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全面收购恒昌，乃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中信泰富为首的财团，完成收购恒昌后，荣智健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拉队前往欧、美、日做巡回推广。

起初荣智健满以为，收购了拥有45年历史、盈利高达10亿港元的老牌大行恒昌，在鬼佬及东洋人面前可炫耀一番。谁曾想希望愈大失望更大，日本机构投资者对他毫不留情，大肆批评中信泰富挟着国务院这个大后台，乘“九七”过渡之便，在香港左买右买。并放话说，中信泰富尽管旗下有国泰、香港电讯、恒昌等蓝筹股公司的股权，但本身没有自己经营的生意，不可以作为长线投资对象。

欧、美财团对于日媒的话深信不疑，对中信泰富并未做全面客观的信誉调查，结果荣智健所到之处大都反应冷淡。荣智健这才意识到，中信泰富作为中信的旗下公司，给外界的形象属于信托投资公司，而不是实业公司。虽然恒昌的最大股东是中信泰富，但中信泰富也只有36％的股权，恒昌并不能说就是中信泰富的公司。

荣智健没有想到中信泰富在外资眼中是这样的形象，他开始意识到：“一定要有自己的实业作为根基，大公司、大架子而不切实际，在国际市场中是很难打开局面的。”于是，他决定从现有的产业着手，重建中信泰富的产业架构。

中信泰富不可能将英资国泰和香港电讯控为己有，只有打恒昌的主意。

1991年12月4日，恒昌主席荣智健宣布了他的“拆骨”计划，将恒昌的核心物业恒昌大厦卖掉。但恒昌前任主席何善衡又怎能同意荣智健的“拆骨”行为呢，原来买主就是何善衡。恒昌大厦卖价9.07亿港元，比5月间宝源投资的估值高出1.5亿港元。年底地产转旺，9亿港元的卖价不为贵。

这样，恒昌坐拥的现金及股票，就高达36亿港元之巨。但这36亿巨资并不是中信泰富及荣氏本人所有，是各股东共同拥有。要使这笔巨资及整个恒昌为中信泰富所控，必须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

那么，该如何向这些曾帮助自己建功立业的富豪朋友开口呢？这似乎难不倒荣智健。荣智健摸透了香港首富李嘉诚、大马首富郭鹤年的心理。李氏、郭氏都是高瞻远瞩的商人，不会计较眼前这点蝇头小利，他们想的是要对未来投资。

1991年12月底，荣智健与李嘉诚、郭鹤年在深水湾高尔夫球场打球。

荣智健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道：“这杆球若进了洞，我就买了恒昌。”

李嘉诚、郭鹤年是何等富有政治头脑的人，虽内心舍不得恒昌股份，但听话听音，便认认真真与荣智健谈起主动出让恒昌股份的事宜，一宗涉资30亿港元的交易当场敲定。

然后，由李嘉诚先做郑裕彤等人的思想工作。这些股东都舍不得放弃，但两位顶尖级巨富已做出表率，他们也只好同意。就郑裕彤来说，“九七”前后的投资重点在香港、内地两处，他不得不为庞大的家族资产考虑。

于是，买家荣智健和卖家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百富勤、何添家族、洗为坚、冯梁宝琛等股东，心平气和坐在一起协商收购事宜，最后欢欢喜喜达成协议。

为筹措资金，中信泰富在股市上进行了一次大型集资活动。1992年1月，中信泰富配售11.68亿股新股，集资25亿港元。投资者看好中信泰富股票，相信这家国务院驻港商务机构，将会在过渡时期和“九七”后扮演极重要的角色，纷纷入股中信泰富为荣智健添砖加瓦。

1992年1月13日，除中信泰富及荣智健之外的7位股东，正式宣布将所持的恒昌股份卖给中信泰富，恒昌成为中信泰富的全资附属公司，由荣智健全盘打理。

是日，恒昌行政总裁袁天凡毅然辞职，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讨伐荣智健是在“巧取豪夺”。香港舆论还挑唆各股东炮轰荣智健，虽然其他人没有上当，但是郑裕彤因为性格原因，还是被媒体利用了一把。

