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澄的这一套是跟南朝学的，只是进行了简化。南朝权臣篡位，一般分四步走：一、加殊礼；二、封公爵，备九锡，位在诸侯王之上；三、晋位王爵；四、旧帝禅位。宋、齐、梁以来的三朝，无不如此。高澄一步到位的晋王爵与加殊礼，是对前三步的合并。可见高氏一家虽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澄本人也被侯景蔑称为“鲜卑小儿”，他在某些方面还是受到很深的汉文化影响的。

按理说，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地准备做皇帝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

讲述变故之前，先得说说高澄在东魏掌权期间的所作所为。

高澄对于老爹留下的遗产，很不以为然。高欢手下有四个没人敢惹的重臣，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前两位是高欢的旧友死党，后两位是高欢的亲戚。这四位在朝中共事，人称“四贵”（南北朝时代凑个“四贵”也算时髦的玩意，刘宋末年就有以萧道成为首的“四贵”，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四大恶人的“美称”，东魏一朝也给学来了），权倾朝野，为非作歹，贪赃枉法，自不待说。高澄看不惯这些人，但他不是什么嫉恶如仇，不过是出于自己横行霸道，又不许别人作威作福的心理。高欢晚年身居晋阳，把朝政交给邺城的高澄打理，高澄第一个拿孙腾出气。一次孙腾进见高澄，因为态度不好，礼数不周，高澄立即命左右随从一把将孙老头从坐床（即胡床，小板凳，也叫马扎）上揪下来，举着刀环猛敲脑袋，然后推到大门外去罚站。高欢不教训儿子，反跟众臣说：“我儿子长大了，脾气不好，诸公请务必躲着点儿。”

高澄更嚣张了，他重用自己的亲信崔暹，任命为御史中尉，专门彻查弹劾贪污不法的官吏。崔暹是个善于迎合奉承头子的小人，当年高仲密叛变，就有他挑拨构陷的“功劳”；做了御史中尉，他专挑令高澄不爽的权贵下手，比如他多次弹劾司马子如。司马子如贪污受贿，私德很差，被崔暹添油加醋地拟定罪状，下了监狱。司马子如哪见过这架势，一夜之间把头发都给愁白了。司马子如在狱中写信向高欢交代：“我司马子如自从跟随了大王，大王给我一辆车子，一头牛犊，如今牛犊死了，牛角我还留着，除此以外其他东西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高欢念及旧友之情，给高澄写信求情说：“司马子如是我的旧时好友，你得对他宽大处理。”高澄这才决定赦免司马子如的罪责，但又不好好把他放掉，而是骑着大马，把他押到街上，卸去枷锁，司马子如吓得尿都快下来了，口中嘀咕：“是不是要杀我了？”没想到是当场释放，当然，官是没得做了。

高欢死后，高澄就不仅是排挤旧臣宗室，而且要欺负到皇帝头上去了。

高欢始终难以忘怀孝武帝西逃长安给他带来的莫大耻辱，怕孝静帝做孝武帝第二，因此虽然位极人臣，表面上对孝静帝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事无巨细都向孝静帝禀报（孝静帝有没有资格发言那是另一回事了）；每逢与皇帝共同进餐，他都是俯着身子祝寿；孝静帝兴办法会，他一路上手持香炉，步行跟从，屏息弯腰，察言观色，举止小心谨慎。一句话，只要不是触及到自身权位的原则问题，他在孝静帝面前是摆出十足的臣事君的模样的。孝静帝呢，年纪还轻，也任由高欢执掌朝政大事，君臣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