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费用因此达到了本金偿付的近两倍半。随着欧洲债务的堆积，它们没有得到清偿，而且如果不进入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市场从而取代美国的出口、或者如果不没收欧洲的私人财产——而这将导致政府大规模地侵犯产权关系——来偿付美国政府的话也确实无法清偿，欧洲似乎在金融上原地踏步。事实上，在罗斯福执政的整个12年时间里，美国恰恰让它自己处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位置上，即为了将大企业拥有的财产上交给美国政府而敦促对这些财产进行国有化。当然，美国打算转而将这些企业出售给美国私人部门中的买家。但这一金融过程存在着改变世界的主要产权关系、将所有权从债务国那里转到债权国那里的危险。对于这样一种结构性的改变，胡佛及其内阁并没有准备进行。

罗斯福却愿意彻底打破这个传统的世界观，这种迹象反映在莫利充满讥讽的评论中，他说“截止那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崩溃”很难说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金本位和自由贸易的理想是不可动摇的正统的两个支柱，这两者也是国际银行家们、我们的经济学家当中的大多数、曾经涉猎国际关系或经济学领域的每一所东海岸大学的几乎每名毕业生的信念——已经着手去发现补救国际经济体系的办法。他们一致同意问题在于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他们宣称，如果取消它们（所有公私债务中的这些特定的债务），或者以它们来换取欧洲的普遍裁军或英国的恢复或不恢复金本位，我们就会根除造成我们的麻烦的原因。大西洋对岸各国中支撑这套处方的观点是如此深思熟虑——至少在学术和自称是‘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是如此，以至于如果不接受这些观点竟然就是不体面的了……只有那些可能受其欺骗的人——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固执地拒绝轻信这些观点。”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69页。以下的讨论依据的是莫利在1939年和1966年的叙述，它们是有关美国在那一年与欧洲进行债务和金融谈判的材料的主要来源。亦可参见美国国务院的《美国的外交关系：1933年》以及菲斯（Feis）、塔格维尔、胡佛和赫尔（Hull）等人的回忆录。罗斯福和莫利当然不打算受到如此的欺骗！

尽管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号当选为总统，但他要在近四个月后、即1933年3月4号才会就职。这一段空位期反映了美国政治体系的一个独特的特征，它是以前时代的遗留物，那时交通还没有发展到能将远在加利福尼亚的新当选官员很快运到华盛顿的程度。（即使航空运输已经成为当今的标准运输方式，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在选上后仍要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就职。）这个空位期让胡佛政府处于“跛脚鸭”的地位。政党控制的更迭对于美国对一战债务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不仅欧洲政府对此很关注，胡佛政府也是如此。当时的空位期有中断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的危险。欧洲的外交家们和胡佛本人都想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在公众面前做出的姿态，还有即将履职的政府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鉴于英法两国11月10日的照会，这个问题是如此之紧迫，以至两天后，即11月的12号（星期六），胡佛向当选总统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与他当面讨论外国债务问题。国会一年以前通过的延期偿付计划已经到期，而大笔的偿付按进度要于12月15号进行，最大的两笔分别是英国要支付的9950万美元和法国要支付的1930万美元。

罗斯福及其顾问们对收到胡佛的电报颇感惊讶，因为即将离任和即将上任的总统之间的晤面似乎是没有先例的。很明显，胡佛希望罗斯福对共和党人背着选民们进行谈判的债务清偿方案做出承诺。在罗斯福这一方面，他要竭尽所能地避免对“12月15日问题”——如果欧洲拒绝支付按计划它要恢复支付的盟国间债务时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承担责任。他不太可能拒绝与胡佛的见面，但他不希望他自己成为胡佛看来正在与欧洲达成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我们完全确定，外国政府说它们无力偿付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假的”，罗斯福邀请的与他一起同胡佛见面的雷蒙德·莫利如此写道：“即使这种说法是真的，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看来可取的——至少对此而言是可取的，即保留债务以提醒我们的债务国：它们会发现为在这个国家发动另一场战争提供资金将会非常困难——换取战争债务的安排。”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70页。对于罗斯福政府与欧洲展开金融谈判的喧嚣混乱的第一个半年，雷蒙德·莫利撰写了最为全面的报告：《七年之后》（1939年），随后是《首个新政》（1966年），后一本书是对前者阐述得更为详尽的第二版，加入了在这之间的三十年里出版的资料来源，以更具哲学思考的方式讨论了美国处理盟国间债务问题的日常政治。

莫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公法教授，作为罗斯福的个人顾问，他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分配给他的职责包括处理“外国债务、世界经济会议、监督经济顾问们的工作，以及总统指派给他的有关外国和国内政府在这一广泛领域方面的其他职责”（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81页和第116页］和《首个新政》［1966年版，第60页］）。作为一名孤立主义者，他并不愿意在国际主义者的考代尔·赫尔（Cordell Hull）国务卿手下工作，后者是一名来自田纳西州的坚定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他放弃了实际上是终身制的参议员席位而在罗斯福的内阁中任职。但罗斯福之所以挑选莫利担任助理国务卿，正是因为他“让欧洲见鬼去”的态度，而且罗斯福让他独立于赫尔行事。

莫利、塔格维尔以及顾问们的立场为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剩下时间里的政策定下了基调。一个不变的主旋律是：正是为了不让欧洲有钱用于重整军备，所以美国政府不应放弃其债权。其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欧洲停止军备，它就会有钱支付其债务了。如果它选择征用私人财产的话，它也能筹集到这笔钱。

让美国的这些态度在今天显得如此令人着迷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除了夏尔·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提出过如此的要求，尽管大部分欧洲人不同意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活动，而且它们手里当时正在积累大量的美元，而它们发现这些钱无法用于购买美国的工业企业，甚至是这些企业所持有的欧洲资产。正如以后各章节所指出的，情况恰恰相反；尽管美国相对于欧洲转而成为了债务国的地位，美国的私人投资者继续购买着欧洲的公司。在回顾美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外交政策时，我们应该牢记20世纪30年代与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这一对比。它说明了在改变基本的金融和财产结构时要得到国际上的默许有多么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