郑裕彤不喜欢口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因此，要忍痛割爱的郑裕彤表露出开开心心，真难为了他。加上他在政治上不成熟，结果在记者穷追猛打下说漏了嘴：“我是舍不得恒昌，但朋友既然要卖，自己还是随大队吧。”

有人抓住这点向荣智健发难：郑裕彤等人舍不得放弃恒昌股份，是受你们的逼迫，云云。

最使荣智健头痛的大概算袁天凡。袁天凡是前联交所行政总裁，此君因快人快语而捭阖股市，凡他看不惯之事他都要抨击。1988年，“香港财经界十大风云人物”评选，袁天凡以“说话最多的总裁”荣登金榜。

李嘉诚协助荣智健购得恒昌，并为荣智健物色了一名商界才俊做他助手，担任恒昌行政总裁处理日常事务，这个人就是袁天凡。但没过多久就爆出袁天凡与上司荣智健“不咬弦”的传闻。因此荣智健与李嘉诚等商议中信泰富全面收购恒昌的大事，并未向行政总裁袁天凡透露一丝风声。直到1月份袁天凡才如梦初醒，此时，荣智健大事已成，袁天凡只好愤然辞职。

袁天凡这张全港商界第一铁嘴，在多个公众场合，向传媒猛烈炮轰荣智健。袁天凡是打工皇帝，不是资产者，无所顾忌，一任淋漓酣畅的宣泄，在媒体上把荣智健搞得灰头土脸。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出面讲话，声明中资在港发展是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以消除香港商界关于“中资是来抢饭碗的”的误解。

事实上，荣智健收购恒昌并不像香港舆论说的那样，是“巧取豪夺”港人的财产。中信泰富向各股东收购恒昌股份，每股作价230港元，连同之前已派发的特别中期股息120港元及中期股息40港元，合计共390港元，较恒昌行在1991年10月易手时的每股330港元高出60港元。荣智健并没亏待众股东。

其中李嘉诚赚钱最多，他持恒昌股份388万股，赚得2.32亿港元；郑裕彤赚得2.2亿港元；百富勤赚得9800万港元；郭鹤年赚得8500万港元；何添家族赚得4900万港元；冯景禧遗孀和洗为坚各赚得1200万港元。这等于说恒昌股东在3个月内的盈利率为18.18％。

袁天凡去职后，行政总裁一职由荣智健的私人顾问柳代风接任。

柳代风执掌恒昌，和郭鹤年大有关系。原来，柳代风跟随郭鹤年20多年，曾驻巴黎管理郭家的蔗糖业务，后来娶了郭鹤年的侄女成为郭鹤年的侄女婿，更被重用。

20世纪70年代中期，柳代风跟随郭鹤年来港打江山，与太太入住山顶侨福道环翠苑，一直是嘉里地产董事，并获配不少股份。被委任为恒昌总裁之前，他常常在嘉里贸易、嘉里地产及香港香格里拉国际的写字楼巡视业务。

让郭鹤年的侄女婿兼老臣子出任恒昌总裁，更显示出郭氏集团和中资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荣智健对郭鹤年鼎力相助、玉成其事的回报，同时也说明郭氏集团将是以后中信泰富开拓海外市场的主要合作伙伴。有了郭鹤年这个合作伙伴，中信泰富今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澳大利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市场就可以长驱直入了。

收购完成后，中信泰富及荣智健本人控有恒昌股权97.12％，收购共涉资金30.06亿港元。

全面收购恒昌行的成功使中信泰富这家以控股为主、地产为辅的小型多元化公司升格，迈向“洋行”式的多元化跨国公司，可以在“九七”以后和怡和、和黄、英之杰等大公司逐鹿于远东市场。

中信泰富买入整家恒昌行后，业绩一飞冲天。香港本土营业额比以前增长了30%。1992年，公司赢利达到3.33亿港元（每股盈利0.87港元），其中恒昌行占整个中信泰富赢利增长的40%。

1992年年底，中信泰富名列香港上市公司财阀副榜第一名，成为香港第十一大财阀。而1993年6月的财阀新榜上，中信泰富已跃居正榜第十大财阀，仅以0.8亿之微，次于第九大财阀郑裕彤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