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斯的看法没错。1949年，中国共产党摧枯拉朽，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千里长江发动渡江战役；5月，共产党进入上海；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虽然上海滩上的一些企业家们给中国共产党打分时曾嘲讽地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得100分，政治上可以得60分，经济管理上则是个零蛋。但是，话语权已经不再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上。

中国的确已经改天换地。上海滩的赌场、妓院、烟馆、舞厅的霓虹灯不再闪烁，外国人的急剧减少也改变着这座大城市的面貌，俭朴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豪奢的沙逊大厦已经入不敷出，因为即使有钱的资本家和富商也没有人愿意再来这里作冒险的享受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正在改变一切。

1950年3月，当摩尔斯再一次向股东致辞时说道：“汇丰银行盈利比上年大得多，同额股息将照旧发放。灾难性的变化尚未发生，大陆处于骚乱中这一事实促使更多的贸易转到香港，很多原由上海经营的生意已到这里来了。可是当共产党政权开始走上轨道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摩尔斯表示，只要中国内地还存在着某种做生意的可能性，汇丰就不会从中国撤销机构。

但是，在新中国的新体制下，上海、天津等此前作为南北金融中心的功能急剧减退。它们既直接听命于中央的各种安排，又很少与周边省份作金融、商贸及人口的交流。同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许多在华外国公司生意萧条，外资银行也因对外贸易萧条金融业务量大为减少，英资企业开始陆续撤离中国。

当1953年摩尔斯卸任时，汇丰在中国的营业前景已经越来越暗淡。1953年2月，中国政府规定，将国民党时期以来的个人存款按照核定比率重新定值，使每个存户按一定比例提取存款。

3月1日，特纳接替摩尔斯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此时，汇丰在中国的一些分行已经先后停业。只有上海、天津、北京和汕头等分行还开着，但业务实际上也已陷于停顿。为了维持这几个分行，汇丰银行每年得给它们汇去约250万港元。只出不进，这不是汇丰打的算盘。对资金的不断消耗，必须予以制止。这正是新上任的特纳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纳提出：交出汇丰在华的全部资产，以换取勾销一切应付之款，包括让英籍职员离境和资遣当地职工。特纳与中国政府的讨价还价，从1954年汕头与天津两分行关闭时起，一直进行到1955年北京分行停业才告结束。

1955年4月，汇丰银行与中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汇丰银行在中国的财产，包括它在上海的那栋大楼，交给中国政府，以抵历史拖欠的税款等项。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租用别的房屋继续营业，从事一些小额汇款和出口押汇等常规业务活动，英籍职员在有人前来接替的情况下，可领取离境签证。①

在与中国方面就转让进行谈判前，汇丰上海大班姚克绍来到汇丰银行大楼前，徘徊良久。后来他谈及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注视着我们的银行大楼，回忆起昔日的声势时，一想到明天将与中方进行的会见，不禁黯然神伤。”

同年，上海市人委机关（1955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迁入，这栋大楼于是一变而成为人民政府权力的象征。

相较于其他在香港起家并依托中国内地发展壮大的英资财团，汇丰银行是最后办完离开中国内地手续的。太平洋战争使英资财团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逾百年的苦心经营惨遭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怡和、太古等英资大财团与汇丰一道重返香港，并迅速恢复它们在中国的业务。然而，这一时期，上海租界已被中国政府收回，英资企业与银行再难重现往日的辉煌。而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和中国共产党的取胜，时局剧变，这些“帝国主义企业”重整山河的企望更是化为泡影，无可奈何之下纷纷部署撤退到香港。1953年，太古集团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结束了在中国的全部业务；1954年，英国在华最大洋行怡和关闭了它在内地的全部办事处；1955年，汇丰永久地搬出了外滩12号大楼，仅象征性地在上海留有一家营业机构，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全部关闭。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