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之间的区别就是多年前在康涅狄格州横亘在塔勒布和尼德霍夫之间的分水岭。尼德霍夫心目中的英雄是19世纪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Galton）。尼德霍夫给他的大女儿起名为高尔特，在他的书房里挂着高尔顿的全身画像。高尔顿是一位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遗传学家和气象学家），如果他也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你会相信通过整理一系列的实证和集合数据观点，就可以弄清楚什么是你需要了解的。另一方面，塔勒布心目中的英雄是卡尔·波普（Karl.Popper）。波普说你无法确切地知道一个命题是否为真；你只能知道它不是真的。塔勒布希望从尼德霍夫那里学到更多东西，可是尼德霍夫坚称他不足以为塔勒布效仿。“在他的一个案例中，贝利的朗珀尔谈到曾受到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主教审问，”尼德霍夫说，“纳西姆是不相信经验主义的经验论者。”倘若你认为经验不可信的话，为什么你还声称要从经验中汲取营养呢？如今，尼德霍夫通过卖期权赚了大笔钱，比没有卖期权给他的纳西姆要赚的多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哪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赌每股1美元的话，那么这1美元的收益可能就来自对方。老师和学生已经变成掠食者和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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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纳西姆在波士顿第一投资银行工作，令他感到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目睹了这个行业愚蠢的一面。一位交易员要每天早晨准时来上班，然后就是买进或者卖出，以他买进或者卖出的额度作为给他发红利的标准。倘若他许多天效益都很差的话，他的同事就开始以滑稽的目光盯着他；如果再过很多天他还是不见利润，就只能卷铺盖走人。绝大多数交易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身着萨维尔街名牌衬衫，打着菲拉格慕领带。他们怀着狂热的急切心情一头扎进金融市场。他们捧读《华尔街日报》，生怕漏掉一个字，并围在电视机前捕捉爆炸性新闻。“诸如联邦调查局做了什么，西班牙首相做了什么，”塔勒布回忆道，“意大利财政部长说，不会出现货币竞相贬值的情形，这个数字比预期的要高，阿比?科恩刚这么说的。”这是塔勒布不明就里的一幕。

“他总是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概念化，”霍华德?萨维利说，他是20世纪80年代塔勒布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任职时的助手。“他总会让我们的交易厅交易员（他的名字是蒂姆）发疯。交易厅交易员习惯于精确：“以87美元的价格卖出100份期货。”纳西姆抓起电话说：“蒂姆，卖出去一些。”蒂姆会问：“多少？”这时他会说：“噢，大家都能接受的数量。”这句话等于说：“我不清楚到底多少，我只知道我想卖。”在法国也存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互相争执不下。然后，大家会外出吃晚餐，开开玩笑万事大吉。纳西姆和他领导的小组都抱着这种态度，即对于获知新的交易数额是多少没有兴趣。当别人在办公桌旁倾着身子，仔细倾听最新数字时，纳西姆则大煞风景地踱着方步离开房间。

在恩辟利卡，你根本看不到《华尔街日报》。这里几乎难觅繁忙的交易景象，因为基金所拥有的期权是由电脑来选择的。绝大多数期权仅当市场出现戏剧性变化时才有其实际意义；当然，绝大多数时间里市场都风平浪静。因此，塔勒布和他的团队的工作就是等待和琢磨。他们分析公司的交易策略和作为撒手锏的战略，开发更复杂的期货价格的电脑模型。坐在角落里的丹尼偶尔将一些东西输进电脑里。帕罗普出神地盯着远处。施皮茨纳格尔在接听交易员打来的电话，并在他的电脑上来回切换页面。塔勒布刚回复了一封电子邮件。然后给芝加哥一家公司的代理商打电话。他打电话时带着布鲁克林口音，实际上他来自黎巴嫩北部。“你们怎么做？”听他说话仿佛是在课堂，而不是在交易厅。

“帕罗普，你反思了吗？”塔勒布刚吃罢午餐，从外面溜达回来喊道。他问的是与帕罗普的博士学位有关的事情。“想得很多，”帕罗普边说边懒洋洋地挥了挥手。