势。通胀预期一旦形成，就会促使大众提前盲目消费或增加金融投资的比例，而实际上这类行为又会促使物价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显然，今天，当居民受股票收益膨胀的驱动，不断开设证券投资的账户时；当实际的交易量为此创下历史新高而再次刷新股价时；当企业的参股结构转向和金融投资相关收益高的部门时，储蓄向金融资产的集中现象就应引起注意，因为通胀预期上升的依据已经显现。所以，有必要利用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加快结构调整，以期抑制通胀预期形成的病毒滋生。

另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实施的技巧，有时它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甚至会超过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所带来的抑制效果。比如政府各个决策部门的政策意图和对外宣传是否能保持观点和政策方向的“一致性”，这在实体经济缺乏活力的短时期内，对通胀预期的抑制作用可能更为明显。

同时，学术界对预期形成的影响力也不能轻视。比如每一次在一项重大政策实施前，发达国家的决策部门都会鼓励学术界通过各种方式向大众传递这一政策所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等到学者和大众的观点基本上达成共识后，他们才会正式启动事先设计好的政策措施，使得事后的政策效果按照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这一做法的关键所在就是培养大众形成合理、正确和科学的预期，从而提高政府政策的效果。换句话说，如果事先没有大众认识的基础，或者“逆向而行”的大众预期已经存在，那么，此时匆忙地推行宏观调控政策就有可能会陷入“适得其反”的尴尬境地。

总之，上述三大政策环节虽然侧重点不同，第一个政策环节主要是控制可能出现的金融泡沫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第二个政策环节主要是提高实体经济部门收益率，以降低过剩的流动性涌向金融部门而可能造成的通胀压力，第三个政策环节的侧重点则放在影响大众合理预期的形成机制上，但是，上述每一类政策的有效实施都会影响其他两类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如果能有效控制金融泡沫，使资金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就有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从而也就会降低因为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所可能造成的未来的通胀预期。当然，实体经济部门收益的提高，若能够与人力资源的投资结合在一起，那么，实体经济增长就会给予人力资本足够高的回报，这样也就可以把优秀人才留在实体经济的体系中，大众对通胀的预期也就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一局面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当然，所有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都是基于大众对政策体系的信赖和准确的理解，为此，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应该肩负起宣传和正确诠释政策效果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